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书于1992年首次出版发行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民间机构、教会和社会团体中讲述我对孤独症的感受，以及我的康复历程。这期间我与一些孤独症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成为了朋友。在这本书问世之前，我并不认识其他孤独症人士。

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道格拉斯·比克伦（Douglas Biklen）邀请我去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学里作报告。我有些紧张，感觉人们会审视我的言谈举止，看我是否真的像我自己声称的那样完全康复了。当我真的站在台前开始讲话时，我即刻感到了安然和自信。听众的反应比我想象的更为积极踊跃，接纳程度也颇高。我觉得像是在跟一众朋友谈天说地。

那天，我第一次见识了辅助交流法的使用。这一方法能帮助无语言儿童表达思想和情感，令人惊奇。一位24岁的女士感动了我。她只能发出些声音，但不能说话。辅助者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头，她给我写了几句话，表达了当时内心的想法：她觉得很抱歉，在我演讲时制造了无意识的噪声。她将自己创作的几首诗歌送给了我。尽管她无法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她的文字却极为优美，富于表现力。

我自己的写作也发生着改变，反映出我的康复历程。我康复得越好，大脑的“抽象”部分就越活跃，我看待世界的角度就越宽广。我不再刻板地理解他人的言辞，也不再将他人的行为看成非黑即白。我也不再满足于对复杂问题和事物的简单释义。我开始领会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察觉外部世界中诸多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种种关联。一个曾经痛恨任何改变的人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真的令人感觉耳目一新。

几年前，有一次我在密西西比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14岁少年。他妈妈告诉我，她儿子希望长大后像我这样。我惊讶地发现，他简直太像少年时的我了。我们谈话时，他一直背对着我，但他提的问题非常尖锐——我14岁时可做不到这点。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也想了解我家乡的情况，还想知道，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讲话感觉如何。我一回答完他的问题，他便起身离开。突然，他转过身来直视着我。我们握了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觉得跟他之间建立了某种真正的联系。

我们的著作已被翻译成9种语言，最近的一种语言是冰岛语。我和妈妈去了冰岛，在两所城市进行了演讲。我们参观了那里的一所学校，其中一个班里有7名孤独症少年。那里的教职员工都很出色，尊重每一个孩子，给他们以尊严，就好像他们是有特殊天赋的学生。总之，在冰岛，人们似乎将孤独症行为视为“正常”的来接纳。离开时，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我小时候也曾拥有这样接纳的环境该多好啊！

很多人打电话或写信跟我谈他们的孩子。我和其中一些人成为了朋友。与这么多家长聊过天见过面之后，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很多人说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也会做我小时候做过的那些事。我尽己所能地向他们解释，那时的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希望能更好地帮他们理解自己的孩子。

近来，我的写作又有了长足进步，因为我当上了编辑，还成为本地报纸的一名记者。除了撰写传统的新闻故事，我还写了很多专题文章。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日前，我重返扬斯敦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攻读4年制的新闻学学位。

近年来，我与家人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他们三人是我最好的朋友。这部著作的出版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第二份厚礼。

位居首位的当属走出孤独症的困境。

肖恩·巴伦

俄亥俄州，波兰市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