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方和西方

公元前五百年，在承平已久的文明世界西部一个偏远的边陲小城，活跃着一股新奇的力量。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开始在人们的心智中萌生发展，这种新生力量带给后世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虽经漫长的历史岁月及其带来的一次又一次覆地翻天的社会巨变而仍磨砺不灭。雅典迎来了她短暂、辉煌、才人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一个与我们今天不同的理智和精神的世界。正是因为两千四百年前这个希腊小城在一两百年间取得的成就，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思维和感觉。在艺术和思想领域，那个时代取得的成就，后世鲜有其匹，更无出其右，并且所有后世西方的艺术和思想都深深地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然而这个伟大的文明诞生的时候，辉煌的古代文明业已消亡，而“放任的野蛮”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世界。但就在那个黑暗荒蛮的世界里，活跃着一股炽热的精神力量。在雅典诞生了一个和所有以往的文明不同的、崭新的文明。

探究这个文明形成的原因，以及希腊人如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腊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仅因为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继承了一些希腊传统，而且也因为希腊的理性之光和典雅之美给我们北方野蛮人带来的深刻影响是我们想摆脱也无法摆脱的。希腊对我们也有直接的贡献。希腊遗留下来的东西是那么的稀少，又是那么的遥远，因为时间、空间和陌生艰涩的语言等诸多原因与我们是如此的隔膜，这使它们看起来只不过是旅行家和学者们才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希腊人的发现，或者毋宁说希腊人是如何发现的，以及他们怎样在一个黑暗混乱、分崩离析的旧世界中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对我们这些眼见着一个旧世界在一二十年间就被完全抛弃的人们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希腊人如何获得了澄明的思想和对艺术的推崇，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处在当今这个混乱迷茫的世界的人们去认真思考。希腊人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确实很不一样，但我们应时刻牢记，虽然人类生活表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内心的变化却很小，而且人类的经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学完的一门课程。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表现的是对人类心灵的大知大觉；伟大的艺术，表现的是对内在与外在世界需求之间的冲突的解决；从实质上来看，人类在这两方面的进步都不是很大。

希腊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而我们却无从知道这一部分是否就是希腊文明中最优秀的部分。如果真的是最优秀的留存了下来，那倒有些奇怪。因为在很久以前那个纷繁混乱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律法能够保障适者生存。但侥幸留存下来的那很小的一部分就足以证明希腊人在他们所涉及的思想、艺术领域无不有惊人的成就。他们的雕塑无与伦比，他们的建筑精美绝伦，他们的文章作品空前绝后。散文总是最后才发展起来，希腊人于此只是稍有涉足，却也留下了许多精品。在历史学上再没有人比得上修昔底德；除圣经之外，在诗体散文上，没有人可与柏拉图媲美；在诗歌领域，希腊更是无与争锋；说起史诗，没有人可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品达的颂歌无出其右；有史以来的四个悲剧大师中有三个是希腊人。这份丰富的艺术宝藏留存到今天的实在太少了：他们的雕塑，凋损破碎，化为灰尘了；他们的建筑物早已倾圮；他们的绘画永远不会再为我们所见；除了极少数之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已散轶不存。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旧日的一些残迹；而两千年来，我们所有的也只有这些。但就是这些鸿篇巨制的残迹，从来都是对世人的激励和挑战，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珍视的财富。希腊的天才们绝无可能不得到我们现代人的极力推崇。他们的伟大成就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伟大成就产生的根源却并非尽人皆知。现在，人们在谈及希腊的时候更为时髦的是把它称为一个奇迹，认为我们无从了解希腊争芳斗艳的朵朵奇葩到底植根于什么样的土壤。人类学家们的确很是忙忙碌碌，他们总是把我们带回到那些所有人类的事物、也包括希腊的诸般事物所诞生的荒蛮的原始森林中；但是，光看到一粒种子，并不能知道它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人类学家通过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式使我们穿越一幅淡远模糊的远古时代的景象和希腊的悲剧命运，但有一条鸿沟他们未能帮助我们跨越。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打通这条鸿沟，而只是简单地把这个悲剧称为一个奇迹，从而也无需再多加解释，但事实上这条鸿沟并非不可逾越；确实有一些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希腊人的理智和精神活动使雅典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

所有人都同意希腊属于古代世界。任何历史学家，无论他怎样划分古代和现代，希腊人都无可争辩地属于古代。但只是就时间的先后而言，他们是在古代社会的时间段中；希腊人身上没有任何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标志。我们所能重新构建的古代社会都带有同样的标志。在埃及，在克里特，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我们能读到些史料，我们都会发现同样的情况：每个国家都由一个专制的君主所统治，他的一时兴致和感情好恶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一群悲惨的、慑服的民众；教士或僧侣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知识领域。我们所了解的东方国家到现在仍是如此。这种情况从远古时代起，沿袭几千年至今，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才出现了一些改变的迹象，做出要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合拍的姿态。但是其精神仍旧是亘古不变的东方精神。这种精神从远古流传至今，永远和一切现代的事物不相调和。这种状况和这种精神却与希腊人格格不入。希腊人既没有去仿效他们之前的文明，也没有去仿效他们同时代的文明。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是最早的西方人；西方精神，也就是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创建，希腊人是属于现代社会的。

我们却不能这样评定罗马。罗马在很多方面更像古代世界和遥远的东方，君主像是神明，他们使人民饱受欺凌、充满恐惧，并把这作为他们最大的乐趣，这和古代和东方国家别无二致。并不是说罗马精神具有东方的印记。罗马产生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务实之人，对他们来说，东方圣哲的玄思冥想不过是最闲极无聊的举动。“真理是什么？”比拉多曾轻蔑地问。但罗马精神距希腊精神和东方精神同样地遥远。当希腊的领袖地位传到罗马的时候，作为希腊最显著标志的思想、科学、数学、哲学等等对世界本质及其种种形式的热切追求中断了许多个世纪。如果我们坚持古典世界具有同样的特点，那么古典世界就变得神秘难解了。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区分古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惟一标准是人在处理一切事物中的至上的理性，它产生于希腊并在所有古代社会中仅存于希腊。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理性的首倡者。

对我们来说，希腊人这个地位的重要性和首创性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认识到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看起来像是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尽是确定的事实，我们对之也颇有了解。我们发现了许多规律，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律对许多巨大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加以控制，让它们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主要精力也花在增强我们对外部物质世界的控制上。总的来说，对于我们可以解释并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我们绝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是因为在上天赋予我们的所有能力中，我们对于思辨的能力格外重用。我们既不展开幻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也不凭借精神的光明去发掘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奥秘。我们仔细观察着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一切，思考我们观察到的一切。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本质特点的活动是我们对智力的使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建立在理性观念上的，情感体验和直觉认识只有在有了理性的解释的时候才会得到承认。

我们发现希腊人因为运用理性来了解世界的缘故，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之中，我们把这个成就当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接受下来，觉得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但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个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才是正确的。在广袤千里、人口众多的东方就不是这样。在东方，外在世界的万物递变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当然更不值得大智者们的注意。我们西方人所谓的对现实世界的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在东方不受任何重视。这种价值观源自远古时代。在希腊人诞生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中，理性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那个世界中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属于那不可见的领域、那只有精神才能了解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构成这个可眼见、可体察、可耳闻的世界的所有外在的一切事物，只扮演间接的角色。精神现实既看不到、感觉不到也听不到，只能通过体验；它们更是个人独有的、无法与人共享的东西。艺术家们也许能够以某种方式加以表达，但充其量也只能表达出其中的一部分。对精神最为熟知的智者和英雄可以把它们用语言、用绘画或者用音乐表达出来——当然只有他们同时也是艺术家时才能如此。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者，如果只通过思考，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每一个人都分享精神的体验。

我们的理性和精神合起来使得我们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的动物，它们使一个人能认识真理，并为真理献身。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我们身体中——借用柏拉图的措辞——那把我们不断从下坠的状态中提升起来的部分，或者用柏拉图最喜欢的一个说法：那赋无形以形的部分。但这二者终究大不相同。圣·保罗有一个极好的定义是这样说的：可见的都是短暂的而不可见的都是永恒的。他借此界定了理性的力量是作用于可见的世界的，而精神却与不可见的世界同在。

在希腊诞生以前的远古世界中，那不可见的事物越来越成为惟一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了。希腊的标志——理性，是在一个以精神为主导的世界中诞生的一股崭新的力量。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西方与东方汇合了；西方的特征，即对于理性的偏重和东方的精神传统结合了起来。心智的澄明补以精神的力量，这种结合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创造性活动的巨大推动，只有在我们探究希腊诞生之前的世界情形的时候，才最容易认识到。在希腊诞生之前，精神的力量被认为无穷之大，而理智却无立足之地。埃及的情形最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埃及的史料之全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暂时把目光从希腊转向埃及这个曾经缔造了古代最辉煌文明的国家，这样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

在埃及，人们注意的中心是死去的人。在这个曾经统治世界的辉煌的帝国中，死亡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代一代无数的埃及人都认为死亡是他们最切近、最熟悉的东西。埃及遗留下来的不可胜数的以死亡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对埃及人来说，永恒的实在的世界不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他们随时都会通过死亡之门到达的那个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生的苦难。在古代社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一定悲惨之极。那些历经几千年的沧桑而留存下来的惊人的劳动成果，是以无数人的辛勤劳作甚至生命换来的，而普通人的心血和生命从来都不会被认为是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在埃及和尼尼微，没有什么东西比人命更不值钱了。甚至一般的殷实富庶之家、达官显贵和经时济事之人，也不免终日惴惴不安。现存的一个埃及显贵的墓志铭中记载了他因一生未遭地方官员的鞭笞而致人艳羡。任何人生命财产的安危取决于口含天宪的君王的一时兴致。只要读一读塔西陀的著作中记载的早期罗马皇帝专制统治下的社会情况，就可以知道在古代世界里普通百姓的安全是怎样地毫无保障。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此世中看不到任何获得幸福的希望，便很本能地想在彼世中寻求慰藉。人们毕生追求的安宁、和平和欢乐只有在死者麇集的冥世才能得到。相比之下，他们对任何现世的生活没有留恋之情，也没有什么让他们觉得比冥世更实实在在。即使他们殚精竭虑地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他们的脑力与思辨的能力对于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也就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的地位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用处。脑力与思辨不能给他们无望的生活带来希望，也不能给他们任何力量去忍受那些无法忍受的苦难。心怀恐惧、饱经苦难的人们不会去寻求理性的帮助。他们本能地从外界现实退却，而埃及的僧侣宣扬死亡、贬抑理性的做法，更极大地助推了老百姓这种倾向。

在希腊之前，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掌握在僧侣们的手中。他们是埃及的知识阶级，权倾天下，连国王也受制于他们。这个庞大的组织一定是由一些当时非常杰出的人物建立起来的，他们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但他们的旧学新知是否有价值，要看它是否会增强这个组织的影响力。真理是一个行事谨慎的女郎，不见到毫无偏见的人绝不露出自己的面目。随着僧侣势力的日益强大，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想法都被打入冷宫，所以这些僧侣很快变成了可悲的知识分子，只会墨守前辈探索者的成果，不再去自由地思考。

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都只限于让这个组织之内的人知道。因为教导人们学会自己思考，无异于自毁他们自己权力的根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有知识，因为无知即是敬畏，而在黑暗未知的迷境中没有人能独自找到自己的道路。他们必定需要一个权威的人来指引他们。僧侣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神秘和制造神秘的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僧侣的权力源于无知所产生的神秘，他们自然就尽力使这神秘更加神秘，并压制想要探求这神秘的任何行动。理性在古代世界中所扮演的可怜的角色是由一个绝对的最高权威分配的。它同样也以无可争辩的绝对性限定了思想和艺术的范围。

的确，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敢于起来反对这种绝对权威。有几年法老和僧侣产生了争端，最后法老获得了胜利。阿肯纳顿的故事是人所熟知的，他敢于独立思考，并建造了一座城来供奉那惟一的神，而且对其极力宣扬。他的所作所为好像正触到了强大的僧侣阶级的痛处，但实际上却是另一种情形。那些僧侣们都是些饱学之士，对人性有深深的了解。他们等待着。这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只能得一时之势。人们不禁要问：他和僧侣们的斗争是否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死去之后，他所倡导的一切无一得以幸存。僧侣们控制了他的继承者。他们从纪念碑上磨去了他的名字。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触动僧侣们的权力。

但无论僧侣阶级对某个个别的统治者的态度如何，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历来都一心一意地忠于当时的独裁政权。他们从来都是王位和更高权力的支持者。他们的本能没有错：民众的不幸正是僧侣的机会。民众不仅应该是无知的，更应该是慑服的、悲惨的，这样才会使他们的权力更有保障。人们的思想朝着未知世界的方向走得越远，那个世界的钥匙就越来越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令人恐惧的权力就更加稳固了。

当埃及衰亡之后，东方人朝着埃及指向的方向走得更远了。亚洲各国的悲惨境况是人类历史上可怕的一页。对于无法逃避的现实，东方人便否定这些现实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能使他们忍受下去的力量。死人们行走、酣睡和宴饮的埃及世界转而变成了在它的各种象征主义作品中早就隐隐约约地存在的鬼神的世界。印度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东方的思想领袖，在那里，很久以前理性世界就和精神世界分道扬镳，而整个宇宙落入后者的掌控之中。现实——我们耳闻、目睹、触手可及的现实，那现实生活之道——被看成没有任何意义的虚构的东西，和道毫无关系。我们两耳所闻、双目所见、伸手所及的一切全都是模糊的、不实在的、不断消逝的梦影；只有神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当现实生活过于艰辛、过于黑暗的时候，那是人们惟一的出路。当人们在尘世生活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希望的时候，他们必定会去寻求一个避难所。这时人们就从恐怖的外在世界逃到了那饥馑、瘟疫、烈火和利剑不能触动的内心的城堡中。这就是歌德所称的内心的宇宙，当外在世界的冲突不能解决的时候，它能够靠其本身的律法生存，创造自己的安全机制，形成自足的体系。

这样，东方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忍受那些本来无法忍受的事情，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懈地追寻着这种方法，并情愿按照这种方法最牵强的暗示去做。在印度，真理的概念和外部现实已经完全脱离；所有外物都是虚幻；真理是内心的意向。在这样的世界中思辨之理性与善察之明目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因为既然除了神灵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幻，那么再去关心比幻影犹不及的外物就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了。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思想领域中最为发达的学科会是数学。没有什么比通过数学想象出来的理想世界能更少地对生活带来任何实质的影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学科能更少地给整个神学领域带来任何触动。纯数学思维使人们遨游于苦难生活之外的天空，而且也没有一个僧侣对自由地进行数学思考会产生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有任何兴趣。在这个领域中，人们的思维可以随意驰骋。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和埃及人比起来，我们只是些幼稚的数学家。”印度在数学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只要人的思想活动在某个方面受到限制，那么它即使在不受限制的方面迟早也将无以为继。在当今的印度，精神已经绝对战胜了理智，佛教作为印度精神的伟大产物，不管它盛行于何处，这种信仰的宗旨都认为此世万物都是幻灭而对其本质进行的一切探求都归虚无。

像在埃及一样，印度的僧侣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地位如同僧侣的婆罗门和强大的佛教集团拥有的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境遇悲惨的民众除了在那不可见的世界里再没有一点希望，而僧侣阶级的权力正是和此世无足轻重这样一种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尽力维护这种信仰。这个循环过程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完整的：栖身荒屋以求一夜之安的旅人不会去修葺漏雨的屋顶，而居于此等悲惨境地的人的惟一的快乐就是否定尘世生活的重要性，也不会再试图去改善现实生活。印度走上了一条万物皆为人所未见的道路，直到那可见的事物也不再可见。

这就是人们世世代代因循一事的后果。我们是灵魂与肉体、理智与精神相结合的动物。当人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于一物而不及其余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畸形发展，变成一明一眇，对生活赋予我们的以及这个广阔的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他们都只能看见一半。但在古埃及世界和早期亚细亚文明中，在那个钟摆越来越远离一切现实的世界里，一种崭新的东西出现了。希腊人诞生了，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