谈做人

假定我是土匪

这个题目太好了，越想越有趣，假定教师肯出这种题目，必定触起学生的灵机，不怕没有清俊的文章可读。也许很多人未曾想到这种题目，但于我，一想起，却是爱不忍舍。若加以唯物史观的辩证法而分析之，我想也可客观的发见此文之“社会意识”。现代的社会，谋生是这样的不易，失业是这样的普遍，而做土匪的将来又是这样伟大，怎禁得人不涉及这种遐想？假定一人生当今日，有过人的聪明机智，又能带点屠狗户骨气，若刘邦、樊哙之流，而肯屈身去做土匪，我可担保他飞黄腾达，荣宗显祖，到了晚年，还可以维持风化，提倡文言，收藏善本，翻印佛经，介绍花柳医生。时运不剂，尚可退居大连，享尽朱门华贵，嫔婢环列之艳福。命运亨通，还可以媲美曹锟、李彦青，身居宫殿，生时博得列名“中国名人传”之荣耀，死后博得一张皇皇赫赫的讣闻。

自然，我有自知之明，自觉不配做土匪的。不但不会杀过一条人命，而且根本就缺乏做匪首的资格。做个匪首，并不容易，第一便须轻财仗义、豪侠好交，能结纳天下英雄、江湖豪杰，这是我断断做不来的。做土匪的领袖，与做公司或社会的领袖一样，须有领袖之身分、手段、能干、灵敏、阴险、泼辣、无赖、圆通、是非不要辨得太明、主义不要守得太板……这是据我的观察，一切的领袖所共有而我所决无的美德。但是假定上天赋与我这样一个性格，我可以指出一条成功的途径，包管博得一个社会模范人物的美名，骗得那里公园的一块石像，将见时谣曰“生子当如×××（即匪首之爷）”，为众人所羡慕不置。

第一件，便是习书法。我想要自一个土匪做到显祖荣宗的模范人物，有两个必要的条件：学得一手好书法，而又能拟得体动人的通电。后者总有办法，可以六十圆一月雇一位举人代拟，题签联对则不好意思叫人代题。至少我个人是不好意思这样的，书法是半世的事业，学习要早。所以在我做乡村土匪时期，就得练习书法。到了我夺了几个城，掠了一州府，自然有许多人来请我题匾额写对联了。这时就要见出你的高下，而见出你是一个暴虎凭河的莽汉，或是一个读过圣贤书的雅人。你有一手好字，便可以结交当地士绅，而不愧为一位右文的山皇帝。

有了一手好书法及雇一位善拟通电的书记（最好是骈四俪六一派的），我就要去攻一小商埠，如厦门、烟台之类。这大概需五百名精兵。其时只消一百五十名精兵，余三百五十名，什么流氓、丘八、鸦片烟鬼都可以。我是有所据而云然，因为我曾亲见××与厦门海军争夺厦门的一幕喜剧。也许三十名敢死队半夜发作就可以把厦门、烟台据为己有。（满兵三十万取得大中华，日本二师兵取得沈阳，依此比例，这个算法是不错的。）“剧战”一概二小时，伤了三条狗，两只鸡，也就完了。所以一面开战，一面通电、告示，就得于前晚拟好，一拍即出。通电所以对外，告示所以安民。告示中的话，不外“我爱老百姓，我爱老百姓，我最爱老百姓”。但是对于废除苛捐杂税一层，却可暂缓不提。同时可加一句：“我恨外国人，我恨帝国主义，我反对经济侵略。”然后请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善操“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thank you-excuse me”一派的英语者，同他坐个汽车遍访外国领事，表示对于保全外人生命财产绝对负责。在通电中，这一类“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话，又必重叠申明。但是对于保护国人生命财产一层，可以暂缓不提。外国领事必定握手亲自送至门口，回头想着，我就是袁世凯第二。我已认清我的政治前途，要建设在忍辱负重国际亲善的基础之上。

从乡匪时期达到省匪时期，我估算大约须三年。这三年中是我养精蓄锐时期，书法愈雄健，外宾愈和洽，声誉日隆，匪僚日畏，大家说我有“大志”。因为我既然是匪，不得不为物质环境及阶级意识所决定，为自卫计，军队总嫌不足，器械总嫌不精，养兵无钱不行也。我必须以建设为名，改造全城、修桥、造路、筑码头、换门牌，立了种种名目。这样我三年内便可发三百万的财，如果励精图治，再加喜轿捐、棺材捐、猪子捐，也许以二年为期便可达到目的。大约筑一段路，每丈有六十圆的好处，所以路越长越好。如果小商埠没有几里路的公路好筑，那末筑得坏一点，每年又有一笔重修公路费的收入。“重修”二字甚雅，古人称来是一种功德，今人说来是一种建设。这样无形中我已成了一模范土匪，有口皆碑，西洋记者参观，莫不交口赞叹，称我“开通”“进步”，兼且囊中已有三百万家私，在公在私，都说得过去，对得住国民，对得住祖上，实为德高。

这三百万圆到手，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消代付了三个月欠饷，中国任何海军，我收买得来，成本虽略大，利益亦不薄。这时人又更加精明，宦途更加练达，什么东西可以骗过老爷眼里（这时自然是老爷）。用明察秋毫的眼光，我可有一批开源节流的新发见。譬如猪槽、马韁、尿壶、粪桶，不都可以捐起来吗？这时总不免有一两位极精宦途的幕僚来依附我，坐下开口便是感慨的说：“你看这××一县的猪槽，最少也有一万五千个，十县就是十五万猪槽……数目很可观啊！数目很可观啊！”这种感慨一多，不要二年飞机也到手了。这时我便是模范省区之模范军人。这时料想书法更加到家，我就要提倡文言，维持圣教，禁止放胸，捉捕剪发姑娘，……而关心风化。姨太太大约也有三四房，所以女子游公园之事，非常碍目，而加以禁止。谈吐中也自风雅一点，什么“勉为其难”“锋芒太露”“宁缺毋滥”“民膏民脂”“治标治本”等成语，也已说得流利娴熟。案上常置一部《辞源》。

大概此时，中国必有内战。于是我交红运了。一跃可由偏安的省匪而变为国人所常注意报章所常登载的国匪了。大约三四次倒戈，还不太过，过多即为盛名之累。依现在行价，一次倒戈（现在倒戈叫做“输诚”）总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收入。只消三四次输诚离叛，在经济上，已是汇丰银行存款五百万之阔户，在地位上，也是国中第三四流的名阀。鼻子一哼，就可以叫人三魂荡荡、七魄悠悠。这样下去，到六七十岁，前途曷可限量。

那时我颇具有爱国爱世之心，阅历既久，心气自较和平。那里演讲，总是劝人种善根，劝人修福德，发见涵养、和平、退让为东方精神之美德，而宣扬国光。闲时还可以来几种雅好，在我必以收藏宋版书为第一快事，那时我可请一位书记（就是那位代拟通电的举人，这时他也有子女盈门，并有三五万家私了）替我作一部《中庸集注》，或一本《庄子正义》，用我的名出版。这样下去，若不得法国政府颁给勋章，或是莫梭里尼旌赏我宣扬东方文化之精神，老爷不姓林。

（《论语》第44期，193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