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中国施政权力的形象化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宋代的手卷，这幅手卷是关于汉代记载中的一个事件。那时，汉帝国的丞相是一个叫作丙吉的人。在一次春巡过程中，丙吉遇到有人聚众闹事，暴力的蔓延已让此处死伤横道，然而丙吉却过而不问。随后，丙吉和随从又遇到一个农夫，他的牛气喘吁吁地吐着舌头。丙吉让侍从停下来，走到这个农夫的身前，询问农夫这头牛在此之前劳作了多久。丙吉对于死者漠不关心，却对这头微不足道的牛如此在意，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让其随从不能忍受，所以他们直面丙吉，要求他做出解释。丙吉回答道，骚乱是郡县长官应该负责的事，这是超出他管辖权的事情，而国家的大政方针才是他的责任。如果天气不合时令地热起来，导致牛在轻度劳作之后就开始气喘，那就预示着可能会出现旱灾。在此情况下，国家政策的制定需要满足民众的需要，那才是他的工作，这也是他询问牛气喘吁吁的原因。

丞相明显地知道他的官职具备特定职责和权限，他没有干预郡县长官所辖事务的权力，这就如同一个现代的总统擅自告诉地方警察要如何工作一样。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丙吉的故事迎合了对于宋代之前的普遍想象，并被画在宋明清时代的陶瓷制品上（见图2.3和图2.4）。对于新上任的官员来说，这样的物品会是一件很合适的礼物，因为这种礼物可以提醒地方官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其被授予的指定职责之内，而不去干涉那些权限之外的事务。

图2.3 丙吉问牛风景枕

金元时期（约13—14世纪），磁州窑制。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作者拍摄

图2.4 丙吉问牛风景枕局部

这个故事传递出的政治抽象概念是官职与官员的分离。宋代的画家没有试图将丙吉的权力表现成威严的样子，而唐代的画家或许就会这么做，这就是宋代画家知道上述区分的证明。丙吉衣着朴素，毫无纹饰，在任何细节上与其下属都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姿势也不是要表现威严或是激起农夫的自卑之感。相反，当他询问乡下人那头牛的生理情况时，他是以一种放松的方式闲散而立的。农夫用正式的问候表达对丞相的尊敬，但是这与农夫问候其他人的方式也没什么不同——都是作揖而已。宋代的画家们知道，再过一些年头，会有其他人担任那个官职。然而绘制罗伯特·达德利爵士画像的画家知道，达德利的社会等级基本上是终身的，并且还可以传给其嫡子。达德利的政治权力是其财产的一部分，与他的家具或花园并无二致。

当然，近代早期的英国人是不会看到台北的这些绘画的，所以我们没有他或她可能会给予何种回应的直接描述。不过，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有力证据。17世纪，德国画家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曾游访中国，为一些“特有”的社会类型做过素描：官宦女子、农夫草莽、公职官僚。当要呈现中国官员的时候，同为罗伯特·达德利爵士作画的画家和宋代画家一样，基歇尔需要找到一些形象化表达来传递施政权力的观念，那么他是如何完成的呢？图2.5是一幅中国武官图，以雕版画的形式呈现。中国画家在描绘武官时可能会强调他的尚武品质，比如力量、身形或者坚毅。基歇尔则选择给这个官员一个优雅的身姿，类似姿势在那个时候的欧洲画像通常意指“贵族身份”（见彩图5）。不管是在中国的哪种语境下，这样的身姿都是说不通讲不明的，但这却是基歇尔的观赏者所要求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绘制，欧洲人就没法理解画像中的这个人可以行使政治权力，就当时的理解，权力即“贵族身份”。

彩图5　《女子肖像画》（Portrait of a Woman）

尼古拉·德朗吉热（Nicolas de Largillierre，1656–1746），1696年，布面油彩。

可能是克劳德·兰伯特·德托里尼夫人和她被奴役的仆人。

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2.5 来自广西的中国军人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绘，出自纽霍夫《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

现藏于密歇根大学克莱门茨图书馆。作者拍摄

宋代的手卷、唐代的御制画像、基歇尔的人物图示，它们所采用的呈现方式都并非肆意为之，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画家想要讲述同一个故事，前述丙吉问牛的画卷也不可能会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或唐代中国出现。照此来说，欣赏宋代画卷的人拥有可以区分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或者说官职与官员的认知能力，这幅绘画的存在就是初步的证据。

当然，认知的灵敏度在很多方面均有体现。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在数学与物理学领域展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认知灵敏度，比如对于速度与加速度的区分，这可能是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困惑的概念。然而，物理学与社会组织并不一样，所以精通算术的欧洲人，比如传教士李明，在把握官职与官员之间的区分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中国与欧洲的概念鸿沟导致了彼此之间的若干误会和迷思，进而形塑了两个地区的文化政治（参见第一讲）。这使得英国对于政体的形象化呈现迥然不同于已将政体形象化视为常态的中国，这也是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