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影响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为目标的出版机构

广学会的前身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的“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89年该会成立董事会，总税务司赫德担任总理，德国总领事佛克（Dr.J.H.Focke）任副总理，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J.Allen）等人任协理。司事包括丁韪良（W.A.P.Martin）、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36人，美国总领事官肯尼迪（General Kennedy）、怡和洋行麦机嘉（E.Mackeon）等政界、商界的不少人物也是其成员。1894年，该会的中文名改为“广学会”，意为“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1905年，季理斐（Rev.D.MacGillivray）建议将该会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中文名仍旧。广学会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广学会出版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图书，一为宣扬基督教教义，一为宣传西方文化。广学会拥有较为长远的目标，既不同于以出版纯粹教义为主的教会机构，也不同于以学生为对象的益智书会。韦廉臣是广学会的核心成员，在华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他说道：“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为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根据中国的这一现象，他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明确了出版目的：“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出版目标就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提供科学知识的同时，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所以，在韦廉臣主持广学会时期，出版的图书分为两种，一为天文地理及一切格致图书，“足扩学人之智识，其事巨，故其措辞不敢不尽也”；一为人物花木及一切政事，“以牖童稚妇女之聪明”。

1890年，韦廉臣病逝。在赫德的推荐下，李提摩太成为同文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一直做到1916年。李提摩太在担当总干事之前，已经在山东等地传教20年，他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了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足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在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他就指出一些基督教小册子将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是不对的。李提摩太还注意结交中国权贵，他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恭亲王、庆亲王等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通过与中国官绅的交往，他对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880年，李鸿章和李提摩太在天津见面。李鸿章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他们两人的这番谈话，对李提摩太后来的行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提摩太领悟到：“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李氏在广学会任职期间，出版的书籍大多围绕中国社会和政治展开，不能不说与他早期经历有关。李提摩太在同文书会年报中明确指出：“我的目的是教导中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阶层的男女”，“利用中国政府和知识界中的领袖人物来发展我们的工作”。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由首重宗教方面宣传转向侧重世俗知识的译介。据统计，广学会所出非宗教性及含有宗教意味的书中，以人文社会科学占据大多数，其中又以历史、传记、人文、社会等方面的书占据多数，因为这四个方面的书籍便于宗教宣传。教育、政治论议的书次之，自然科学方面的图书所占比重较小。这与日益兴起的变法、改革的社会主体思想是相一致的，也是广学会出版图书的一个特征。

晚清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中，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是最多的，其数量远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而且所出图书影响也是最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泰西新史揽要》被梁启超称为“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广学会出版的历史类图书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契合了社会的要求，适应了当时接受新知的士子和士大夫的需要。起初，广学会的图书也是采取分发和赠送的形式，“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他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反而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就注意到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

广学会翻译出版的图书与清政府官方主办的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的图书不同。传教士自己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与中国的社会形势变化紧密相连。这从在华传教士在上海所召开的三次（1877年、1890年、1907年）大会形成的报告中都能够看得出来。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Mateer Calvin Wilson）指出：“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不管它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一不可抗拒的力量势必将遍及全中国。”1890年代，中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来自美国的林乐知在第二届在华基督教大会上做了《中国发生的变化》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文化已经不是简单的模仿，中国人也在不断地学习，急需的外国思想和编纂统一的教科书成为首要任务。来自英国的韦廉臣认为编纂一部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在内的当代史是一项重要任务，以满足中国社会的需要。

广学会的传教士们毕竟是揣着一定的目的来华，李提摩太给中国官员的建议是：“在一定年限内，给予某一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权力。”企图将中国变为某一国的“保护国”。他们的企图并没有得逞，反而是出版的书籍对急于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士大夫产生了启蒙和影响，为国家的发展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李鸿章也对广学会的出版物表示过肯定，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基督教会为中国做一点好事，以致毕德格评价其“谁能从荆棘丛中收获葡萄”。中国学者赵如光在《万国通鉴》序中也指出，外国传教士“每于圣书而外，多所著作，非徒炫奇，实为传道之助”。传教士译介的这些历史书籍，实际上是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却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