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其他》导读
说起鲁迅的学术著作，学者们一致认同的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此外还有一些考证文字，至多再加上几篇学术演讲。至于那些以杂文笔调写作的文章，虽然亦有涉及重要的学术问题，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但往往却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
这是一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形式主义见解。
其实，一篇文章有无学术价值，并不在于它的表述方式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有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要看它是否真有学术内容。有些专题著作、许多高头讲章，虽然写得相当规范，学术文章形式上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却是独缺创见，只不过人云亦云，以拼凑、复制为能事，这种著作不能给学术增添任何东西，其实并无学术性可言。另一种文章，在形式上超越规范，看似任意而谈，却是有感而发，表面上看来，不像学术文章，其实却提出了重要见解，在理论上自有建树，对学术能起推动作用。鲁迅的许多杂文，就属于后一类。
鲁迅的杂文，都是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的。他所面对的，有属于政治问题，有属于社会问题，亦有属于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即使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鲁迅也总是将它和文化思想问题联系起来看，探寻其历史根源，所以，鲁迅的许多杂文都包含有学术理论见解，也可以算是学术随笔。而且正因为其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对学术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鲁迅与学院派文人学者不同，他无意于追求理论的系统性，也不想创造什么学术体系，他所关心的是现实斗争，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对现实的学术文艺起推动作用。正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里虽然说的是短评与创作的关系，由此也可见他在学术上的态度。
鲁迅既然以战士的姿态现身于文坛学界，他当然对旧的文化思想有所批判，同时也必然要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何况他又并非一般的战士，而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因此，他的学术主张和理论观点在现实中必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忽视这种影响，就无法说明中国现代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历史。
基于此种见解，当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我为他们的《蓬莱阁丛书》编选一本除《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两部分，另出一书）之外的鲁迅学术文集时，我就将他那些虽无学术文章的形式，而实则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而且在现实中也的确起过重要作用的杂文、序跋和译文附记等等，也都编选进去，——虽然由于篇幅的关系，仍删落了不少。我以为这些文章，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实在要比那些空泛的专著和讲章来得重要。
本书的书名，读者一望而知，取自鲁迅的名文，全书按照所论问题，分为五个部分：旧文明批判；文化史研究；新文艺概观；翻译文学论；语文改革说。各类文章则以写作或发表的日期为序，加以排列。但因鲁迅的文章并非专论，所以颇难严格分类。而且，他是主张撰写科学论文时，“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1]的；并认为：“‘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2]所以他在谈文化史时，每不忘批判旧文明，而叙往事的目的，也总是为了针砭现实。因此，这里的分类，只能是相对的了。
但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鲁迅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我在这篇导读中，仍将循着文集中所分的五个部分，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略作介绍。
一
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自述创作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他之所以要写杂文和评论，则是为了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因此，对旧文明、旧社会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和评述，是他写作的首要任务。
还在1907—1908年间，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文，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旧文明进行批判，对国人之妄自尊大、抱残守缺，深表忧虑。到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这种批判的火力就更加猛烈。比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长篇论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随感录》中若干篇章，就是针对中国传统的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而发的，而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封建伦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三纲五常中的两个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值得引起重视。那么，三纲中的第一个纲：君为臣纲，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君权思想，为什么倒不作专文来加以批判呢？这与鲁迅批判工作的现实针对性有关。盖因当时帝制已经推翻，共和国宣告成立，虽然有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但都以闹剧形式告终，这说明，帝制之在中国，已被抛弃，君权思想很不得人心。尽管有人还在讲什么虚君共和，也有人提出驳斥，但显然已非人们关注的热点，所以鲁迅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而将批判的锋芒对准夫权思想和父权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在人们的意识中还根深蒂固，非要痛加批驳不可。
正因为鲁迅的文明批评是与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他批评的着重点不在于旧人物的本身和旧学说的原旨，而是这些人物的历史命运和这种学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即使对于新文化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孔子及儒家学说，鲁迅也没有正面批判的文章，他后来所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虽然点出了孔夫子的大名，而着重所说的，乃是孔夫子在死后一直被当作敲门砖来使用的历史命运，以及现代中国三位统治者使用这块敲门砖，却敲不开幸福之门的喜剧性结局。孔夫子之所以会在死后受到历代帝王的追捧，作为敲门砖来使用，当然与他本身的学说有关，——他曾经为权势者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而鲁迅所关注的不在于这些治国方法的本身，而是它的治绩。《春末闲谈》所揭露的是封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人民精神的麻木状况；《论“他妈的！”》批判的是封建门阀制度；而《灯下漫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鲁迅有时还运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进一步分析有些理论提出的现实原因和提倡者的潜在用心。有一篇为幽默杂志《论语》而写的，自称为“‘学匪’派考古学”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就从中国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中庸学说作了深刻的剖析。鲁迅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本文的重点虽然在于文末对于当局的讽刺，但其中对于中庸学说的剖析，不能不说是精辟异常，入骨三分。这种分析方法推而广之，用来分析某些社会现象，也容易看出问题的底蕴。比如《隔膜》一文，就通过《清代文字狱档》的材料，指出某些文字狱的形成，其实并非因为笑骂了清朝，而只是为了“隔膜”。满洲人是严分主奴等级的，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还下“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在历史上，这样的胡涂人实在很多，犯事者胡涂，旁观者也胡涂，鲁迅的分析，可使读者的眼光锐利起来。
鲁迅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革新派，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必然有所批判。但鲁迅很少从学理上正面与之论辩，大抵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借自己坚实的旧学根柢，指出这些为旧学辩护者本身就不通旧学，从而否定了他们提倡旧学的资格。最有名的是《估〈学衡〉》一文。《学衡》杂志是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们所办，旨在反对新文化，而提倡旧学问，但其中骨干大都是些外国留学生，于旧学并无门径，于是弄得错误百出。本文摭拾了《学衡》杂志中一些不通的文言文句，加以剖析，得出的结论是：“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近年来，颇有些肯定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似乎当年新文化战士们对该派的批判倒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始终无法将鲁迅指出的这些不通的文句说通，因而也无法推翻鲁迅说这个杂志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的结论。
鲁迅这种战法，同样施之于别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章士钊在1923年，曾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极言文言文之优于白话文，他举例说：“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日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然而这个例子恰恰搞错了。鲁迅指出，该典出自《晏子春秋》，说的是晏子设计，用两个桃子使三个勇士自杀而死。所以，这里的“士”，其实是“勇士”，而非“文士”。解作“读书人”，显然是错误的，这说明引用者于旧学欠通，而对白话文的攻击就显得缺乏根据。[3]到得1934年，在新的一轮复古运动的背景下，汪懋祖老调重弹，鼓吹文言的优越，攻击白话之累赘。他举例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但这也是一知半解的说法，鲁迅指出，这五个字，至少还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可见“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他“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4]
此外，对于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国学”和自称为“国学家”者，鲁迅大抵也采取这种揭露法。《“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一是之学说”》等文，即是为此而作。但是，鲁迅反对的是自我炒作的假“国学”和冒牌的所谓“国学家”，而对于扎扎实实做出成绩来的真“国学家”，鲁迅还是怀有相当的敬意的，对他们所从事的真“国学”，也是予以肯定的。且不说他对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太炎，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并接受了他的许多学术观点，而且对于民国以来还拖着辫子不肯剪掉的清废帝的“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就在他批判假“国学”和假“国学家”的同时，作为对比，还特别提出了王国维，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5]刘师培是出卖革命的变节分子，鲁迅很不耻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以提倡“国粹”来反对新文化运动，鲁迅曾加以痛击。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中，鲁迅以极其尖锐的口吻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编丛刊，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但是，刘师培毕竟是有学问的人，鲁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肯定的。后来，鲁迅在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学术演讲时，还特地向听众介绍刘师培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可见鲁迅对刘师培学术成果的重视。显然，他所反对的是以“国粹”来反对新文化，而非国学研究本身。
鲁迅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化，而批判旧文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鲁迅看来，人类的文明有如长江大河，是不断地前进的，如果一个民族要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难免就要落后于别的国家民族，因此也难以生存。鲁迅所担心的是，我们太强调自己特别之处，死抱住“国粹”不放，缺乏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在当今的世界上就站不住脚，难以与世界各国协同生长，争一地位，“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6]鲁迅与国粹主义者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国粹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固有文明是国之精粹所在，必须保存，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保存固有文明；而鲁迅则从现实的生存需要出发，认为“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他之反对保存国粹，就是由于国粹把中国搞得一团糟的缘故。他列举中国历史上的暴虐与混乱，说明国粹并不能救中国：“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7]所以，他得出结论，非要进行文化改革不可。
正是从文化革新主义出发，鲁迅提出了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最明显的是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中所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一出，即遭到强烈的反对，有的甚至骂他是想卖国。其次是1933年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因鲁迅反对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至今还受到非难。其实，鲁迅的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发表《青年必读书》之后不久，他在致徐旭生的《通讯》中就说过：“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所以，学者们在报纸上向青年推荐必读书目，也大抵都是古书。鲁迅的言论，即是对此而发。1933年，也正是新的复古思潮掀起之时，他看到当时的新青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想起光绪末年那些“老新党”们讲维新，学西学的情景，对比之下，不禁感慨系之，于是乃有《重三感旧》之作。从文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看，都不是什么大事，作为个人爱好，也无可非议，但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看，却反映出一种倾向性的问题来了。鲁迅此文，显然是对当时复古思潮的批评，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发，后来引起《庄子》与《文选》之争，而且双方都涉及个人，则并非鲁迅之初意也。
因为鲁迅劝人“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遂被人指责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其实，鲁迅对于中国古籍，也并非一概否定，问题是读些什么，以及如何读法。他以为要拿一二千年以前所写的儒家经典来指导现实运动，是荒谬的，所以他反对读经，更反对“读经救国”论，但他却提倡读史，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而且特别提倡读野史杂记，“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可更容易了然”。[8]——他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现在。
还在从事文化工作之初，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设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9]后来，他在评论陶元庆的绘画艺术时，又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10]可见鲁迅批判旧文明的目的，并不是要全盘西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既不落后于世界潮流，又弗失中国固有血脉的新文明。这就是鲁迅号召青年们去创造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1]！
二
其实，鲁迅自己对于“国学”倒是很在行的。他既有家学渊源，又师从过国学大师章太炎，后来还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无论是古籍的整理，还是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鲁迅承继了朴学传统，治学非常谨严，做了许多基础工作，特别在辑佚、校勘、考证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如：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有《会稽郡故书杂集》等；对小说资料的辑录，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对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岭表录异》、《嵇康集》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逸文、墓志、碑铭的考证文字。他还收集过汉画像砖和碑刻的拓片，编了目录，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他晚年还与郑振铎合作，选印了《北平笺谱》，翻印了《十竹斋笺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
但是，在鲁迅看来，文化史料的整理，只是为阅读和鉴赏提供了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还不能代替文化史研究本身。要进行研究，除了占有资料之外，还需具有史识。鲁迅是既反对以资料的罗列来代替研究，也反对靠孤本秘籍作为惊人之具的。他曾批评郑振铎的著作云：“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12]可见其对于“史识”的重视。
正因为重视史识，同时也就要求有深切的史论。虽然鲁迅自己的考证功夫很深，但是对于那种烦琐的考证，他是颇为反感的，而对于人们所称颂的以考据学见长的清代学术，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在《算帐》一文中有所分析，同时，在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中又说道：“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成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在鲁迅自己，古籍的整理、史料的收集和考订，都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他对小说史料的辑佚和整理，为他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小说史料的堆砌，而理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影响了数代学人的研究工作，是别人所无法代替的。
在研究方法上，鲁迅反对寻章摘句，也反对根据选本来下判断，而主张“知人论世”的方法。因为“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而摘句，则“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所以，这些都不足以为据。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3]
正因为鲁迅能把作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所以他能超越别人所设定的框框，而提出新颖独到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例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嵇康阮籍的看法，就发人所未发。鲁迅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深刻的。当然，能够看到这一层，除了深入地研究史料之外，同他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在斗争中有所感悟有关。有了现实斗争的体会，再来观察历史，就更容易看得清楚些。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道理吧。
鲁迅作为一个现实斗士来研究历史，就必然比学院派的研究具有更多的现代观念。鲁迅文化史研究中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借用很多的现代术语，而是运用现代的人文思想去分析历史，就能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得出别人所得不出的结论。比如，他从个性主义出发来看中国文学史，就发现中国文人有太多的依附观念，而缺乏独立意识，所以不敢大胆地看待人生，不敢写出它的血和肉来。他将中国文学分为“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也就是“在朝”和“在野”的区分。在朝的文人，“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而在野的文人，“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14]以此来观照中国文学史，鲁迅就提出了许多不同寻常的看法。如说：“《诗经》是后来的一部经，但春秋时代，其中的有几篇就用之于侑酒；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的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当然，这是就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对于他们文学上的成就，鲁迅也并不一笔抹杀。“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15]
又如，他从现代民主观念出发，来看文学史上的作品，就对一向认为富有反抗精神的《水浒传》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16]虽然这一尖锐的批评使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从理性上分析起来，就不能不承认鲁迅的评价是合理的。
当然，《流氓的变迁》一文，并非专为评论《水浒》而作，它是为了批判现实中的流氓文学家，而去追溯这种社会类型的历史变迁的。这种将文化史与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研究的方法，在鲁迅文章中是屡见不鲜的，如《隐士》《各种捐班》《“京派”与“海派”》等等。这种研究方法，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同时也把文化史写活了。虽然鲁迅写的只是某些片段，但就方法论的角度看，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鲁迅曾经计划写作《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可惜由于环境的逼迫，未能实现。留下来的只是在厦门大学授课时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因为只写到西汉两司马，所以易名为《汉文学史纲要》。但就在这短短的十节讲义中，无论在选材、体例和观点上，都写出了自己的特色，与那些大同小异的文学史教材大不相同。
三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虽然没有写下系统的理论著作，但他的艺术观点影响了数代作家，在现实的文学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虽然有着为人生的艺术和表现自我的艺术之分，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于面对现实，向黑暗势力进行抗争。因此，真实性的追求，成为当时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与旧文学的重要区别。鲁迅所写的杂文《论睁了眼看》，就专门论述文学真实的重要性。他对旧文学作出尖锐的批评，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样循环影响，产生了极坏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号召道：“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的这种理论见解，和他的创作结合在一起，展示出一条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但现实主义在中国并非一条平坦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时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供有钱的人在茶余饭后消遣用的，因此反对文学去描写穷人，反映人生的疾苦；有些人则把文学的揭露性推向极端，专写奇闻和怪现状。对于这些倾向，鲁迅都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而深恶将小说称为“闲书”，而认为文学应该面向现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7]所以他倾向于对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但是，他一再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18]《中国小说史略》于“清之讽刺小说”外，特辟“清末之谴责小说”一章，即是要将两者区别开来。他批评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是要求从常见的事物中，揭示出其不合理性来。他把真实性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
对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干扰最严重的，还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倾路线。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时，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就全盘否定“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将郭沫若以外的所有新文学作家一笔抹杀。他们深受苏联拉普派所提倡的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和日本纳普派新写实主义理论的影响，把阶级意识看得高于一切，将它凌驾在生活真实之上，要求超越时代。鲁迅指出：“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19]”但现实主义在中国并非一条平坦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时时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供有钱的人在茶余饭后消遣用的，因此反对文学去描写穷人，反映人生的疾苦；有些人则把文学的揭露性推向极端，专写奇闻和怪现状。对于这些倾向，鲁迅都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而深恶将小说称为“闲书”，而认为文学应该面向现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他倾向于对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但是，他一再强调：“‘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中国小说史略》于“清之讽刺小说”外，特辟“清末之谴责小说”一章，即是要将两者区别开来。他批评谴责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是要求从常见的事物中，揭示出其不合理性来。他把真实性看作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鲁迅对于那些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只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按照阶级意识的要求所编写出来的“革命文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所肯定的，还是那些虽不高喊革命，却还多少反映了一些生活情况的作品。他为叶永蓁的《小小十年》、柔石的《二月》、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作品作序，将它们介绍给读者，即是为此。他讽刺一些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做法，道：“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20]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一再要求左翼作家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要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而且警告说，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可惜鲁迅的意见并未真正被接受，写真实的口号后来反而受到批判，所谓革命文学离开现实主义道路也就愈来愈远了。
“五·四”新文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个性解放的追求，是“人的文学”的提倡。这方面的理论见解，鲁迅早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就有所表述。如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等等。在当时，这种见解尚不为人们所接受，到得“五·四”时期，则成为新文化战士们的共同话题。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虽然批判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则是共同的，即是人的解放思想。而《灯下漫笔》一文，则更明确地把争取“人”的价格作为观照历史的基点。鲁迅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当新文化人士普遍接受了个性解放思想时，他的思想又深入了一步。他看到个性解放思想不足之处，于是写了《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二文。前者是杂文，后者是小说，体裁不同，思路则一，即是想把问题引向深入。当然，这并非简单地否定个性解放思想，而是看到了单纯的个性解放的不足。
人们往往记住鲁迅关于“遵命文学”的话语，以为他后期已放弃了个性主义思想，而将自己纳入服从政治需要的轨道。其实这是误解，当然这与长期的政治宣传有关。事实上，直到晚年，鲁迅都还坚持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这表明鲁迅始终坚持着个性主义思想。1927年4月，鲁迅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就说，用来宣传、鼓吹、煽动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这年年底，他在上海暨南大学发表演说，题目就叫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开宗明义就说：“我每每感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因为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而文学家却往往对社会现状不满，这也批评，那也批评，所以非被排挤，甚至于杀头不可。那么，为什么他在1932年所写的《〈自选集〉自序》里，又自称《呐喊》中的小说是“遵命文学”呢？盖因其时“遵命文学”之说盛行，鲁迅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口气颇为勉强，且有调侃之意。接着他就解释道：“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我说他有调侃之意，并非臆测，倒是有文为据的。鲁迅在1928年11月发表的《〈农夫〉译者附记》里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实的真实。”接着又说：“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云。”可见，所谓“遵命文学”，先是指新月社，后则兼指创造社，所以才有“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之说。
鲁迅虽然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而且被尊为盟主，实际上却不过是块招牌，是对他在文坛上地位和影响的利用。他既想帮助开展左翼文艺运动，又对左联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很不满意。鲁迅在致萧军的信中说，“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并且劝他不要加入左联，从中即可见鲁迅对左联的看法。后来鲁迅对周扬等人进行公开的抨击，亦非偶然。表面上看来，是两个口号之争，是要否解散左联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文化思想之冲突。鲁迅对于周扬等人的东方式的专制主义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在给胡风等人的书信中称周扬等人为工头，元帅，奴隶总管，又在公开信中指斥他们以鸣鞭为职业。可见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独立人格的。
四
鲁迅不但是作家、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翻译家。他对翻译重视的程度，甚于创作。因为他认为将外国的新思想、新创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以打破传统的观念和方法，是新文化工作者当务之急，所以他对于郭沫若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说法，很是反感。鲁迅是从译介工作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对于这项工作，他一直到晚年都坚持不懈。他不但有很多译品，而且还有自己的翻译理论。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从他的译介目的性出发，针对中国当时译界的情况而提出来的。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译介活动，时当清朝末年。那时，国内有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是英国留学生，精通英语，学的是海军，译的却是社会科学著作，他选择底本是有现实针对性的，翻译也极其谨严，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且有自己的翻译主张，即所谓“信，达，雅”；而林纾则是桐城派弟子，以古文见长，他不通外语，是靠别人口译，他来笔录，无论在选材上或译笔上，都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不但选材不严，而且常有误译和曲译，但因适应市场需要，倒很畅销。鲁迅对于严译《天演论》的喜爱，自不待言，就是对于林译小说，开始时也是有出必买，但后来却渐渐地不满起来。因为他的主张是，译介外国作品应对本国的启蒙工作有所助益，而不仅仅作为消闲之用。所以他一开手翻译外国文学，即针对当时译界之弊病，提出自己的翻译主张。他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篇序言虽然非常简短，但所提出的两项主张却很重要，它形成了一派翻译理论。当然，这里所提，只是原则，在后来的译介过程中，逐渐丰富，不断发展。
鲁迅译事的第一项主张是：“收录至审慎。”
他不满意于林纾译书选材之乱，而主张译书要严于选择。但他所着眼的并非世界名著，而是比较贴近中国社会现实之作，希冀于思想启蒙有所助益。他早年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想“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1]继而介绍摩罗诗派，是别求新声于异邦，呼唤我国出现精神界之战士；又翻译东北欧诸国作品，为的是引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之声。后来译事逐渐扩大，选材亦随社会思潮有所变化，但大旨仍不出于具有社会针对性。比如，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是因为其中所写的“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22]他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这个非战剧本，是因为中国人虽然不善战争，表面上爱和平，其实却很好斗。“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23]译《苦闷的象征》，倒并不一定完全赞成本书之用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解释文艺，而是想用它来刺激中国现在“何其萎靡锢蔽”的国民精神，因为在鲁迅看来，“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24]《出了象牙之塔》多针砭作者本国（日本）的世态，鲁迅说：“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原因只是“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25]
鲁迅后期翻译革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也多具有针对性。如他自己所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26]这就是说，他的这些翻译作品，既是针对自己，也是针对别人的。如他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是“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27]而对《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则道是：“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28]从《毁灭》的译后记看，鲁迅翻译这部小说，至少有这样两个针对性：一、针对“革命文学家”们强调思想意识的指导而否定生活实感的作用，特别指出实际经验的重要，说是书中所写的那些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二、针对“革命文学家”们对于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29]于此可见鲁迅选译这本书用心之良苦。
当然，这里的所谓“收录至审慎”，是指选译的东西应于中国有益，或者说是从中国现实的需要出发来选译作品，不是滥译；但也并非要求所译的作品都十全十美，或者完全符合译者的意思。鲁迅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迻译，但一经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所以当有人因原作者在言论上的某些缺失，而指责别人对其作品的译介时，鲁迅就回答道：“我太落拓，因此选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30]
鲁迅所译，虽然很少有经典作品，但因为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在文化史上有着很大的意义。
鲁迅译事的第二项主张是：“迻译亦期勿失文情。”
这是说，译品应该保持原作的神韵和表达方式，不能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口味而进行归化。鲁迅与林纾从事译事的条件和目的性都不同，因而翻译的方法也不一样。林纾不懂外文，仅靠别人口述，自然无法领会原作神韵和表达方法，而且他以市场需要为旨归，兼有为桐城派古文续命之目的，当然就不管是否失去原作文情，只要译笔符合古文义法，故事能够吸引读者，就好了。而鲁迅翻译的目的，不但要介绍新的思想，而且想引进新的表现方法，兼及西洋精密语法，以他的外语水平，当然能够领会原作神韵和表达方法，所以他用的是直译方法，以期“勿失文情”。
但鲁迅的直译法却常常受到别人的批评。比如，梁实秋就攻之为“硬译”，而且比之于“天书”，说和“死译”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大半的原因还在于鲁迅翻译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不适合梁实秋胃口的缘故。对此，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里有所批驳。而别的译家则认为“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译得顺不顺”，他要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个条件的排列，改为达、信、雅。这种“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自然要遭到鲁迅的反对，并且引起他和瞿秋白展开关于翻译问题的讨论。鲁迅在回顾严复的翻译主张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以后，断然地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并且解释道：“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和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31]
鲁迅的翻译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而且是在论争中发展的，我们只有联系历史情况去看，才能有较为确切的理解。
五
中国的文学改革，是与语文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鲁迅在从事新文学运动时，必然要涉及语文改革问题。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就是从语文改革开始的，那时，人们干脆把它叫作白话文运动。文言与白话之争，是当时论争的要点。保守派把白话文作者讥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是“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鲁迅则指责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活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32]直到后来他写回忆儿时生活的文章时，还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33]可见他捍卫白话态度之坚决，也可见当年开创工作之艰难。
现在的新进者，却有人在嘲笑当年这些披荆斩棘的创业者所写的白话文是如何幼稚了。其实，鲁迅并不把自己看得很高，觉得在进化的链子上，大家都只是个中间物。他说：“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应该更有新气象。”[34]这是进化论观点。
正是从进化论观点出发，鲁迅一向认为，语文是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改革的。所以到得30年代，他又支持大众语运动。
大众语运动，是因当时的复古思潮而激成的。1934年，在尊孔读经的风气下，教育部官员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提出小学学习文言、中学读《四书》的主张，接着，吴研因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加以反对，开始了新的文白之争。但新的文白之争，并没有跳出老的文白之争的范围，所以在理论上没有什么进展。陈望道、乐嗣炳等进步语文工作者认为，不能跟着打被动仗，需要提出更积极的主张。于是他们发起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大众语运动。鲁迅对这一场讨论颇为关心，而且加以支持。他在6月9日复曹聚仁信中说：“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道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不过也可见，鲁迅之支持大众语运动，主要还是站在社会变革的立场上，肯定其反复古的作用。当然，他对大众语本身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是他对一些“高论”表示反感，而且特别指出，对于一些文言保护者也打着大众语的旗帜的，要提高警惕。因为“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35]在鲁迅看来，将文字交给大众，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大众语运动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汉字与口语分离，而且极其难写，因此是与大众对立的，只有发展到用拉丁化拼音，才能解决问题。果然，这个讨论不久就发展到拉丁化运动。鲁迅称之为“中国语文的新生”。
当然，语文改革运动是不断发展的，各种改革方案也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然后进行调整，改进。语文改革先辈们当初的意见，不可能完全正确，可贵的是他们的改革热忱，和为改革所做的努力。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
还在文学革命初期，《新青年》同仁曾经讨论过世界语问题。鲁迅表示，他赞成世界语。“要问赞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他接着说：“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却无从断定。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更加圆满；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都未可知。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现在不过草创时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便不造独木小舟，或不坐独木小舟，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人类也不能渡水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渡河与引路》，这正说出了引路的先觉者对于自己历史作用的清醒的认识。
[1] 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信。
[2] 《花边文学·又是“莎士比亚”》。
[3] 《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
[4] 《花边文学·“此生与彼生”》。
[5] 《热风·不懂的音译》。
[6] 《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7]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8]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9] 《坟·文化偏至论》。
[10] 《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11] 《坟·灯下漫笔》。
[12] 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
[13]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14] 《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15] 《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16]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17]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8] 《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19]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20] 《三闲集·太平歌诀》。
[21] 《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
[22]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23] 《译文序跋集·〈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24] 《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
[25] 《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26]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27] 《三闲集·序言》。
[28] 《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29] 见《译文序跋集》中《毁灭》后记和《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
[30] 《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31]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32] 《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33]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34] 《坟·写在〈坟〉后面》。
[35]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