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孟森先生的学术评价

记得家中当年曾收藏有一张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他的四个研究生的合影。照片中央是孟森先生，左右两边分别有张鸿翔教授、单士元教授、吴丰培教授和家父商鸿逵教授。张鸿翔教授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单士元教授在故宫博物院任副院长，是北京史和文物史的专家，吴丰培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是版本学与清代边疆史的专家，家父则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在孟森先生诸多的弟子中，家父当算是与先生关系最近，对于先生学术继承最多的一个。孟森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以及他的弟子们的弟子们，形成了中国从近代到今天的清史研究的一个体系与学派。孟森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清史研究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

1985年，家父在中华书局《清史论丛》第6辑上发表了《述孟森先生一文》。这是在孟森先生去世将近50年后，第一次由他的学生，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清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给予他一个完整的评价。不过家父的文章，主要是对于孟森先生具体学术著作的评述。只是在文章的最后，才论及孟森先生的治史方法和成就。他说：

先生之治史，多本于传统方法，……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这就是说，史料与史书，截然为两事，目的要求均不相同。这个道理，人人明晓，但作起来实难。今天撰史，动辄有千百万言为计划，不先有数倍于成书的史料长编，何由而得？

又说：

先生治史，善于发现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实情，求明真相原委。

并说：

先生治史从事考证，多为对有关问题辨误纠谬，以求明了史实真相……这正是治史者之应做工作。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禁网开放，奇谈丛出，不予澄清，则杂言妄语，势必愈传愈烈，这和研究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大相乖违的，必须予以驳正。先生治史和认真不苟的严谨态度，是极为可贵的。

1988年，即孟森先生诞辰120周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龄修先生在中华书局《清史论丛》第8辑上发表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的文章，是清史研究第三代学者对孟森先生学术的评价，是一篇迄今为止评价最为完善和有广泛代表性的评论。他说：

孟森和萧一山的清史著作，特别是孟森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一份需要认真分析、研究、总结、继承的珍贵学术遗产。

他还说：

总之，孟森具有作为一个卓越史学家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质与条件。他的研究目标、要求、手段、对象处于高度的和谐与统一。那末他最终成为了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明清史大师，不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吗？旧时代产生过一些与那个时代相称的史学名家，但也有不少人成为了史学征途中的匆匆过客。孟森先生是在后半生才投身史学工作的。他一经从事这项工作，就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并不自吹喇叭，也不崇尚空谈，终于卓然成家，被许多后继者奉为宗师，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至今仍能不断地从他的个人品质和著作方面获得教益。这里面显然有许多值得后人深长思维的东西。

何龄修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了孟森先生开创的学术体系。孟森先生对于明史的深厚的功底，使他在研究清史时游刃有余。这不仅是因为清承明制，而且因为清朝的先世实际就是明朝的臣属。清朝的开国历史与明朝的历史是相与始终的。因此孟森先生“不仅展现了清朝建立后列帝相承统治全国的活动，而且追溯久远，第一次全面、系统、清晰地揭示了满族自传说的禅让时代以来的发展脉络，根据略古详近的通例，又特详于整个明代”（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载《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88年）。这也便成为了孟森先生学术体系的主要特点。

孟森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于朝野轶闻的研究。应该说，孟森先生是最早将“太后下嫁”、“顺治出家”、“海宁陈家”的传说，和董小宛、横波夫人顾眉、香妃等艳妓名妃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孟森先生所作的研究，完全不同于旧时文人的猎奇，而是从历史的真实与这些事件人物对于历史的影响去讨论他们，因此这些论文“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命笔之作”（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这些对于事件与人物的细端末节的研究，与孟森先生对于明清两代政治大端的研究，构成了他研究的广阔的幅面。这些研究对于后来一些学者进行的类似的人物或者轶闻的研究不无影响，甚至可以说，较之许多后人的研究，孟森先生更显示出那种以微见著的学术追求。

要创建一个新的学术体系，不仅需要有敏睿的学术眼光，而且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前辈学者们常常讲到的坐冷板凳的精神，正是孟森先生治学的写照。听家父讲，孟森先生的藏书并不算丰，但他所读之书则甚丰。孟森先生有传统学者抄书的习惯，许多珍贵的稿本，都是他用工整小楷抄写成书的。孟森先生一生读了多少史籍，已不可得而知。就其研究成果中的反映，可知其精读过《二十四史》、《明实录》、《清实录》、《朝鲜李朝实录》等正史，奏议、揭帖、起居注、塘报、档子等较为原始之公文史料，文集、笔记、野史等私人史料。据何龄修先生统计，仅三种实录合计即达9181卷。须知，孟森先生对于这些史料的熟知程度，决非读一两遍即可达到的。从他对《明史》中各志传歧述的考证来看，他对于《明史》的烂熟程度，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家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时，曾经为他的学生们写过一幅对联：“读书最乐，健康是福。”他说，他的读书经历是与孟森先生的教导不可分的。当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最初是师从刘半农先生学习文学和语言学，后来半农先生不幸病故，他又正好写了《赛金花本事》一书，于是胡适先生让他再从孟森先生读明清史。拜师后不久，孟森先生亲自到他的公寓来，临走时指着门后的痰盂对他说，在房中读书，平时就不必出去了。家父对如此严格的读书要求倍感吃惊，但其后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的一层用意，感受到了读书的乐趣。孟森先生不仅要求弟子们读书，而且要求他们读懂书，并且能够把握其要领。孟森先生曾经说过，对于史料的掌握，要做到好比手中拿到了一块石头，砸到地上要有一个坑。也就是说，史料一定要做到真正的过硬。

孟森先生是一位曾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后又转而接受西学的中国近代学术过渡时期的学者。他曾赴日本留学，得到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极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在他未从史之前，更是亲身经历了各种社会的变迁。这些教育和社会阅历，亦为其后来的治史提供了别人难以相比的条件。

外界的环境，加之本人的勤奋，成为了孟森先生成功的原因。孟森先生在他一生最后的七八年间，完成了近百篇论文和数以百万字计的专著。

当然，孟森先生说到底还是属于旧史家的范围，他在用新的章节体例和新的视野回顾明清两朝，尤其是清朝的历史的时候，只能是站在传统的政治立场上，甚至比起他同时代的胡适之先生、刘半农先生和陈垣先生等，都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他的学术方法与观点似乎要更陈旧一点，当然也就更无法与鲁迅、陈独秀相比了。

说到这里，想起一件前辈轶事。大约在1925年前后，先师谢国桢先生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发表了《明季奴变考》一文。文章发表前送去给半师半友的孟森先生修改。孟先生认真为国桢师补充了材料，都注在每一节的下面，并且作了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短文。孟森先生在文中强调了中国与西方制度的不同，述中国奴隶之由来，而最终以为奴变一事，“虽有阶级斗争之形似，而不可以概论也”。“刚主（按国桢师字刚主）于此，亦可暂勿容心于阶级之斗争矣”。国桢师在后来作的附注中写到此事，他说：

我对于孟先生这个意见：第一、能补我的不足，极表感谢。第二、我不过考察当日的情势，并没有与欧美的奴隶制度阶级斗争并题而论。但据《研见堂见闻杂记》上说：“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得雁行立，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且明季奴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统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在内。不过孟先生的时代观念不同，所以主持的意见，也就不一样了。但是孟先生治学的精神，我是极端佩服的，谨将原文，附在后面以供参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中华书局，1982年）

国桢师师从梁启超先生读书，也是国学功底极深厚的学者，但是他来自社会的下层，亲身体会了社会生活的艰难，因此比较容易受到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他要比孟森先生前进了一步。

历史学与所有的科学一样，总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也许今天在我们看来，孟森先生与国桢师的讨论，在理论上已经显得有些幼稚，但那却实在带着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启蒙阶段的影子。我们今天，无论是从理论上的还是从史料上的甚至研究领域的发展，不都是在前人筑好的石阶上前进吗？

六十多年前，孟森先生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在临终前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代表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他未能有机会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在他们的作品中去以大声疾呼唤起民众。

孟森先生去世后，家父曾护送棂柩南下，希望将先生归葬故里，但因战火已燃，道路阻隔，只得将先生棂柩运回北平，安葬于万安公墓陵园中。1983年家父去世后，也安葬到万安公墓中。如今，在万安公墓中，相隔着一条小路，是孟森先生与家父两代明清史学人的墓碑。每逢清明去为家父扫墓的时候，我也必定要在孟森先生的墓前放上一束鲜花，以示对他的思念与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