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陈 来

艾民先生的书终于要出版了。

现在海内外的朋友多知道我和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邓艾民先生的关系。

艾民先生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1979年夏，研究生一年级结束，当时作教研室主任的张先生（岱年），要我们“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十个人，各报自己希望研究的方向。酝酿之后，我看大家多报“先秦”，于是就选了“魏晋”。暑假过后，张先生告我：“你的方向要改一下。”决定由艾民先生作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艾民先生专长在宋明哲学，特别是朱子和王阳明。于是我就确定以“宋明”为方向，选定朱子为研究对象。以后的研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艾民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在北大哲学系主掌系务工作。他虽然在北大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可是他最推崇的，是他的朋友冯契。冯契与艾民先生在西南联大曾同学，又有志同道合之谊，但他们是终身相知的朋友。一般人极少推崇同行中的平辈同学和朋友，可是艾民先生多次向我说，他认为冯契的研究最好，要我注意看冯契的东西。也是在艾民先生的建议下，我去旁听了数理逻辑专业的几门课。从这里看，他似乎也很欣赏逻辑分析的方法，因为冯契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金岳霖的逻辑分析加以结合。

我给艾民先生写过一些读书报告，依次为“孟子”、“庄子”、“公孙龙”、《易传》、“郭象”。“庄子”的一篇在1980年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过，“郭象”的一篇发表在《中国哲学》，而艾民先生比较欣赏“孟子”的那一篇。我也写过一篇“二程”，未获发表。但我的用力所在，主要还是朱子。记得上来读王白田《朱子年谱》时，对于朱子早年的“已发未发”说，颇觉难明，就写了一页问题，请问艾民先生。艾民先生要我自思而得之。于是我自己又去用功，而终于深造之而有所得。此在愤悱启发之功，不可不归于艾民先生。

1979年到1980年，杜维明教授在北京访学，在北大的座谈结束后，与北大几位先生同游未名湖。杜教授问起艾民先生的研究兴趣，答“宋明理学”，杜即为之精神一振；又问最喜欢何人，答以“王阳明”，杜大喜之。于是两人深谈良久。当时艾民先生主持北京市哲学会的工作，即邀请杜教授在北京市哲学会讲演，艾民先生特为介绍，当时北京研究中国哲学的名流都在座，我们也参加了旁听。

1982年艾民先生从夏威夷参加“朱熹思想研究国际会议”回来，全力投入王阳明的研究，那时他给1982年入学的研究生开“王阳明哲学”的课，他写了讲义，从生平到哲学，论述很精彩、很细致。他让系里把讲义油印，发给同学，要同学在讲义上面的边、眉处写他们的读后意见。他在学期结束时把这些讲义收回，要我来看（那时我已在系里教书），学生的评价也很好（如李仁山、景海峰）。其中《王阳明生平》一章，他曾在1981年秋天“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讲过；他认为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听说这个讲法当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不过他并不在意。他的想法，是以这些讲义为基础，写成一本“王阳明哲学”的书。同时，他又作了王阳明《传习录》的注释，也是交由系里油印，作为研究生的教材，希望经过讨论修改后成为专著。这个时期是他学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这两部阳明学的著作，在他生前虽未出版，但可以说代表了80年代初中国大陆王阳明研究的水平。《传习录注疏》这部书，即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这里仅举一例：《传习录》第一条中：“‘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四部备要》本、《王阳明全集》本、陈荣捷先生本文字皆如此。而《传习录注疏》作“然非新字义”。下出校注：“《王文成公全书》本，‘新’讹作‘亲’，据闾东本改。”这个改正显然是正确的。本书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可惜，1983年他被发现得了癌症，次年过世，否则，他给予中国学术界的贡献一定会更大。他患病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当时他在医院仍在积极修改这两项研究。在刚刚住院时，他对我说，王阳明哲学的书，还差几章，如果来不及，希望我帮他补写这几章；而《传习录注疏》的修改如来不及，就希望魏常海帮他完成。最后，《传习录注疏》终于还是完成了。而王阳明哲学的部分后来也由冯契先生将之与艾民先生有关朱子的论文合并，在上海出版。

多年前，杨祖汉教授听我说起艾民先生有关于《传习录》的书稿，对我表示可以安排在台湾出版。于是我就将此意转达给邓师母左启华教授，她为了书稿的打字，付出了多年的辛苦。现在，这部书终于付印，既可以告慰艾民先生，也使邓师母的心愿得以达成。书将付印，邓师母要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艾民先生与我的渊源往来，略表出如上，亦用以纪念艾民先生。

公元2000年2月序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