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各编修官的分工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

前面已经指出，在修撰《新唐书》全过程中，参预其事，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坚持下来的编修官，一共有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次道、刘羲叟和梅圣俞等六人。这六个人，先是协助宋祁完成列传，后又协助欧阳修完成志纪表，对于《新唐书》的完成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范镇与宋庠、宋祁的关系很深，就在青年时代，“二宋”读到范镇的文章，“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范镇又跟司马光交谊最好，过从密切，在政治言论上如出一辙。司马光曾有《喜景仁直秘阁》诗，说他：“夫子岷嶓秀，声名俊造先。清标峻不及，胜气驶无前。”范镇是个史学家，也是个音律学家，对于钟律的探讨，造诣很深。《新唐书》的《乐志》保存了不少唐代的音乐资料，这跟范镇、欧阳修两人对音乐都有所研究有关。

欧阳修指出：“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欧阳文忠公全集·辞转礼部侍郎札子》）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仁宗在褒奖修书官的“制词”中说：“网罗遗逸，厥协异同。”（《欧阳文忠公全集·年谱》“五十四岁”条）这些都反映了范镇和其他人在修书方面付出的艰巨劳动和所做的贡献。

王畴，字景彝，系王博文之子，以父荫补将作监主簿。中举后，累迁太常博士。宋祁任翰林学士、提举诸司库务时，曾荐举王畴勾当公事。

王畴系补赵师民、何中立、邵必等人之阙，由贾昌朝荐举进入书局。王畴在书局坚持了十五年。《春明退朝录》指出：“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这是说在分工问题上，王畴原先为礼仪和兵志作草稿，对于探讨唐代有关的事迹很详细，但没有被欧阳修采用。后来又找不到这个草稿了。

梅圣俞跟王畴是亲戚，二人关系极好，在其诗集中奉和王畴的诗歌极多。其中有一首《次韵和景彝闰腊二十五日省宿》，说“君尝纳史似吴兢”。王畴历任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诰，权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吏部侍郎，最后拜枢密副使。《宋史》本传说他“吏治审密，文辞严丽”。

吕夏卿，字缙叔，泉州晋江人。夏卿的父亲夏公初，是一位有名进士。欧阳修曾说，在他的童年时代，“群儿争诵公初文”。吕夏卿年轻时，以荫补太庙中举前一年，欧阳修说他“去年束书来上国，欲以文字惊众人。驽骀群马敛足避，天衢让路先骐”。中举后，当过高安簿，江宁尉。

《东都事略》记叙：“夏卿喜聚书，博览强记，而于历代史尤该洽。唐自韦述等著史，又有编年、诸录而旁记杂说几数百家。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然亦好尚奇异也。”而《宋史》本传这样记叙：“夏卿学长于史，贯穿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云。”

吕夏卿跟书局的关系在十年以上，他所担负的工作，似较范镇、王畴等人更为繁重。前面提到，至和元年六月，欧阳修建议到西京洛阳“检讨”唐朝及五代保存下来的奏牍案簿，被指派前去的编修官就是吕夏卿；嘉祐四年，全书将成前夕，专程到郑州和宋祁“商量异同，催促了当”的，也是吕夏卿。夏卿学有专长，并有创新精神，乃是一位卓越的唐史专家。《东都事略》说“夏卿讨论是正，于新书为力居多”，《宋史》说他“于《新唐书》最有功”，当是实评。

吕夏卿在《新唐书》成书后，直秘阁。在英宗时，历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与修《仁宗实录》。后出知颍州，得了一种奇疾，“身体日缩，卒时才如小儿”，年五十三。《春明退朝录》又记叙，夏卿欲为《新唐书》“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宋敏求，字次道。父亲宋绶，是位有名的学者，天圣年间当侍读学士，曾为仁宗专门讲读过《唐书》，还曾录进过唐太宗所撰《帝范》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献《圣典》三卷，《君臣政理论》三卷等。

宋敏求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他同当时著名诗人苏舜钦关系密切，曾参加苏舜钦的进奏院会，由于上层政治舞台的大倾轧，保守派打击以范仲淹、杜衍为代表的革新派，结果造成大冤案，参加进奏院会的一批知名少壮派受到打击，苏舜钦罪废，宋敏求也因此出签书集庆军判官。

仁宗在第一个诏令中任命王尧臣、张方平等人为《唐书》同刊修官后，王尧臣以为宋敏求熟习唐事，奏荐为编修官。随后在庆历五年八月，王尧臣又把宋敏求所辑唐武宗以来至哀帝时，为《续唐录》一百卷进上，因而下诏“复校书郎宋敏求为馆阁校勘”（《长编》“仁宗庆历五年九月癸巳”条）。

同范镇一起，宋敏求是最早入书局者之一。但中间曾有两次外任，一次为西京判官，一次出知太平州，梅圣俞和司马光等都有诗送行。嘉祐初，因持祖母丧，诏令居家修书。卒丧后，嘉祐二年因欧阳修的荐举，同知太常礼院，仍回书局。宋敏求实际在书局时间为十年以上，也是从最早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在《新唐书》的整个修撰过程中，宋敏求同其他编修官一起，“网罗遗逸，厥协异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敏求从祖父宋皋起，世代是儒学之士。父亲宋绶是个著名的藏书家，藏书达三万卷（一说二万卷），而宋敏求“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欧阳修曾托裴如晦向宋敏求借过《十国史》。他当时既是一个藏书权威，又是一个熟习朝廷典故、熟习唐史的专家。

《东都事略》称“敏求敏于记问，文章质量，训词诰命，皆有程范”。他著书甚多，有《书闱》前后集，《西垣制辞文集》，凡四十八卷。《东京志》《河南志》《长安志》《三川官下录》《春明退朝录》《韵类次》《宗室谱》，又有五十二卷《唐大诏令集》，以及上面提到的《补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

宋敏求对《新唐书》的另一贡献，就是在其所著《春明退朝录》中，翔实记叙了书局成立的时间，刊修官、编修官的姓名、人数，及其变动情况、成书情况，某些分工情况，如与《长编》《东都事略》《宋史》以及有关个人文集等对照，可以窥见当时书局的大体轮廓。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庆历四年，欧阳修出使河东，发现了他，于庆历五年向朝廷加以荐举。欧阳修在《举刘羲叟札子》中说：

日昨奉敕差往河东，伏见泽州进士刘羲叟，有纯朴之行，为乡里所称；博涉经史，明于治乱；其学通天人祸福之际，可与汉之向、歆、张衡、郎顗之徒为比，致之朝廷，可备顾问。伏乞特赐召试，或不如所举，臣甘当朝典。今取进止。

欧阳修同时还有《缴进刘羲叟〈春秋灾异〉奏状》，还说刘羲叟“其辞章精博，学识该明，论议有出于古人，文字可行于当世，然止是羲叟所学之一端；其学业通博，诘之不可穷屈；其文字一册，臣今谨具进呈。伏望圣慈下两制着详，如有可采，乞早赐召试。谨具状奏闻”。

庆历五年六月，刘羲叟为试大理评事。《长编》于当年当月记载：“以泽州进士刘羲叟为试大理评事。羲叟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尝注司马迁《天官书》，及著《洪范灾异论》。欧阳修荐之，召试学士院，而有是命。”当时正好书局成立，遂留修《唐书》。欧阳修说：“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在分工方面，刘羲叟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

刘羲叟在嘉祐二年前，因丁母忧，回晋城，诏令家居编修。嘉祐二年后，回书局。他在书局时间为十年以上。《新唐书》书成，于嘉祐五年七月上奏，推赏，擢为崇文院检讨，还未及谢，疽发背卒。此事《长编》于《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下也有记载。

《东都事略》称“羲叟强记，于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皆知其要。其乐事、星历、数术，尤过人。尝以春秋时变异，合之以《洪范》灾应，斥古人所强合者。著书十数篇”。《宋史》称“羲叟强记多识，尤长于星历、术数”，“兼通《大衍》诸历”，“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诸书”。

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刘邠、刘恕、范祖禹等人撰写《资治通鉴》，曾采用刘羲叟的“长历”。

梅尧臣，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他是一位著名诗人，与苏舜钦并称“苏梅”，是当时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革新运动中的诗坛健将。梅圣俞的诗名很大，但他的官职很小，当过县主簿、县令、节度判官。嘉祐元年，经欧阳修荐举，充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说他“性纯行方，乐道守节；辞学优赡，经术通明；长于歌诗，得风雅之正；虽知名当时，而不能自达”。

梅圣俞学长于《毛氏诗》，为小传二十卷；有文集四十卷（按，今《宛陵集》为六十卷）。梅圣俞还研究过兵法，在曹操、杜牧、陈皞“三家《孙子》”的基础上，注《孙子》十三篇。梅圣俞还是一位唐史研究者。欧阳修说他“尝奏其所撰《唐载》二十六卷，多补正旧史阙谬，乃命编修《唐书》”。梅圣俞入局，也是由于欧阳修的荐举，时间约在嘉祐二年，这一点，从该年欧阳修给梅圣俞的信中说“书局奉见”云云可知。《春明退朝录》说：“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同所有编修官比较，梅圣俞是最后入局的一人。他有《次韵和酬裴寺丞喜子修书》一诗，反映自己入局修史的心情：“唐宋典册竟骈罗，汉诏重令与削磨。古圣规模犹可法，众贤驰骋必无蹉。既除太史来为尹，遂用非才往补讹。代匠只忧伤手甚，君宜怜我不遑他。”《春明退朝录》还记叙：“嘉祐五年六月成书。……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

《新唐书》书局一共存在十七年，书局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欧阳修和宋祁的关系如何。前面提到，欧阳修对宋祁是尊重的。而宋祁长期外任，他与欧阳修也维持着很好的关系，关心着两人之间的共同事业。《景文集》中有一封信，虽然没有标明年月，但从内容可以判断，是嘉祐四年夏天，宋祁在郑州任上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说：

比者伏审动止适否，福禄宜否？企忆话言，枵然常若饥人。不克时奉讯问，然通中而礼简外也。史事想益有绪，奏期当在何时？癯老守藩，不得陪武一登延和之涂，怅恨奈何？！慎夏珍护，恳恳。

这封情意真挚、倾吐心声的短简，反映了宋祁对欧阳修的感情的深度。宋祁亲切问候欧阳修的近况，亲切回忆过去两人之间的聚谈，并且热烈地期待着聚谈。宋祁一向有病，当时病已很重，他向欧阳修解释，因为健康状况不能经常写信，所以只能在思想情感上“通中”，而在外表礼节上有所简怠。宋祁惦记《新唐书》的进展情况，猜想更有头绪，向欧阳修询问进奏的时间，但又因自己在外地，不能陪同欧阳修一起上朝，而表示怅恨之情。最后，请欧阳修在夏天注意爱护身体，“恳恳”两字，极为强烈地表现出诚挚的深度。

梅圣俞在《新唐书》即将进奏前夕去世，刘羲叟在《新唐书》进奏后顷刻之间去世。在两个月里，书局中接连两人捐世，对身在病中的宋祁是个很大的打击。在长恸之后，他写下《书局梅圣俞刘仲更二学士讣问继至，潸然有感》这首诗：

二子继沦阏，惜哉难具论。麈毛如昨语，墨稿未干痕。翣雾迷归柩，风惨葬原。风流尽逝水，日月促陈根。从古死皆有，由来命罕言。病夫长恸罢，翻幸岿然存。

在书局同人之间，特别是欧阳修同梅圣俞的友谊，是异乎寻常、生死不渝的。他俩在诗歌革新运动中是坚定不移的战友，而在史学修撰方面，也是极好的伙伴。其他如梅圣俞与刘仲更、王畴、范镇和宋次道等人之间，平时往回密切，赋诗抒情，屡屡见于笔墨之间。特别通过梅圣俞的诗集，可以看到嘉祐年间，是《新唐书》书局同人志同道合、情意融洽、人生旅途最不平凡的一个时期。用司马光在《同景仁寄修书诸同舍》诗中的话来形容书局同人的友谊：“烈火非不猛，不耗百炼金；寒霜非不严，不凋竹柏林。”“小人势利合，倾覆无常心；君子道德亲，白首犹视今。”书局同人之间的友谊，是可以同《新唐书》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