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导读
一
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学术界存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近些年来，闻先生论述过的好几个问题，差不多都有争论；有的虽然没有提到闻先生的著作，但是很明显，其基本论点与闻先生是不一致的。如初唐诗，是否就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的延续；唐太宗对唐初的文学发展，是否就只起消极作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否就如闻先生所说的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它们在诗坛的意义用“宫体诗的自赎”来概括是否确切；“四杰”在初唐诗歌史上的出现，是一个整体，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孟浩然是否即是“为隐居而隐居”而没有思想矛盾；中唐时的卢仝、刘叉，是否是“插科打诨”式的人物；贾岛诗是否就那样的阴暗灰色，等等。
以上的问题涉及到闻一多先生关于唐诗的专著《唐诗杂论》的大部分篇目。闻先生的另一部唐诗著作《唐诗大系》，是一部唐诗选本，书中所选的作家大多标有生卒年。这是闻先生对于唐诗所作的考证工作的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有时还作为某些大学教材的依据。但这些年以来，有不少关于唐代诗人考证的论著，对书中所标的生卒年提出异议，另立新说。
以上这些情况，已经牵涉到对闻先生唐诗研究某些基本方面的估价。[1]
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问题呢？
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运动。科学史的实例表明，没有一个大师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新材料的补充和发现，新学说的提出和建立，构成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闻先生进行唐诗的研究，是在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过了四五十年，学术界出现了与闻先生意见不相同的新看法，修订了其中某些不大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论点，这正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的唐诗研究还停留在20—40年代的水平，研究者的眼光还拘束在闻先生谈论过的范围，那才是可怪的了。
对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进展，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建国以前，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对唐代文学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应当特别提到闻一多先生及郑振铎、罗根泽、李嘉言等已故老一辈学者。但唐代文学研究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有计划地进行，并作出较大成绩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对这些年来唐代文学的突出进展，我曾归纳为四个方面，概括说来就是：
一、填补了不少空白，尤其是注意到了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加以综合的考虑和概括，力图从中探求文学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拓展了研究领域。三、对作家作品的考订更加细致精确。四、对诗歌艺术性分析的加强。我们是站在学术繁荣的新的高度来回视前辈学者的成就的。靠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把学术道路往前延伸了一大段，再回过头来看看前人铺设的一段，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用汗水（有时还有血泪）开拓的一段高兴，但绝无理由因此而鄙薄前人的那一段，尽管那一段比起现在来似乎并不那末宽阔，或者甚至还有弯路，但我们毕竟是从那一段走过来的。要知道，在崎岖不平的学术道路上，要跨过一段，哪怕是一小段，是多么的不容易，有时看来甚至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段或一小段，就是前行者的历史功绩；如果没有前人筚路蓝缕所开辟的这一段或一小段，也许就没有后人延伸的一大段。
我觉得，在唐代文学研究取得相当大进展的今天，我们来谈论闻一多先生的唐诗研究，如果只是扣住某一些具体论点，与现在的说法作简单的对照，以此评论其得失，恐怕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对我们有意义的是，前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拓他们的路程的，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雨交加；他们是怎样设计这段路面的，这段路体现了创设者自身的什么样的思想风貌；我们对于先行者，仅仅作简单的比较，还是努力从那里得到一种开拓者的启示。
这就需要我们思考：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来建立他的研究体系的？
二
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具体评论闻先生的唐诗研究之前，我想先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古代文化研究，以便使我们对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朱自清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所作的序中，对闻先生作为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三者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这几句话对于我们认识闻先生的古代文化研究，包括他的唐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闻先生并不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搞那种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努力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相联系，从文化学术的角度对民族的历史命运作理智的思索，从而使他的学术研究，带有“斗士”气质的批判性与进取精神。综观闻先生关于先秦《周易》、《诗经》、《庄子》、《楚辞》以及远古神话的研究，不难感觉到它们的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总体探讨，二是对于传统的严肃批判。
“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2]这可以看作是闻先生进行他古代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他总是想透过书本来剖析活的社会。他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二千年来士大夫没有不读儒家经典的，在思想上，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儒家的，因此，我们了解了儒家，便了解了中国士大夫的意识观念。”（《什么是儒家》）多么精辟的论断！他就是在这种整体观念下建立他的研究格局的。
花了十年左右才成书的《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他在书前的“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讹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郭沫若先生在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曾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段文字，并且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楚辞校补》的这一段话，实际上是闻先生对自己十余年来学术道路的一个小结，也使他更加明确了学术思想上的追求方向和所要努力达到的境界。
表面看起来，对于先秦，闻先生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实际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他著《周易义证类纂》，是想“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于是“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把《周易》的文句主要分成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别几个小类，如：
一、有关经济事类：甲、器用，乙、服饰，丙、车驾，丁、田猎，戊、牧畜，己、农业，庚、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甲、婚姻，乙、家庭，丙、家族，丁、封建，戊、聘问，己、争讼，庚、刑法，辛、征伐，壬、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甲、妖祥，乙、占候，丙、祭祀，丁、乐舞，戊、道德观念。
这就是从“时代背景”到“意识形态”，对《周易》作社会文化史的研讨。他的《风诗类钞》，体例也与此相似。在《序例提纲》中，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对《诗经》有三种旧的读法，即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而他这本书的读法则是“社会学的”。他把《诗经》的国风部分重新编次，分三大类目，即婚姻、家庭、社会。他认为这样重新编排和注释，国风就“可当社会史料文化史料读”，同时“对于文学的欣赏只有帮助无损害”。闻先生并不抹杀《诗经》的文学性质，他在译注中很好表达了国风作为抒情诗的艺术特点。他是要充分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特殊手段，来揭示那一时代活的文化形态，并把这种形态拿来直接与今天的读者见面，这就是他所说的“缩短时间距离——用语体文将《诗经》移至读者的时代，用下列方法（按即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引者）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
显然，闻先生这样做，并不单纯是追求一种学术上的新奇，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趣味，他是把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结，以古代广阔的文化背景给现实以启示，把他那深沉的爱国主义用对祖国文化的反思曲折地表现出来，来探求我们民族前进的步子。同样，他之所以又从《诗经》、《楚辞》而上溯到神话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伏羲考》），是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吧”（朱自清《全集》序）。
闻先生古代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传统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植根于他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赤子之爱。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复古的空气》）他早年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诗人出于对自己人民的爱，提出“如何把记忆抱紧”，而且深情似地请求：“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应当说，这种故国乔木之思正是他作为诗人、学者、斗士的根本动力，而作为清醒的爱国者和严肃的学者，他并不沉湎于历史，也不陶醉于传统。经过审视，他愈来愈感到古老文化中的惰性；这种惰性，更由于代复一代的统治者的腐朽而得到加强。批判封建传统，揭露古老文化的惰性和一切不合理成分，正标志着闻一多先生爱国思想的升华。
在这方面，闻一多先生的态度有时是很激烈的，有些地方甚至使人感到竟有些偏颇。如说：“愈读中国书就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五四历史座谈》）。这种有激而发的语句并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植根于严正学者的冷静思索：
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獉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獉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1943年冬他在一封信中，说到“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给臧克家先生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一多先生那种广阔的文化史研究如何加深他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又是如何促进他对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如与闻先生共事十余年，深知其治学历程的朱自清先生所说，“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全集》序）。
要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在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进行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这一严峻的环境不仅影响他的诗作，也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那样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从事于学术探讨。激烈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斗争，使他本来具有的那种诗人浪漫气质，强烈影响到论著中去，使犀利的笔锋更带有逼人的气势。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促成的。事过几十年，当我们在完全不相同的环境来讨论那些问题，会觉得闻先生的某种片面性（当然，从历史主义地看，这点也不需要讳饰），但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种把学术研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何放射出永远值得人们珍视的异彩！
三
我们在前一节中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闻一多先生的古代文化研究，为的是有助于对他的唐诗研究工作的理解。先从宏观上来把握闻先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体系，那末闻先生对唐诗的一些具体看法，才不致被误解。
闻先生对唐诗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计划。1933年9月，刚到清华大学不久，他在给友人饶孟侃的信中谈了近年来从事的学术项目，共有八项，除了《诗经》、《楚辞》各占一项外，其他六项全是唐诗，它们是：
《全唐诗校勘记》：校正原书的误字。
《全唐诗外编》：收罗《全唐诗》所漏收的唐诗。现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
《全唐诗小传补订》：《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拟订其误，补其缺略。
《全唐诗人生卒年考》。
《杜诗新注》。
《杜甫》（传记）。
从这个项目来看，他的研究格局也如同《楚辞校补》，先做文字校订和字义训释的工作，然后再进行综合的研究。过去一些研究者强调闻先生继承清代朴学家训诂学的传统，这是对的，但仅仅讲这一点是不够的，应当说闻先生是多方面地承受了前代学者的优良学风。譬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主张“博学以文”，闻先生每做一项研究，都尽可能搜罗有关材料，以求彻底解决，都与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思想有关。至于他的大胆怀疑的精神，敢于立异的新颖之说，更是受清代学风中积极因素的影响。这些，在他的唐诗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唐诗杂论》中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发表于1930年，这是他一系列唐诗研究中所作出的最早的业绩。从这一篇较侧重于资料编排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眼光的非同一般。譬如他注意辑入音乐、绘画、文献典籍等资料，如开元二年杜甫三岁时，根据《唐会要》、《雍录》等书，记设置教坊于蓬莱宫侧，玄宗亲自教以法曲，称为“梨园弟子”。开元四年、五年，连续记载于洛阳设置乾元院（后改丽正书院），辑集群书。开元十五年，记徐坚纂修文艺性类书《初学记》成。开元二十年，吴道玄作“地狱变相图”。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四子”，并作为科举考试明经举的依据。天宝三载，芮挺章选开元初以来的当时人诗为《国秀集》，年谱中又以较多的篇幅记载佛教的活动，如开元七年《华严论》成，八年印度金刚智、不空金刚来华（合善元畏称“开元三大师”），开元十八年僧人智升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为我国唐以前佛教经录之总汇），开元二十四年五月名僧义福卒，赐号大智国师，七月葬于洛阳龙门之北，送葬有数万人，大臣严挺之为作碑。宋代以来，为杜甫作年谱者不下几十家，但都没有像闻先生那样，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
在这以后，闻先生继续沿着这一治学方向发展，他的方法运用得更加自如，创获也更加显著。他从不孤立地论一个个作家，更不是死守住一二篇作品。他是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因此对唐诗的发展就能把握大的方面，着力探讨唐诗与唐代社会及整个思想文化的关系，探究唐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诗人创作的缺点怎样与其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发生密切的联系，等等。总之，他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观察和分析唐诗的发展变化，冲破了传统学术方法的某种狭隘性和封闭性。这是闻先生唐诗研究的极可宝贵的思想遗产，是值得我们很好吸取的。
《唐诗杂论》中的《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三篇属于初唐诗的研究。不必讳言，闻先生对初唐诗的具体论述有不够确切、不够全面之处。他对于初唐诗的消极面看得多了些，对初唐诗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准备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条件估计不够充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作用的评价也不完全恰当，他单以某种欣赏趣味的高低来把唐太宗与隋炀帝作类比，认为唐太宗鉴别诗歌的眼力大大低于隋炀帝，在《类书与诗》的末尾还得出这样结论性的意见：“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近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已经纠正了长期以来对唐太宗评价过低的偏向。
我觉得，时过几十年，再来具体讨论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评价的得失，并不能对我们的思考有多大的意义。对我们有意义的，是闻先生研究初唐诗的角度，以及他对这一阶段文学变迁审视的眼光，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闻一多先生所特有的气度和魄力。
闻先生始终把文学看作为一种历史运动，他把文学发展作为动态来把握。他并不把诗的初唐看作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唐政权建立（618）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660），这是前五十年；在这之后到开元初（712），是另一阶段。闻先生这样描写两个阶段交接的情况：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类书与诗》）
这就是文学发展的动态叙述，正好像前面引述过的《风诗类钞·序例提纲》所说的“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那样，作者也是力求给今天的读者看到那个活的时代。
文章接着说：“所以我们要谈的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这又是把文学放在它自身的历史运动中来考察，而不拘牵于封建王朝的兴替。——要知道，在闻先生的年代，谈中国历史要打破王朝体系真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据朱自清先生介绍，闻一多先生抗战时期讲授中国文学史时，曾有一份《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提纲，将四千年的中国文学分为八大期，其中第五期名为“诗的黄金时期”，系自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196—755），五百五十九年。由此可见，初唐第一阶段的五十年，只不过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极为短小的过渡期。
接着，闻先生就展开了他那特有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对初唐诗，他提出三个动向，一是诗的学术化，以词藻的堆砌作诗，于是发展了类书；二是宫体诗的衍变，诗的情趣怎样由亵渎走向净化；三是由于作家身份的变异，一批新人走上文学舞台，诗的题材也得到了解放，即由宫廷走到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而前两点，也正是从那“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的著名论断出发的，指出它们都与六朝诗风紧相关连。他说：“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然后他举出从太宗时期到开元时所编修的数量众多、篇幅浩繁的类书；写道：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
这几句话真是所谓“立一篇之警策”！在这之前，有谁论述初唐诗，会把它与六朝及唐初的学术风气相联系，有谁会想到唐代前期，大量编修类书是出于一种文学风格的需要。读闻先生的这些著作，确定会有一种启人思考的展新和开拓之感。
《春江花月夜》算不算宫体诗，学术界还有争论。[3]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中，主要并不在于讨论这首诗是否属于宫体诗的范围，而是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唐初将近一百年的时期，诗人们怎样以自己的努力，来扫除齐梁以来弥漫于诗坛的这种恶浊空气。那种“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的宫廷艳情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文字的裎裸狂”。但这种诗风盛行已久，隋末的政治风暴并没有把它们驱散，在唐初又适应宫廷的需要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闻先生在这里揭示了文学上的一条规律，那就是文风的转变有时是相当艰巨的，它不能单靠政治的力量，而是更靠作家们在长时期的创作实践中，经过自我的斗争和提高，才得以逐步完成。在这里“自赎”一词尤其值得玩味。所谓“自赎”，是一种蜕化，是从朽陈的母体中蜕出的新生命。在《宫体词的自赎》中，闻先生描述了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冲破齐梁以来诗坛上萎靡不振的那种“虚伪的存在”，开始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它通过歌唱长安的繁华，教给人们“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但这首诗在形式上还不够成熟，感情又过于狂放，好似狂风暴雨，虽有气势，不能持久，不易为许多人所接受。于是接着出现了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闻先生指出这首诗里潜藏着一种“宇宙意识”，这就是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到“永恒”。这已经超过了《长安古意》“共宿倡家桃李蹊”的狂放，一跃而进到对青春年华的圣洁般的赞叹。接着就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就是“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因为在这里，已经把宫体诗所散发的一切污浊从诗境中完全排除出去，把男女间刻骨的相思之情，真正用庄严的诗笔表达出来，而且赋予这种真情以哲理的光辉。诗的最后四句：“斜月沉沉藏海雾，硖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闻先生赞叹道：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闻先生怎样把审美活动与哲理研究融汇在一起，怎样把文风的改革放在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加以观照。也许，人们可以指出这篇文章在某些具体的论述上有所偏颇，但是你却不能不钦佩在半个多世纪前，作者已具有如此富于辩证意味的文学的艺术史观，以及他那种独有的诗人气质的对文学的感悟能力。可以说，今天有关初唐诗研究的进展，是以闻先生的研究为发轫的，就基本思路而言，是在闻先生开辟的新路上向前走。如果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援的同时，却又因巨人背脊上的几点胎记而讪其幼稚，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中的轻狂。
另外，从对贾岛的评论中，我们又可看到闻一多先生对传统批判的特点。贾岛是中晚唐之际有独特成就的诗人，明代著名的诗评家胡应麟曾说：“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浪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律独造。”（《诗薮》）这种幽奇的诗风，大行于晚唐五代：“唐末五代，……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可能有人觉得闻一多先生对贾岛诗评价得太低了。应当说，对贾岛诗的评价，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问题，可以各抒己见，而且以后还会出现新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闻先生在《贾岛》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际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这就把问题一下子提高了。作者接着犀利地提出：
可见每个在动乱中毁灭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
这里把贾岛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提到某种规律性的高度。闻先生是环绕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文学的根本问题来展开的。他把贾岛生活的中晚唐之际，形象地比喻为“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的时代”。贾岛早年又曾出家为僧，出世超尘的早期经历，养成了“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中年后还俗，屡考不中，仕途无望。时代还是那个时代，一个以自我得失为中心的诗人只能背对着生活，那种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也激发不起他的任何诗情，禅宗与老庄思想又乘虚而入。这就使他爱静、爱瘦、爱冷，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贾岛的诗正是使那种远离生活而又陷于苦闷、无所作为的人们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在年龄上，比起白居易、孟郊、韩愈以及张籍、王建来，贾岛是晚辈，是青年，然而在诗的情调上，他比起这些前辈诗人来，又是那么阴霾、冷漠，而且显得如此的疲乏。这种评论是否太苛刻了呢？不，要知道，闻一多先生并不单为贾岛而发，而是超越贾岛，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惰性的中国社会：“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这是一种畸形，却又是旧制度的正常产物。闻一多先生的这一批判，是有他当时特定的心理机制的。
在抗战后期，闻一多先生一方面看到国统区某些文艺作品因脱离生活而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又接触到抗日根据地刚健质朴、有丰富生活内容的新作。由此出发，他特别强调生活对文学的重大作用。他称赞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手，说“它所成就的那一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又说：“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习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时代的鼓手》）他强调诗要有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邓以蜇〈诗与历史〉题记》）正是从这点出发，他批判了贾岛，又高度评价了孟郊。他认为孟郊虽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写过成套的“新乐府”，但是他有穷苦的生活作基础，并不追求闲情逸致，“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烙印〉序》）。他说，苏轼诋毁孟郊的诗，那是出于苏轼的标准，“我们只要生活，生活磨出的力，像孟郊所给我们的，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味所存’也好，我们还是要吃，因为那才可以磨炼我们的力”（同上）。无论对于贾岛或孟郊，我们现在看来，闻先生的评价或许还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但联系《宫体诗的自赎》来看，闻先生的唐诗研究，贯穿着一种渴望着新事物能穿透惰性的旧事物。而生机勃发地诞生的心态，这也正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诗人、学者身上的斗士气质的反映，无疑，这是与当时新旧交替之际的社会环境有关的。也许这种心态会导致研究中的某些偏颇，但更多的是，这生气、这渴望使他能直探本源，抓住要害，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环境，对传统的弊病和现实的症结作犀利的批判，那种眼光与手力，到现在还能给我们以启示。
四
前面一节，主要是联系闻一多先生的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就注意于文化史的总体探讨和对传统的批判两点，来探索闻先生在唐诗研究上所作的贡献，目的在于从大的方面把握他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格局。我想，这可能比讨论一个个具体问题，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要有意义一些。当然，闻先生唐诗研究的建树还不止这些，还可以举出一些问题来谈，如《岑嘉州系年考证》对于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生平考证，工力深厚，直到现在还可作为依据；又比如《唐诗大系》所选的诗，既能照顾到各种时期，各流派的作家，又能选择其中的艺术珍品，是很有特色的唐诗选本。[4]闻先生所作的《全唐诗》的文字校勘和作品辑佚，以及作家小传订补，其手稿有待整理，一定还有不少富有成果的学术遗产可借探究。以上这些，本文就不再详细论述了。这里拟简单补充一点的，是闻先生学术文章的艺术美。
闻先生诗人的素养和优美的文笔使得他的学术文章有一种难以企及的诗的境界。关于这一点，朱自清先生曾经谈到过：“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5]《唐诗杂论》的这几篇文章，对学术论著如何做到既富有理致，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很能给人以思考。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须要具备多种条件，要有生活阅历，要像闻先生那样有对传统文化广博的学识，还要有很高的艺术素养与诗人气质，能够品味出艺术美的细致精妙之处。譬如他的《英译李太白》一文，谈到李白诗的翻译成英语问题，说：“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又如孟浩然的清逸淡远的风格，说：“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孟浩然》）这些都不是一般的鉴赏水平所能说出的。又譬如他讲到庄子时，说庄子“是一个抒情的天才”，然后举出《庄子》中这样的文句：“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说果然是读了“令人萧蓼有遗世之意”。把学术文章当作美文来写，这方面，闻先生也给后来者树立了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只能提一提，其实这是很值得写一篇专文来谈的。
[1] 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我们知道闻先生在唐诗研究方面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但公开发表的只有《唐诗杂论》和《唐诗大系》，分别收载于已经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第三册和第四册。据说还有不少有关唐诗的手稿有待整理，其数量大大超过已经发表的《唐诗杂论》和《唐诗大系》。从一些回忆录的文章来看，这些手稿大部分属于资料的辑集与考订。由于尚未问世，这里暂不论列。另外，郑临川先生过去曾在西南联大听过闻先生的课，他有《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一书出版（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是经过整理的讲课记录。我们要感谢郑临川先生，他的这份记录是很宝贵的，其中唐诗部分可以给人很多的启发。但为慎重起见，本文论述仍以已经出版的《全集》为依据。
[2] 刘煊《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275页，谓转引自陈凝《闻一多传》第3页，民享出版社1947年8月版。
[3] 见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周振甫《〈春江花月夜〉再认识》（《学林漫录》第七集，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吴小如《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4] 闻先生的《唐诗大系》也是应该谈的，但这涉及到对不少作品的看法，又牵涉到不少诗人生卒年等考证问题，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另写专文评论。
[5] 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载《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编，1980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