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的形象化

诸如《利维坦》那样寓言式的表现很难在宋代的文献资料里找到。不过，我们能够找到一些体现最高统治者、人民与官员之间关系的形象化策略。其中一个方法是绘制一幅有关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画，以此激起对于政治抽象概念的思考。在现存的宋代绘画中，就有这样一卷作于12世纪的立轴（见彩图6），名为《望贤迎驾图》。这幅绘画描绘了唐帝国由胜而衰的关键时刻。朝廷的贪污腐败导致了藩镇军事力量的崛起，而藩镇的力量已经足够挑战中央政府的管辖。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藩镇的军队已经攻陷了唐朝的首都，唐明皇与其侍从则逃入四川的山区之中避乱。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当地的百姓，即“民”，这些百姓直面皇帝，并且要求太子登基。这幅绘画记载了唐明皇退位以及百姓推拥其子李亨为帝的时刻。

彩图6 乡民迎接唐玄宗及其侍从

《望贤迎驾图》局部，佚名，南宋，立轴，绢本设色。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由于这幅绘画是宋代画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表现政体的所有三个因素：官员和人民，亦即“臣民”；帝王，或是朝廷；再加上有关帝国疆域的山水风景。此外，在官员之中，我们发现既有文官，也有武官。从这些方面，这幅绘画为我们提供了与《利维坦》扉页插图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因为这幅画同样表现了帝王、人民、军队以及国家的领土疆域。另外，在《利维坦》的扉页插图中，所有的人都面向着国王。而在这幅卷轴之中，与《利维坦》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呈现为一个独立个体。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面部表情，并且每个人都对帝王的到场有着与众不同的回应。有些人单膝跪地，有些人则双膝着地；有的人五体投地，有的人则连鞠躬都没有。其中有一个人站得离皇帝最近，并直视着皇帝，还指着其他女性与孩子，但他并没有卑躬屈膝。这些各自不同的回应好像并不与任何可以辨别出来的社会等级或社会角色相对应。百姓杂乱无章地散布在图中，所以这些民众的姿态似乎应该是一种自发性反应的结果。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大众，有着数千张面孔与数千个视角，每个人都对帝王的价值有着自己个体化的评价。

显而易见的是，这不是一个对于最高统治者权力的某种象征寓言，其评价刻度是自然主义的，不存在证明皇家尊严的符号标志。这幅作品的绘制所暗示的，是我们正在以一个实际事件的视角进行观察，因为这幅卷轴在细节描绘上又是那么地丰富。每张面孔、每个姿态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好像要说服观者这幅场景就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现场报道一样。实际上，这也只是一幅宫廷的宣传作品而已。这里所描绘的各式各样的民众代表着“人民”，即“民”，是宋代政治理论中政权合法化的终极来源。虽然上述征引的事件发生在唐代，但是最有可能为这幅卷轴提供文本依据的是一个世代前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一个篇章。《新唐书》与《旧唐书》只告诉我们，他们遇到一大群生活艰苦的村民，太子被立为新帝，并且指挥其拥立者击退谋反叛逆者。司马光作于11世纪的论述则更为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在这幅卷轴中发现的诸多细节的佐证。

如前所述，司马光拟定了一份诏书，倡导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自由地向官员表达他们的怨言不平。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了一个地方官员陈述自己关于帝王在政府中所扮演角色的观点：

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民众呼吁太子继承唐明皇的位置。玄宗皇帝默许了，李亨继而主持了整个国家的大局，史称唐肃宗。

在这幅画卷中，面对玄宗皇帝并且指着乡民的人看起来很可能就是司马光叙述中的那位地方官员。他头戴一顶低级官员的帽子，而因其站位居于人群当中，所以他很明显是在代表民众说话。唐明皇并没有回望他，代之以向人群微微躬身，就好像是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样。李亨则是一副甚为满意的样子，直接看着这位下级的官员。站在太子身后的官员们朝着与太子一致的方向赞许地微笑着，同时，站在高耸的松树旁的官员们则亲切地凝视着聚集在那里的民众。

这幅绘画卷轴被认为创作于12世纪，很可能是遵照宋高宗（1107—1187年）的指示。为什么高宗皇帝会委托画家创作这样一幅画呢？与李亨一样，宋高宗也曾被迫因敌军的侵略而逃亡，同时他也是以取代前一任皇帝的形式得以重建宋朝，而上一任皇帝也是由于行事不当而招致叛乱与入侵。在其统治时期的语境下，这样一幅画作暗示到：高宗认识到王位是与人民的全力支持有关的。换句话说，这幅画作很可能是一幅杰出的宫廷宣传品，而非一幅杰出的宫廷绘画。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绘画，都会承担这种宫廷宣传的职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切中要害的问题则是：绘画中的信息是如何传达的？

考虑到这幅画作的创作时间，相关论证并没有呈现出对于威严的炫耀，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唐明皇身着一袭朴素无华的白色长袍，而李亨则穿着红色的袍子。不论是皇帝，还是太子，或是站着的官员，都没有穿着威风凛凛的衣服样式，而是非常悠闲自在。对于皇室权力的寓言式象征是缺席的，同样也没有宗教认可的象征。这幅绘作反而表现了一种对于实际事件的真实记录，这也是相关论证的依据所在。

人们会自发地给予历史情境以回应，就是宋高宗想要其大臣们在涉及他登上帝位的崛起之路时想到的：这是人民自愿自发的支持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人民赋予了政府以使命，所以不能把人民描绘成帝王的仆从，也不能将其表现为“拥有同一种意愿，可以同一种行为模式概括”。把民众描述成拥有个体化的意志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这就不是“人民”了，因为在宋代，“民”被认为是拥有个体性的主体所构成的大众。有的人同意官方制定的政策，但有的人则不认同。那些认同的人可能会携带一把绘有活泼雀鸟的扇子，以此来反映政府政策的成功。那些不认同的人则有可能会携带一把描述人民困苦不堪的扇子（参见第四讲），或者他们会向登闻鼓院提请申诉。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因为携带反映其个人观点的扇子而被投入监狱。这也是为什么创作出这幅绘画的画家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描绘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