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初输入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论佛骨表》^[1]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说详下）。《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2]。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二四六—二一〇^[3]，阿育王：西纪前二六六—二三〇^[4]）。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八万四千塔^[5]，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罽宾，而罽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6]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7]。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8]。……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9]，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10]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11]。”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1] 原误作“《谏迎佛骨表》”，今改正。

[2] 《历代三宝纪》原文如下：“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

[3] 原误作“西纪前二四三—二一七”，今改正。

[4]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阿育王”条，其在位年代约为公元前268—232年。

[5] 原误作“四万八千塔”，今改正。

[6] 原此处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二句。

[7] 原误作“续”，今改正。

[8] 原误作“赎愆”，今补。

[9] 原误作“慈”，今改正。

[10] 原误作“七年”，今改正。

[11] 原误作“词”，今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