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说法的未是

这客观的说法，我们并不是全不承认的，我们固然是释迦慈氏之徒，不认客观，却不像诸君所想像的那种不认客观。只是像巴克尔、金子那种人文地理的说法未免太简易了。陈启修先生所述的那种唯物史观，似亦未妥。他们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这个话在夙习于科学的人，自然不敢说。他们守着科学讲求因果的夙习，总要求因的，而其所谓因的就是客观的因，如云只有主观的因更无他因，便不合他的意思，所以其结果必定持客观的说法了。但照他们所谓的因，原是没有，岂能硬去派定，恐怕真正的科学还要慎重些，实不如此呢！我们的意思只认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就是诸君所指为因的。却是因无可讲，所可讲的只在缘，所以我们求缘的心，正不减于诸君的留意客观，不过把诸君的观念变变罢了。听说后来持唯物史观的人已经变过了，顾孟余先生所作《马克思学说》，其中批评唯物史观道：

但是他所说的“旧社会秩序必要自己废除”，这“必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自己说这个“必要”是论理的必要。因为社会的冲突是社会全体里头的一个“否认”（negation），这个“否认”一定又要产出另一个“否认”来。这是与黑格尔所说“人类历史之思辨性质”相称的。

但是马氏以后唯物史观的代表却不用这种黑格尔的名词了，他们也不说“论理的必要”了。他们只说这个必要是一种天然现象的因果关系。

以上两种意见都未认清社会科学的认识条件。社会科学里所研究的社会现象不是别的，乃是一种秩序之下的共同动作。这种共同动作是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意志的。所以“唯物的历史观”所说的“旧社会秩序必要废除”这必要既不是论理的必要，又不是天然现象因果的必要，乃是宗旨的必要，因为社会秩序是方法，社会生活是宗旨。如果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活有冲突的时候，他的宗旨全失了。人要达到这个宗旨，所以起来改革社会秩序。换一句话说改革与否，并如何改革这是视人的意见而定的，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

这意思不是很同我们相近了么？

在金子教授、米久博士以什么“食物不丰，勤劳为活，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征服自然”去说明科学的产生，觉得很合科学家说话的模样，其实是不衷于事实，极粗浅的臆说。我也没去研究科学史，然当初科学兴起并不是什么图谋生活、切在日需的学问，而是几何、天文、算术等抽象科学（abstract science），不是人所共见的么？此不独古希腊人为然，就是文艺复兴科学再起，也还是天文、算学、力学等等。这与“食物不丰，勤劳为活”连缀得上么？据文明史专家马尔文（Marvin）说：“科学之前进，是由数目形体抽象的概念进到具体的物象，如物理学等的。”王星拱君的《科学方法论》上说：“希腊的古科学所以中绝的原故，是因为他们单在他们所叫作理性的（rational）非功利的（disinterested）学术上做工夫，于人类生活太不相关。（按金子君的说话恰好与此相反。）至于我们现在所享受所研究的科学，是在文艺复兴时代重行出世的。……那个时代的科学，完全以求正确的知识为目的。自文艺复兴算起，一直过好几百年科学在应用方面都没有若何的关系。所以有人说科学之发生原于求知而不原于应用。”照王君的下文所说，大意科学初起，全非为应用，而后来之日益发皇却要应用与理论并进的。王君又有《科学之起源和效果》一文大意不远。后又见某君所作讲科学的一文把这个意思颠倒过来，谓科学初起是为用，其后乃有求知的好尚。现在也无暇细论，但就我的意见简单说两句：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倒要从容一点才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结果只能产生“手艺”“技术”而不能产生“科学”。——中国即其好例。王君所论科学之起源原是泛论人类心理上之科学的基础，也不能答欧洲人何以独能创出科学的原故。若问这原故，待我后方去答。

若拿唯物史观来说明西方政治上社会上之“德谟克拉西”精神所从来，我并不十分反对，然却不是杜威先生的折衷说第三派。（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我只要问：如中国，如印度有像欧洲那样不断变迁的经济现象么？如承认是没有的，而照经济现象变迁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理，那么一定是两方面的发展大有钝利的不同了。可见还有个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东西，而生产力不是什么最高的动因了。——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为最高动因。这所以使生产力发展可钝可利的在那里呢？还在人类的精神方面。所谓“精神”与所谓“意识”其范围，大小差得很远。意识是很没力量的，精神是很有力量的，并且有完全的力量。唯物史观家以为意识是被决定的而无力决定别的，是我们承认的，但精神却非意识之比，讲唯物史观的把两名词混同着用，实在不对。这些话且不去细谈，直接说本题。原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于人的物质生活的欲求，而物质生活的欲求是人所不能自已的，由此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现象的变迁，都非人的意识所能自由主张自由指挥的了。而在某种经济现象底下，人的意识倒不由得随着造作某种法律制度道德思想去应付他，于是唯物史观家就说人的意识不能把经济现象怎样，而他却能左右人的意识了。但其实这物质生活的欲求，难道不是出在精神上么？只为他像是没有问题——一定不易——所以不理会他，不以他为能决定生产力之发展罢了。但其实何尝全没问题呢？他也可有变动，由这变动至少也能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钝利，经济现象变迁的缓促。我敢说：如果欧亚的交通不打开，中国人的精神还照千年来的样子不变，那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断不会有什么变迁，欧洲所谓“工业革新”（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断不会发生。又如果回族同欧人不去侵入印度，听着印度人去专作他那种精神生活，我们能想像他那经济现象怎样进步么？所以我以为人的精神是能决定经济现象的，但却非意识能去处置他。这个意思于唯物史观家初无冲突，不过加以补订而已。然就因此，我觉得西方社会上“德谟克拉西”精神所从来，还非单纯唯物史观家的说法所能说明，而待要寻他精神方面的原因。据我所见是欧洲人精神上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由这个地方既直接的有产生“德谟克拉西”之道，而间接的使经济现象变迁以产生出如彼的制度似更有力。其故待后面去说。

现在我要说明自己的意见了。但且不去答对西方化的特别处所从来，现在先要说明我观察文化的方法（见第二章），然后再解释适用这方法得的答案（见第二章），则科学与“德谟克拉西”的所从来自尔答对了。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试且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