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三：改变角度
如果把一个故事比作一块地形复杂的区域，那么记者的工作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形中穿梭，收集资料。比如，在西边的灌木丛中，工人们正在开始一项重要工程。优秀的记者会到那里进行短暂访问，从他们的领地中挖掘出一部分故事。在东部，是平原上的城市，管理人员正在制定反击计划。记者也要到那里进行简短访问，把自己站在管理人员办公室的窗户外看到的一切告诉读者。剩下的时间，也就是记者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一座名叫“客观性”的山峰上，这座山峰布满积雪，这里远离当事人的行为，但却能让记者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行为。在这里，记者还可以与奥林匹亚人聊天，他们长年住在山上，能与记者分享他广泛的视野，他们就是行业里的劳动顾问、工会主席和高层领导人员。
这种生产好故事的方法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但是，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如果发现高地已经被占领了，惟一有意义的做法就是离开这块高地，去寻找另一块有利地形展开工作。乔治·格茨乔（George Getschow）在1980年撰写的一篇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报道中就是这样做的，这篇报道非常出色。请仔细阅读本文，因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提到这篇文章。
那皮扎罗，墨西哥（NAPIZARO，Mexico）——在这个人口只有1200人的小村庄里，一个令人吃惊的、高效的美国贸易项目正在进行，不过山姆大叔对此却毫不知情。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不会喜欢。
那皮扎罗的街道上已经有了街灯，新盖的砖房屋顶上都伸着电视天线，这里还有一座现代的社区活动中心和一家诊所，另外还有一个名为“加州北好莱坞”的斗牛场。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名字。斗牛场的开销，还有这个村庄所有其他地方的建设资金，都来自北好莱坞（North Hollywood）。作为交换，那皮扎罗最主要的出口物资就是男性人口。
数十年来，这个村庄一直有组织地把村里的男人送到北方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地区的小工厂和商行中工作，他们都是非法移民。而数十年来，这些人都把他们的劳动所得寄回了老家，其中的一部分成了市政建设的专款。
“我们的村庄是工人们的杰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里的一切。”村里61岁的老人奥古斯丁·坎波斯（Augustin Campos）说，年轻时他也是外出打工者。正是坎波斯先生在北好莱坞的成功（他到北好莱坞工作的第一年就挣了4000美元，比那皮扎罗全村人收入的总和还多）吸引了其他村民前往那里。现在的村民在很多工厂工作，包括一家那皮扎罗人自己开的工厂。
繁荣是用高额的代价换来的。现在的那皮扎罗是一个小孩、老人和孤单的妇女的村庄。村里的156个家庭中，有四分之三的一家之主都在美国打工。他们很少回家，最多也就是在一月份村里过节的时候回来看看。在经历多年的分离后，他们终有一天会永久地回到用他们的辛劳积蓄修建起来的家中，有些人的家中已经有了美丽的庭院，甚至还有桑拿浴。“男孩们希望退休后能有一个舒服的地方。”坎波斯先生说。在墨西哥，建这样一个舒适的住所大概要花8000美元。
在普遍贫困的墨西哥乡村，那皮扎罗的富裕是不寻常的。这种富裕的基础是这个村庄特有的赋税体制，以及男人们愿意背井离乡，花大半生的时间去挣钱的现象。尽管这种富裕程度在墨西哥还不多，但这种广泛的移民已经非常普遍。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定。一边是贫困的折磨，而另一边是比本地工作收入高出10倍的工作的诱惑，大量墨西哥乡村的男性劳力涌入北方，移民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能够估计的最高数量。每年穿越墨美边境的人流量达到了500万，其中有人一年要来回好几次。
从墨西哥中部出发，沿途经过的每个村庄几乎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都缺乏壮年的男性劳力。在这个无法给人民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国家里，农村的移民潮规模庞大，以至于很多田地都因为无人耕种而荒废，很多地方行业都面临严重的劳力短缺问题。而现在，一些城市里的熟练工人，也开始在美国的高薪诱惑下，加入到向北移民的人流之中。
移民的困境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艰苦跋涉到北方去。否则的话，他们将面临美国人很难想象到的不幸生活。
特奥费罗·戈梅斯（Teofilo Gomez）就是这样一位移民者。他的家乡是位于墨西哥城西北方250英里的圣尼古拉斯（San Nicholas），属于罗斯阿古斯蒂诺斯省（Los Agustinos）。他和他的妻子，特里萨（Teresa），还有10个孩子一起住在一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长30英尺，宽10英尺。没有炉子，没有取暖器，没有室内的排水设施。他们惟一的财产是两张破旧的床、三把椅子、一幅《最后的晚餐》的图画和一只枯瘦如柴的小鸡。小鸡总是低着头在地上仔细地寻找面包屑，可就连面包屑，也几乎是找不到的。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9岁的戈梅斯先生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还有工作。每天12小时，一周七天，他都要在附近的一家农场清理马厩、挤牛奶，工资是一周40美元。这些钱仅够一家人购买菜豆和玉米粉圆饼，基本上买不了别的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和饥饿一起生活。”戈梅斯一边说着，一边打发一个儿子到附近的土豆田里看看，希望找到一些收割时剩下的东西。他的妻子患病在家，为妻子治疗的账单，如同绳索一样时刻拴在他脖子上。孩子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又到了去北方的时候了。
1500英里的旅程
在过去的12年里，迫于生活压力，这1500英里的路程戈梅斯已经走了14遍了。远离家乡是孤单的，但是在加利福尼亚，他搬运6个月蔬菜所挣的钱要比他在家乡挤4年牛奶挣的钱还多。对于身材矮小、语气温和的戈梅斯先生来说，美国的区别就在于是让家人每个月都能喝上几次牛奶，还是过一种完全缺少蛋白质的生活；是破衣烂衫，还是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如果我不去北方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他说。儿子从土豆田里空手而归。这意味着小鸡今天又要饿肚子了。孩子们都吃不饱的时候，是没有东西喂给小鸡的。
在墨西哥，像戈梅斯这样的农业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上百万之多。他们是墨西哥政府失败的土地分配制度的鲜活证明，这项失败的政策每天把大量农村劳力赶往边境。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原计划让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小农场，但是这项政策已经在农村人口的高速增长中崩溃瓦解。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耕地。
政府对于出生率的控制，只在一些城市里取得了效果。但是在农村，每年5%的出生率基本没有变化。许多农民都是文盲，他们无法读懂政府发给他们的避孕宣传单。而那些识字的妇女，根据一位墨西哥人口专家的说法，也不会服用避孕药，因为这样做是有违天主教堂的教导的。于是那些出生在贫穷中，又没有土地的人们，最终选择了走向边境。
和美国人的想象不一样，这些移民者还不是墨西哥社会最底层的人，从经济能力的角度而言。“那些最穷的穷人，根本无法负担移民的开销。”一位墨西哥学院（Colegiode Mexico）的移民问题专家乔治·巴斯塔曼特（George Bustamante）介绍说。这些人在墨西哥被称为“morosos”，意思就是“毫无希望的人”。
这些人没有希望，也没有能力和金钱去北方。人贩子，就是那些把移民者成批运到边境，帮助他们越境的走私犯，一般都要收取好几百美元的费用。这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都是天文数字。所以这些没有希望的人，只能留在家乡挣扎着生活，或者流动到贫民窟泛滥的墨西哥城去找工作。每天，都有大概1400名这样的人来到墨西哥城里。
多数的移民者——估计有80%——都来自墨西哥中部的6个州：米却肯（Michoacan）、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圣路易斯波多西（San Luis Potosi）、瓜那华托（Guanajuato）、哈利斯科（Jalisco）、克雷塔罗（Queretaro）。这些州的政府、教会和地主之间，在历史上就有很深的冲突，在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
和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冲突两度摧毁了这片土地，导致无依无靠的农民只能背井离乡，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新的机会，移民的传统就这样逐渐形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移民现象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帮助。1942年，山姆大叔开始实施“手臂计划”（the Bracero Program），引进墨西哥劳力，以减轻二战给美国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压力。在廉价的劳动力和高收益的农业利润吸引下，这项政策直到1964年才改变。一些在这段时间内获得绿卡的移民，今天依然可以合法地进出美国。但是大多数没有绿卡的移民，则需要在蛇头的帮助或自己的努力下，偷越边境。许多人都是乘坐火车从墨西哥中部各州来到边境城市华瑞斯（Juarez）的，他们把这趟火车戏称为“湿背人”（TheWetback），因为火车上大部分都是非法移民者。
移民的传统在像尤塔特诺（Yotatiro）这样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位于米却肯山区里的衰落村庄中，生活着550位居民。在最近的一个黄昏时分，牧师庞丘·阿玛亚（PonchoAmaya）与一群妇女和儿童一起，点亮烛光，庆祝弥撒。牧师在布道时恳请那些在长凳上坐立不安的妇女，要“坚守她们的信念”，即便是在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
“教堂是我们的磨难”
男人们到哪里去了？男人们大部分都去了美国。阿玛亚牧师在弥撒后介绍说，留下来的人都不是教徒。教堂外面，疲惫的老人们从田地里回来，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骑着毛驴，只有月光为他们照亮（这个地方还没有通电）。他们在从来都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辛勤耕种，从早到晚。“你们好呀！”牧师向他们打了个招呼，但那些人并不理会他，反而把脸藏到了墨西哥宽边帽的阴影里。后来，一位年长的村民嘀咕地告诉我：“教堂是我们的磨难。”他痛苦的回忆要追溯到50多年前，一件事情割断了尤塔特诺和其他许多村庄的农民与当地教堂的联系。
这件事就是1926年至1929年的克里斯特罗斯起义（the Cristeros Rebellion），这是一场政府与教会之间的战争。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希望剥夺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权，而教会则站在地主阶级的一边。农民被夹在了中间。
1927年，这场革命风波来到了尤塔特诺。当时村子里最大的地主安东尼奥·科尔特斯（Antonio Cortez）被责令把土地全部分给当地农民。而教会的牧师则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接受了土地，他们就会被逐出教会。在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双重折磨下，这里的村民就像其他许多地方的村民一样，服从了教会的命令——从而失去了他们获得土地的机会。土地被分给了附近村庄里的村民，因为他们站在政府一边，反对教会及其支持者“基督信徒”。
所以，现在的村民已经别无选择。“当时的牧师告诉农民们，如果他们接受了土地，他们就会下地狱。害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生存的途径，要么去美国，要么饿死。”40岁的菲德勒·罗德里格斯（Fidel Rodriquez）抱怨说，他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打工。
离家的痛苦
最近一段时间在葡萄园打工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终于可以让他把家里的小杂货店重新填满开张了。钱当然是个好东西，但是罗德里格斯先生说，每次他不得不离家的时候，都会非常“恐惧和痛苦”。他的父亲和母亲去世的时候，他都在加州打工。他的妻子现在要养育8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在喂奶。每次他身在美国时，心里总会非常担心，有时候担心得难以入眠。
而那些生活在苍蝇成群的村庄里的家人，心中的担忧也不少。40岁的朱莉娅·门多萨（Julia Mendoza）身边是8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她现在又怀孕了。她不停地抱怨，依靠丈夫从美国寄来的钱，她和孩子们根本活不下去。虽然她已经搬去和公婆住在一起，但是两位老人也一样的贫穷，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门多萨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儿子从美国寄来的钱。
“除了玉米饼和水以外，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门多萨悲哀地说。就在她说话的时候，一只大胆的老鼠蹑手蹑脚地向破旧走廊里的一小袋玉米窜去。她的公公立刻抓起一把扫帚，朝入侵者的头部猛击，“总算少了一张吃饭的嘴。”他边打边说。
饥饿和贫穷是促使农村劳力移民的主要动因，不过现在，城里人也加入了移民的行列。乔斯·路易斯（Jose Louis）曾经是位于墨西哥市附近的尼萨乌亚尔科约特市（Netzahuacoyotl）街道上的顽童，这座肮脏的城市有250万居民。路易斯靠在垃圾里寻找废旧罐头瓶卖钱为生。他现在还生活在那里——但现在他有自己的杂货店，有包括两间卧室和各种生活用品的时髦住宅，还有一台彩电和立体声音响。
所有这些财产，都是他定期去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City）打工换来的。在那里他要干两份工作，白天给汽车上漆，一年可以挣1.5万美元，晚上去洗盘子。路易斯先生学了一些英语（比如“叫我乔”）。他的杂货店名字就叫“俄克拉荷马城”。他喜欢美国。“我想要在这里过上好日子，而美国把这一切给了我，”他说，“美国是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
像家一样的地方
尽管很喜欢美国，但路易斯并不打算把家永久地搬到美国去，很多移民者都和路易斯一样。他们自始至终是墨西哥人。再说，既然美元在墨西哥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搬到美国去呢？他们对美国的感觉，就如同乳牛场的老板对待一头高产的乳牛一样，尽管它可能很爱这头牛，因为后者能为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牛奶，但他也不会搬到牛棚里去和乳牛住在一起。
还有一部分熟练或半熟练的墨西哥工人到美国城市去，完全是为了寻找机会，而不是贫穷所迫，这种人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正在逐渐增长。他们在墨西哥也能有很好的收入，但去了北方，挣的钱可能还要高出10倍。一些训练有素的玻璃工人就这样去了美国，还有许多建筑工匠。据统计，美国休斯敦的建筑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现如今，随着墨西哥自身工业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墨西哥城最大的建筑公司ICA集团，已经陷入了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工人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这个国家石油产量的提高，工业得到了发展，这使墨西哥长期以来就业率低下的情况开始逐渐改善，新的工作机会在吸引人们留下来。去年，墨西哥有大约8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和大约110万到130万的新生劳动力相比，依然存在差距。况且美元的诱惑，总是十分诱人的，现在这种诱惑似乎更加强烈了，比索的贬值，让美元在墨西哥的购买力更加强大了。
劳力短缺
向北的人潮继续增加，这直接导致了墨西哥中部村庄壮年劳动力的丧失。在米却肯州只有两万人口的城镇波佩罗（Purpero），当地的屠宰场里，宰猪杀鸡的都是妇女和老人。附近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这项工作的男人了，屠宰场的一名官员说。即便是那些老人，那些太老或者太穷而无法移民的老人，都要从附近的村庄里用车运来。当地的煤气公司、建筑公司和医院都存在这种劳力短缺的情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就连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那皮扎罗村，也开始感到劳力短缺的阵痛。那么多男人都去了北好莱坞，结果村里的玉米田没人耕种，一个新的供水系统——移民们每周上交好几百美元筹备起来的供水系统，到现在都无法开工。为了挽留一些男性劳力，政府曾经考虑修建一家服装工厂，但是主意很快被否决，因为村里的老人们支付不了后代们在家生活的费用，坚决反对这个提议。
政府已经做出保证，要改变导致大量人口外流的经济状况。乔斯·洛佩兹·波蒂洛（Jose Lopez Portillo）总统说，快速的工业化的进程正在缩小就业差距，他发誓说在20年里，墨西哥的就业增长率将在4%左右。
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指出，现在墨西哥大约有一半的劳力没有工作或者未充分就业；而在6800万人口中，还存在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其中有一半都是15岁及15岁以下的儿童。在未来几年，这些人将大量地涌入劳动力市场，哪怕是不断增长的经济，也很可能被这些人吞没。如果是这样的话，边境的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移民工厂
像那皮扎罗这样的地方，移民活动早已成了一种习俗，深深扎根在村庄的生活中。一位已经发家致富的移民，在北好莱坞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工厂，他以每小时5美元的价格雇用了大量家乡的劳力。村庄为即将赴美的移民开办指导课程，告诉他们如何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学校的校长正在考虑把英语课安排到初中生的课程表中。
但是在那皮扎罗繁荣的背后，总是有一层深深的悲伤。这是一个充满了告别的地方，这里的妇女必须独自面对一切。
里卡多·坎波斯（Ricardo Campos），奥古斯丁·坎波斯老人的儿子，刚刚从北好莱坞回来。这次他要迎娶等了他9年的女孩。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并没有太多走家串户的时间，婚礼之后也不会有蜜月。他必须回去工作。他可爱的未婚妻眼中饱含着泪水说：“等他走后，我的心将充满痛苦。”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关非法移民的故事在美国的报纸上已经泛滥，但这些故事多半都是边境这边的美国记者根据二手材料写出来的。但是格茨乔却以穷困贫瘠的墨西哥中部村庄为落脚点，这样的视角让他的文章无论是在深刻性还是生动性上，都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的作品。
正是因为在墨西哥呆了很长时间，格茨乔才能够发现并讲述出那些其他人没有掌握到的故事：克里斯特罗斯起义遗留下来的痛苦现实，人口减少的村庄与全国劳动力过剩、工作难寻之间具有讽刺意义的矛盾，墨西哥农民对待美国的矛盾态度，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个人恶劣的生存条件。这让我们立刻彻底明白了移民现象产生的原因。站在高山上也许能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但是在那里我们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物面孔。
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才能真正相信那些别人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可惜的是，很多时候，从事报道的记者都无法满足我们，因为他并不是一位出色的故事叙述者。他对于读者喜欢的东西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一个吸引人的好故事或故事构思与一个平淡无味的故事或故事构思之间的区别，他不知道哪些要素能够拉拢注意力，让自己的报道成就一个好故事。
下面是我自己列出的有关读者喜好的单子，根据喜欢程度的不同从高到低排列：
1．狗，以及其他可爱的动物和行为端正的儿童。
一名记者可能花了很大功夫才完成了一篇关于武器限制的详尽分析报道，正当他等着接受读者们的赞许时，他却接到了来自反对方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一位喜欢吹毛求疵的专业人士，他指责记者把SS-20导弹的投掷重量弄错了。就在这时，一位同事轻而易举地就完成了一篇轻松的报道，讲的是一只三条腿的牧羊犬如何把一个孩子从一块浮冰上救出。结果，这位同事收到了40个电话和一麻袋的信件。生活就是这样不公平。
2．人物/当事人。
如果缺少一只狗的话（羞愧的是我们经常缺少这样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帮助我们唤醒读者的根本兴趣，只要我们的人物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我说的当事人是那些亲自按下控制钮、扳动控制杆的人，或者是在传动装置周围工作的人。这些人不是事件的旁观者，不是分析家、专家（专家指的是那种知道123种恋爱的方法，却根本不认识任何女人的人）、研究者、还有那些要把客户的最后一分钱榨干的律师之类的人。当事人，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要么促成了事件的发生，要么受到事件的直接影响。
其次，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他们的言语中，必须有一些令人感兴趣，又与事件紧密相连的信息。有些记者不是把人物硬往故事里塞，丝毫没有展示出他们的个性，就是在故事中加入读者毫无兴趣的笨蛋。这些记者以为，只要往故事里丢上一两个人物，他们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但其实他只是屈从于人们的兴趣，而并没有真正为之服务。比如一篇有关仓库存货的文章，不会因为报道中有一个人驾驶叉式升降机从仓库里开过就变成一篇好文章。这种人物的出现，即便不会让文章变得搞笑，也会让文章显得矫揉造作。
如果乱添人物是一种错误，那下面的行为就是更为严重的罪过：永远居高临下地站在山顶上，无法真正接触到戏剧冲突中的人物。新闻故事的本质是要求脚踏实地、贴近地面的报道。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新闻的本质，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现今的报刊写作中最突出、最严重的缺陷所在。比如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报道，要想说明根本原因，如果不去那些移民们生活的村庄，看看他们为什么会离开，是不可能完成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报道的。但是现在有成百上千的记者都在设法做这些不可能的事情。
3．事实，当它们与故事有关并能推动故事发展的时候。
但经常的情况是，琐事和没有太多价值的信息往往充斥着记者们的故事。这样的记者，要不就是毫无意识，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要不就是有意识地用这些无用的内容来掩盖故事本身的缺陷——缺少动态发展、直接的人物感受或者清楚的故事主旨。这样的事实是干扰，不是信息，只会让故事的节奏变慢。
4．人物/观察者。
现在，我们说到了读者兴趣排列的底层元素。和当事人相反，这些人与发生的一切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顾问、分析家、评论家、律师、各种类型的专家，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说话。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入侵格林纳达（Grenada）的时候，他是那场戏的最重要的当事人，是主角。当他强烈谴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他只是另一场戏剧的观察员而已。
观察者的真知灼见和解释说明在很多故事中都非常有用，但是读者对他们的态度却很冷淡。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读者更愿意听遭殃的棉农讲述棉铃虫给他们的棉花地带来的灾害，也不愿意听来自某个大学的教授，喋喋不休地发表有关害虫正威胁美国西南部棉花产地的长篇大论，尽管这是专家的观点。棉农有更大的可信度，因为他是事件的受害者。他是戏剧中的主角。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使用观察者时必须采取谨慎态度。毕竟，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有着直接经历的信息源。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亲身经历，构成了故事的主体。但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却往往不是这样的。记者推出一连串的专家去折磨读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专家与事件并没有直接接触，他们的评论都是二手的。一个具有高关注度的元素（当事人）被一个关注度较低的元素（观察者）所取代了，但记者却认为，只要故事里有人物就够了。问题就在于，他们是些错误的人物。
5．数字，尤其是大数字，以及连续的段落中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的长串数字。这是杀死读者兴趣的剧毒氢化物。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做实验来证明我的判断。找一篇文章，其中的一两段充满数据。在阅读到这些段落的时候，请不要放慢你的阅读速度，读完后看你是否记住了这些信息。你大概很难记住所有的数据，你甚至可能连这一大堆的数据所要表达的大概意思也说不清楚。
巨大的数字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当人们遇到它们时，思维会自然中断，条件反射般地要把数据转换成比较形象的东西。如果众多数据同时袭击读者的话，他们只能选择放弃，把剩下的故事抛到一边去。
所有这些规律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往往过于依靠空洞的数据和专家的言语。现在是抛弃一些无聊的数据和滔滔不绝的专家讲话的时候了，用新鲜生动的事实信息和对生活的直接描述来取代它们，这样的文字才能把故事深深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
这些原则在新闻故事的采访和写作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故事的构思阶段也应该仔细考虑。如果一位记者心中有好几个选题正在形成，而且这几个选题在重要性和时效性上都不相上下，他首先应该选择那些可能包含最高兴趣元素的故事，同时尽量回避那些需要依靠数据和专家意见的故事。
另外，他首先应该去寻找这些故事想法中的动态因素。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具体影响，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反作用行为。要记住，这种故事中的动态因素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的，关注动态的想法永远比那些关注数据分析的想法更容易成功。记者往往要绞尽脑汁，才有可能把一个数据分析的故事变得有趣，但是如果把一个带有动态信息的故事放入其中，就可以掩盖许多不足之处——如果再有一条与故事内容相关的狗出现，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