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阶段（1944年12月—1946年7月）：“平民世纪在望”v.s.“美国世纪”

这一阶段，费孝通的国际时评，总的取向是：担忧美国会走上“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但是对于“建立一个‘平民的世纪’”不乏信心，所谓“平民世纪在望”。

什么是“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费孝通说，“就是用金元的活动和原子弹的威力来在世界各地树立美国本身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属于美国，所以得排斥其他强国的染指。它得安排下一个秩序，利用它这次战争中没有破坏的特殊便利，使其他工业国家无法复兴来和它争霸”。用“金元”树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有“内政”的需要。美国经济结构有一个长期的弱点，就是财富集中，国内购买力不足，这导致了1929年的经济衰退。美国“新政”开始修正这个独占的体系。不久战争爆发，军事需要大幅度增加了生产和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战争结束，若生产萎缩，再加上军人大量复员，就会出现工人大量失业，发生不景气。要想维持繁荣，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增加人民的收入，国内购买力就会增加，但会损及资本家的利益。这是“新政”的延续和扩大；另一个方法就是向海外求市场，即金元扩张。

美国树立战后世界秩序，关键要处理的是美苏关系。费孝通指出，“从上一次大战一直到现在，最大多数美国人民对苏联是没有好感的”，“两国政治和经济性质上的不同及传统的态度都是两国合作友好的障碍”。在美国国内“有很强的势力要阻止苏联崛起和美国争霸”，“这种势力若利用了传统的疑苏态度，就可能产生上次大战时的围苏政策”。美国虽然有原子弹，但是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新武器的威力日增，美国已不再能有遗世独立的安全感。要想获得安全，美国就需要在西欧和东亚建立起它的防御带。

美苏和各强国争夺势力范围时，还有一个复杂性。就是二战进入尾声时，签署停战协定时，一些同盟国的军队会在被解放的地区和国家暂时驻守，维护秩序。“当地人民经了长期的纳粹压迫，已分化成了利益分歧、意见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之间并不能自动的团结争取各国自己的共同利益……再加上自己认为负有保护和解放责任的强国在旁边，直接或见解的鼓励着某一派别的强权态度”，所谓“尊重当地人民意见，建立以当地人民利益为主的政府”，而非“强权政治时代的均势战略”，自是十分困难。就算暂负有保护责任的强国没有自私的企图，“也可能因不明民情做出许多违反当地人民利益之事”。希腊如此、整个巴尔干半岛如此、波兰如此、越南如此，中国自然也是如此，尤其是在1945年底和1946年春爆发的“东北问题”上。

1945年8月9日，在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按照《雅尔塔协议》的约定，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几天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和华北大部。中共在苏联出兵两天后，下令四支部队迅速赶赴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国的空运和海运力量的协助下，大批运往东北。美国公开支持国民党，苏联则暗中支持共产党。以后的几个月冲突不断。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扩大对蒋介石的支持有分歧。1945年11月，费孝通撰文说，“只要中国无意反苏……苏俄也没有控制（东北）的意思，至少也不愿冒引起再度大战的危险来并吞它”，“不幸的是中国内部纠纷不息……更不幸的是，内争的一方是有亲苏的嫌疑共产党”。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美国政府内有一些反苏势力，如美国军部；在舆论界，反苏宣传的主力是《生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是反苏派。他们想“在远东制造美苏间的紧张关系”，“利用中国的局势筹备反苏根据地”。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问题是因为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因此先后写了两封公开信——“美国你不应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5年11月22日）和“致马歇尔特使书”（1946年1月13日），说明他对中国内战的理解。

按照《雅尔塔协议》，苏联应在1946年2月1日前撤离东北，可是苏联没有这样做。2月11日，雅尔塔会谈一周年之际，海外报纸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约的细节。消息传回国内，立时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反苏运动。重庆各家报纸，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外，包括很多过去同情共产党的报纸，都发表了批评苏联的言论。2月22日，重庆两万名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次日，西南联大110名教授（该校共有教授130余人）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公布中苏条约内容，苏联尽快从东北撤军，归还一切工场设备和资源等。对于这份宣言，民盟云南支部内部有分歧，如吴晗和闻一多就没有签名，还动员其他教授发表额外的声明，降低这份宣言的影响。费孝通有没有签名不明。但是3月，费孝通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传达一个意思：之所以在最近两个星期，东北问题突然热闹起来，是因为在刚达成的政协方案（1月31日）及刚签订的《整军方案》（即《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为国军之基本方案》，2月25日）中，利益受损的那些人在借机搞破坏。

按照费孝通的分析逻辑，走上“建立一个‘美国世纪’的道路”，就是美国政治滑向“财阀政治”，这是“美国民主的弱点”，这一时期也确有一些迹象。如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担任内政部部长的伊克斯（Harold L. Ickes）1946年初辞职，抗议杜鲁门任命与油商关系密切的鲍莱为海军部次长，以换取油商对民主党的支持。但是，此时费孝通还相信：“尽管可以说有很多美国有势力的人想造成一个美国世纪，但是同样的有很多的美国人是要促成一个平民世纪的”，“一个受舆论支配的政府是不能离开人民意志太远一意孤行的”，“在言论自由的美国，舆论界……会监督政府不走极端”。“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切的政策是要向人民负责的。……即使在军人中或是在政府中有人要推行一种会威胁世界和平的政策，他也决不能在现存美国的政治结构得到抬头的机会的。赫尔利事件是一个最清楚的教训”。在费孝通看来，这一时期，有不少令人振奋的事件，指示美国正走上“平民的世纪”的道路。

从美国回来后，第一个令费孝通振奋的事件是1944年11月，罗斯福再次赢得总统大选。在华莱士被任命为商务部部长后，费孝通撰写文章“平民世纪在望”，登载在1945年4月重庆《大公报》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去年11月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及竞选中出现的新政治力量。费孝通说，战争胜利在握后，大多数美国平民最焦虑战后的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生产若恢复到战前的常态，五分之一的人就要失业。若发生经济不景气，则更不堪设想。一个方法是政府“用税收兴办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低利放贷，或甚至用津贴来维持无利的企业；用保险和救济来维持暂时失业或无法工作者的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战后面临类似的境况。当时的做法是，迅速私有化，私人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战时的国营企业。提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同时调整税率，使国库的担负分配到中下层人民肩上。这些措施造成了昙花一现的“企业繁荣”，但是埋下了1929年经济不景气的种子。是给“平民以希望”还是再次造就“企业的繁荣”，这是1944年竞选的最大争论点。美国的政党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本身都包含着各种方面的利益（经济、社会、种族等）。过去，选民由于无法判断两党与自身利益是否相合，常弃权。但是这一次平民很关心自身的利益，若有一个团体能为平民服务，平民积极投票，则可能改变美国的未来。费孝通说，“1944年的美国大选是平民政治的一个试验”。结果，在美国大选中产生了CIO（Congress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和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两个新政治组织，他们还不是一个政党，但是争取到了更多的平民投票。这是罗斯福连任的决定因素。费孝通最后说，“有选举权的人民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利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了。这就是华莱士所谓的‘平民世纪’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欢迎罗斯福时代的继续。三天后，罗斯福去世。

第二个令费孝通振奋的事件是1945年7月26日，英国大选揭晓，英国工党获胜。费孝通欣喜万分，迅速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平民世纪的展开：英国大选揭晓后的感想》。他在文中欢呼：“工党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英国大选是平民世纪的一个界石”，“平民世纪已经展开”。英国，贵族有理性，平民有政治责任。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新政”前途难料。1946年新年，又不断传来美国工人罢工的消息。费孝通再次兴奋地撰写文章“迟迟其来的美国工党”。费孝通认为“美国目前的大罢工不是单纯的‘要求加工资’罢了，而是工党诞生的预兆”。他的解释逻辑是，杜鲁门的政策是居中偏右的。战争一结束，他就向国会提出“全面就业案”，按此议案，政府将设立一个事实调查局，政府根据各种数据，决定工资可提高的数额及物价可上涨的幅度。这个议案是希望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间进行折中，资方可保留相当的利润，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有所增加。可是国会中代表资方利益的议员不同意，又赶上当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议员也不愿意得罪选民，所以拖着不办。这种情况下，工人罢工示威了。费孝通说这样的冲突格局会压迫国会中的议员政党重组，美国的政党不能再是一个多元的利益集团，要有一个充分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中的进步主义分子，特别是华莱士已经行动起来，他表示要全力领导左翼民主党。

同年6月，费孝通再写文章表示，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中，“美国人民将考验杜鲁门”（未收入全集）。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在保守势力的包围下，这半年的政策，对外反苏，对内清算劳工，可以说是一场“没有选举的政变”。美国现在党争激烈，最近传出的消息，由前内政部长伊克斯和罗斯福的公子支持的独立公民委员会（ICC，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与1944年大选时成立的两个工人组织结成联合阵线。“他们要在这次议员选举中试验原有政党中去变质的策略，若是结果不佳，可能在1948年前成立新的政党”。费孝通表示，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不会愿意激烈反苏，引起可能的战争。他预测，在之后的五个月中，为了迎合民意，杜鲁门对苏（包括对华）会采取比较和缓的拖延政策。

可是，历史的发展未如费孝通的预测。这篇文章发表10天后，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刺身亡。费孝通等进步教授亦受到生命威胁，躲进昆明美国领事馆。南京美国大使馆不同意昆明官员的做法。11天后费孝通等离开领事馆。费孝通想到美国躲避一段时间，可是美国的政治形势很微妙，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告诉费，去美国不行了。11月，民主党失去了中期选举，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劳工阶层的支持，1946年投票率低，很多工人没有投票。华莱士对苏联的轻信和幻想受到美国舆论的广泛批评。一个有趣的对比，胡适对同期美国舆论的看法与费孝通相左，他说，“在选举前，民意测验的结果早已表示民主党不能保持14年来两院多数的优势了。政府……不能不重新检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苏俄的政策。新的政策是对苏俄要‘坚定而忍耐’……要用坚定的态度叫苏俄明白美国不能退让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