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知幾的史料学理论

刘知幾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史料学家。他的史料学理论，在中国史料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具体阐明了史料学的任务。《史通》一书在许多地方讲到了史料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此处所言之“史”，可以理解为历史记载。他曾具体论述了历史记载的重要作用：“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作“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史通·史官建置》）这就是说，历史记载可以劝善惩恶。大而言之，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小而言之，可以使人接受历史的教育启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幾反复强调“史”的重要作用，这个“史”可以理解为史书，亦可以理解为史料，总之都是记录的历史，尤其是史官的记录。

然而，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因而刘知幾特别强调直书。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直书》）提倡直笔，反对曲笔，是刘知幾史学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是史料记载能否劝善惩恶的关键。他在《曲笔》篇又重申这个道理：“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刘知幾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是史家的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满腔热情高度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的直书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高风亮节。主张史家“据事直书”，用刘知幾的话说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强调史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这一思想是对古人的继承。一是在书善恶时，不要加上主观成见，“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而要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这一思想是知幾的发展。知丑、知善是史家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时至今日仍有教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其特别重要者乃是史家的识、德。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观念是其一，要求史家有卓识；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这就要求史家有德。无论是历史是非，还是现实是非，标准如一，态度如一，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上自圣人，下至匹夫，都以事实之善恶是非断案，进而以极大的勇气劝善惩恶。《史通》一书处处体现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幾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幾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是对史家的严峻考验。

其次，刘知幾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他在《史官建置》一文中指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在这里，“当时之简”，指史官所记，当指史料；“后来之笔”是史家根据当时之简而勒成删定，当指史学。而史料，要求“博闻实录”；史学，则要求史家具备“俊识通才”。两者要求自不相同。然而两者又有相须相成的关系，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学，史料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刘知幾在叙述魏晋以来史官职责时指出：晋元康初，设著作郎一人，又置佐著作郎八人，专掌史任。“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史官建置》）这里，“博采”系指搜集、记录史料，正郎在此基础上草传史书。后来，清代史家章学诚则把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就是著作之书；所谓“记注”，则是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亦即史料，其作用是“备稽检而供采择”，是对原始材料的记录、整理、选辑和汇编。而撰述应该有观点、有分析、有创见。这同刘知幾的说法大体上是相一致的。由是观之，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可以区分为史料和史学两大类，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如二十四史，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学，今天看来，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了。这是另一种情况。还有，即使在封建时代称得上是史学的历史作品，也大都被后人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史料。由此看来，对史科与史学的理解应该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鉴于“史学”的含义因人而异，我们的认识不必绝对化。刘、章的基本看法已经明确了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而在二者发挥社会作用时，也很难说谁更有社会价值。在《史通·辩职》中，刘知幾论述史学家职责，析为三等：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缺，复何为者哉！

在这里，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上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刘知幾论史学社会作用的根本见解。而“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亦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如以“史才三长”论之，其中，“编次勒成”，强调的是“史才”，如左丘明、司马迁；“高才博学”，强调的是“史学”，如史佚、倚相；而“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强调的是“史识”。如以史料、史学论之，董、南从事的则是史官执简、据事直书的史料工作，后两者倒是趋近于史学。南史、董狐，据事直书，敢于彰善贬恶，这是史家有卓越史识的表现。刘知幾给予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他并不看轻史料工作，而且相当重视史料记载，以为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他认为，“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即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就会“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这说明，史料记载是史书流传的客观条件，无史料则无史籍，更无史学。而史籍叙事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往往取决于史料的多寡。他认为往古史册所以简略，近世史籍所以详审，盖由于史料记载的多寡不同。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史通·烦省》）至于西汉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乃因汉天下一统，收集史料方便。“降及东京，作者弥众，……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总之，从史料采集而言，远略近详，这是客观情势使然。史料多，史书自然亦多。

再次，刘知幾阐明了史料跟史学的其他部分的关系。这里主要指它同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的关系。这些见解体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中。史才也包括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史学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史识则包括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

最后，刘知幾还阐明了史料学自身的一些理论问题。

比如，史料求真的宗旨。许冠三先生《刘知幾的实录史学》绪言中说：“知幾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这是把握刘知幾史学真谛的正确结论。书事记言，务必存真求是，当是刘知幾史料学的根本宗旨。所谓存真求是，就是史官执简，善恶必书。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史通·惑经》）要求史官书事记言严格坚持善恶必书的原则，就像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官必须排除一己之爱憎，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完全如实地记载，既不要“美者因其美而美之”，也不要“恶者因其恶而恶之”。务求“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做到“不掩恶，不虚美”。应该说，要求史官排除一己之爱憎，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录史料，这是非常光辉的史学主张，离开史料的真实性，有关史学的一切主张都无从谈起。如所周知，“善恶必书”是我国古代史官书事记言的优良传统，这也许是我国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而且发挥劝善惩恶重大社会效用的原因所在。

然而要做到实录直书是很不容易的，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必须反对隐讳虚美，曲笔诬书。他批评孔夫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史通·惑经》）。又说《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史通·惑经》）《疑古》《惑经》两篇，专门批评《尚书》《春秋》的隐讳以及后人虚美之言。《疑古》十疑，揭《尚书》之虚美；《惑经》十二未谕，刺《春秋》之耻讳。由之我们可看到知幾斥隐讳诬书之坚定立场，虽圣人亦不能免。当然，知幾倡导直书，并非是“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而是主张“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史通·杂说下》）可见，直书实录的宗旨是为其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