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中

德洪^〔1〕曰：昔南元善^〔2〕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3〕其答徐成之^〔4〕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

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5〕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

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6〕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1〕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初信朱熹说，二十四岁时读《传习录》而怀疑之，王守仁平宸濠归越后，钱闻良知说后深信之，率同邑七十余人受学。时来学者渐多，钱与王畿协助王守仁进行指导。王守仁征思田，钱与王畿居守越中书院，嘉靖七年，钱赴京应试，因闻王守仁逝世，中途返乡守丧。嘉靖十一年（1532）举进士，累官至刑部员外郎。嘉靖二十年因坐论郭勋死罪，被斥下狱。嘉靖二十二年出狱后，在野三十年，以讲学为事，致力编辑王守仁的文集、年谱。著作存有《钱绪山遗文抄》。参见《明儒学案》卷十一。

〔2〕南元善（1487—1541），名大吉，号瑞泉，陕西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历官至绍兴府知府，为权贵所忌，罢官归里。著有《瑞泉集》。参见《明儒学案》卷二十九。

〔3〕佐藤一斋曾藏有嘉靖二十三年德安府重刊南元善兄弟校《传习录》二册，据称：“上册分为四卷：第一，徐曰仁录。第二，陆原静录。第三，薛尚谦录。第四，则为《答欧阳崇一书》一首，《答聂文蔚书》三首。下册亦为四卷：第一，《答徐成之书》二首，《答储柴墟书》二首，《答何子元书》一首，《答罗整庵书》一首。第二，《答人论学书》一首。第三，《答周道通书》一首，《答陆原静书》二首。第四，则为《示弟立志说》四则，《训蒙大意》六则。按南元善序曰：‘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又曰：‘故命逢吉弟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据此，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重刻之’是也。”（《传习录栏外书》第一——二页）

佐藤一斋又说：“南本下册书凡十篇，并上册所载书四篇。共十四篇。又就此文数之，为九篇。其曰八篇，误也。绪山云答徐成之书，而叙其所以去。又云答储柴墟书，答何子元书，则不叙其所以去，何耶？又谓增录答聂文蔚第二书，而南本既收在上册，则不可谓之增录，此序毕竟欠详备。”（《传习录栏外书》第八十——八十一页）

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另一南大吉本《传习录》，共六卷，其中语录较《全书》本约少50条，书信有《答人论学书》、《答罗整庵少宰书》、《答徐成之》二首，又有《示弟立志》及《训蒙大意》。《答人论学》写于嘉靖四年，则此藏本亦非嘉靖三年南大吉初刻本。

据日本今井宇三郎推断，钱德洪此处所说南大吉本，可能为嘉靖三年原本的增订本，故包括嘉靖四年及五年的书信，而完成于嘉靖五年。德安府嘉靖二十三年的南大吉本又有所增订，与钱德洪所见此本有所不同。据此，则佐藤一斋怀疑钱序“欠详备”，恐系误解。参见山下龙二的《阳明学之研究·展开篇》第一七八——一八九页。

〔4〕徐成之，名守诚，绍兴人。参见《绍兴府志》第四十一卷第四十八页。

〔5〕此《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十五年出版，构成《全书》本第四卷至第二十五卷。

〔6〕嘉靖五年，南大吉罢官归，途中致王守仁书，王答书有云：“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全书》卷六《答南元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