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走向世纪末
1975年
日本经济低迷，就业困难。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出现财政危机。
国际女性年，提升女性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6年
洛克希德事件案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捕。
1977年
日元对美元汇率飙升，严重打击日本经济。
1978年
日元对美元汇率暴涨至一美元兑换一百八十日元。
小微贷成为社会问题。
企业纷纷裁员，失业率走高。
1979年
第二次石油危机波及日本，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
日元贬值，物价陡增，基准利率提高。
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0年
自民党在参众两院同时换届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日本汽车生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和欧美产生贸易摩擦。
儿童杀人案件、学校暴力案件、家庭暴力案件连续发生。
1981年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执行强硬路线。
三和银行女员工高额诈骗案件等计算机犯罪频发。
日本对欧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
1982年
中曾根康弘当选日本首相。
日本航空客机在羽田机场近海海域坠毁，二十四人死亡。
1983年
自民党在年末换届选举中大败，保守党和革新党的席位数不相上下。
日本首例体外受精婴儿诞生。
失足中学生杀害街头流浪者。
1984年
格力高·森永事件案发。
临时教育审议会创立，正式讨论教育改革议题。
1985年
日本航空123号班机在群马县上野村山中坠毁。
丰田商事诈骗案发，董事长在家中遭杀害。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日本通过并生效。
1986年
《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生效。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世界陷入不安。
艾滋病在全世界传播扩散。
1987年
房价一年飙升三倍。
日本国营铁道和日本航空民营化改革。
空前的理财热潮，股价暴跌。
日元对美元进一步升值，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日元。
纽约股指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1988年
里库路特事件案发，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及日本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真藤恒辞职。
以新增消费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改革法案在临时国会获通过。
经济以内需为中心持续走高。
1989年
昭和天皇去世，日本进入平成时代。
参议院选举中，在野党席位超过执政党。
女童连续被诱拐杀害案件告破，嫌犯被逮捕。
东欧剧变。
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峰会，冷战结束。
1990年
海湾地区危机加剧。
日本全国出现房价猛涨。
德国实现统一，正式结束分裂历史。
不会珍爱自己的人们
向往强大
森由香里在一家大中型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一年前，她在同事的邀请下参加了一次聚会活动。
“同事跟我说，有个活动，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广美她啊——哦，忘记说了，邀请我的那个人叫广美。广美说她以前一直特别讨厌她自己，但是自从去参加那个活动之后，就有些能喜欢上自己了。所以对她那个活动，我也有些感兴趣，因为我一直挺向往变得强大的……”
出现在我面前的由香里今年二十四岁。她身材高挑，体型很是丰满，眼睛又大又黑，十分有神。
“那时我刚进公司，工作上也没什么自信，心里有些苦恼。平时开个会什么的，发言的都是男同事，我总是不敢张口，就算有时候说两句，也没什么人理我，我的意见根本没人重视。所以，我就想要提升自己……”
“那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不如周围的人呢？”
“是的，有这种感觉，觉得自己不行。我很早之前就想提升自己了。上班之后也因为这个心情低落。我听广美说过她的经历之后，就也想去体验一下……”
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日下午，她按照广美告诉她的地址，来到了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的会议室。房间里一共聚集了将近一百人，女人们的穿着打扮像是参加派对一样，而男人的人数几乎和女人相同。
“房间里站了两排像是此前就一直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在夹道欢迎，广美也在里面。”
走进会场之后没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讲师的人走了出来。
“一开始他带着我们做游戏。他让我们试试十分钟之内能认识多少人，让我们互相做自我介绍。我本来不是特别愿意跟素未谋面的人搭话，一抬眼见到谁，就跟谁打招呼，这种事我可做不来。所以我没有主动出击，不过也有些人主动来找我，所以前前后后大概跟十个人打了招呼……”
这个活动在游戏中拉开了帷幕。自我介绍游戏结束之后，他们紧接着又被要求一男一女面对面坐下。坐下之后，他们需要告诉对方自己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包括年龄、职业、家庭成员，等等。
双方都说完自己对对方的印象之后，还需要再向对方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
“那天，我们就只做了这个游戏。后来才知道，这个游戏其实只是‘准备活动’。游戏结束之后，需要当场报名。结果我交了十二万日元。”
第二次活动是从周四到周日的学习班，连续四天，地点也在宾馆。
活动的内容跟这次差不多，大概一百个年轻男女进了宾馆的会议室，一开始分成十人一组，按照讲师的要求做“游戏”。
我是谁？
“请回忆起你的童年。回忆童年快乐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然后分享给大家听……一开始，我们就这样讲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没过一会，就又让我们男女两个人一组面对面坐下，继续讲自己的事情。这次只让我们倾听对方的发言，不许提问或是说自己的意见。我们说的话题越来越沉重，我在第三天就沮丧得不行……”
据由香里说，在按照讲师要求思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以前未曾注意过的感情，或是发现另一个自己，或是了解自己的缺点，从而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我们平时，不是都没怎么考虑过自己吗。既不会审视自己，也不会思考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所以这四天里我们集中精力，只考虑这一件事情。通过这次活动，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
参加活动的，都是些二三十岁的男女。四天的活动里，跟她分到一组的有老师、护士、保姆、编辑、计算机系统工程师、音响师、电视台摄像师，等等。其中很多都是些很现代的职业从事者。
“人们都是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呢？比如，你参加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提升自己……”
“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我厌恶，想要重塑自我，想要换一个全新的自己。还有好多人说是因为失恋了才来的。其实我也是，总是很难和喜欢的人相处好。也有一些人想要交朋友，或者是正处在迷茫的职业生涯，也有些人总是得不到满足，大概就是这样子……反正，我感觉，每个来参加的人都是希望重新审视自己，想重塑一个更好的自己。”
由香里仍不满足于这次活动的结果。两个月之后，她报名参加了更高一级的活动。这次地点在箱根的一家酒店，时间长达五天四晚。参加费用为二十五万日元。这次有大概五十个年轻男女参加。主办方从东京包了一辆大巴送他们去集训地。这次，他们被分成了七人左右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
“开始之后，讲师要求我们每个人总结五六个自己的缺点，写在纸上。然后，让我们接受有缺点的自己。又让我们每个人写出几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都可以。然后，我们打乱小组，跟别的组的男人面对面坐下，描述自己对对方的印象，说你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们有些话说得特别狠，然后我就火了……”
“他们都说你什么了？”
“说我心眼坏，性格阴暗……这个活动的规矩就是，话说得越狠就越是为对方好，所以大家的话都说得非常辛辣，而且听的人还不能反驳。等我们都说完之后，讲师就来问我们感觉怎么样。比方说被别人说成这样心里很生气，或者不愉快了，或者感觉自己得不到理解……”
讲师引导
“原来如此，通过挑衅的方式来让你发现你内心潜在的感情，或者将平时不认识的自己赤裸裸地放在镜子前，来诱导你认识自己。”
“没错。他们不会强迫你去干什么，但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就会被他们带到他们既定的方向上去了。”
随着第三天、第四天活动的展开，她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由香里刚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废物一样，心中被自卑感所笼罩，她想要变得强大。不过她在和七人小组一起对话、活动的过程中，内心逐渐开始享受起来。
“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开始夸奖我，说我性格开朗，只要跟我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这倒是吓了我一跳。我发现，我还是能在这样一群陌生人中积极地活动，在他们中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渐渐地我开始发现，以前我有些太瞧不起自己了，是同组的人帮我发掘出了潜力。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个没能力、没出息、一无是处的女人，没有珍爱自己，但其实我也没那么差啊，我需要接受自己……我发现我对自己的感情好了不少。”
最后一天。在刚开始还素不相识的组员之间，已经形成了异样的亲密感。在进入房间之前，讲师告诉他们：“今天需要做一个十分重要的游戏。请大家把眼镜、隐形眼镜、戒指、手表这些全部摘掉，鞋子也要脱掉。”
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在有些紧张地走进屋子后，被讲师要求坐在了地毯上。音响里开始播放音乐，屋子变得一片漆黑。
讲师说：“大家闭上眼睛，回忆一下小时候。你有没有想对自己的父母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呢？无论是不开心的事情，还是悲伤的事情，或是不满的事情，都无所谓，现在都可以说出来。”
对于参加者来说，这里本来就是一间像孤岛一样与世隔绝的密室，在这里说话本就可以无所顾忌，参加活动的时候也保证过绝对替别人保守秘密。所以，讲师告诉他们可以百分之百地坦诚自己的一切，就像在实验室一样，说什么都没关系。
“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关上了，光线非常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什么都能说出来。为什么爸爸那时候要那样对我？为什么不对我好一些？还有个男的父母早逝，他说他父母为什么那么早就抛下他一个人，他责怪自己的父母，说着说着就大声哭了出来。然后周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全都大声地哭了起来。不过我们都闭着眼睛，谁也不知道是谁在哭……然后，我正责怪我妈妈的时候，感到背后有一个人朝我靠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我闻到了香水的味道，知道她是那个外国讲师。其实，我在组里稍微有点不太合群，被当成另类看待，但是现在有人肯拥抱我，我的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
周围都是抽泣的声音，还有大声哀号的声音。在所有人越发亢奋的时候，讲师用倾诉一般的口吻讲道：“大家过去都经历了很多，他们对大家来说或许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他们为了大家能够幸福，迄今为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父母是无可替代的人。大家需要接受自己的父母，包括他们身上的缺点！大家需要现在，在这里下定决心，接受他们！”
“在那样的氛围下，有人说父母一片苦心全都是为了你好，让你接受他们，你就会觉得自己能有这样的父母是十分值得高兴的。所有人都一边哭，一边像孩子一样连连点头答应着……”
连性也要谈
参加者们面对面席地而坐，膝盖对着膝盖，相互抚摸头发，或是拍拍后背，听对方倾诉。密室里的人们被哭声和嚎叫声所感染，逐渐陷入了一种类似集体催眠的状态。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讲师开始让我们讲异性关系，还有性经历。后来我回想起来特别厌恶，但是当时不知怎么的，就把和前男友的关系，还有自己的性经历全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有个女人还说曾经被父亲性侵……整个现场，就是那种虽然是陌生人，但完全不陌生的感觉，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壁垒，好像大家的关系都变得无比亲密一样。所有人情绪都很激动，甚至男女也会拥抱，还有亲吻的场面发生。我也说了很多难为情的话……之后，先后有三个人对我说想和我交往。我明明说了好多前男友的坏话，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还想和我交往，我也没有答应他们……”
这个环节结束之后，讲师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裸体站在镜子前，将自己的样子画下来。
“我也按照讲师说的，脱光了站在镜子前。画好之后，每个小组重新集合到一起，然后每个人看着自己的裸体画，向其他人介绍自己的裸体。比如说，腿太粗了不好看、屁股太大了、胸部太小了……因为有的小组里有男人，一般来说是会很难为情的，但当时的氛围就是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东西，所以需要原原本本地接受才行。然后我们又说了很多关于性的纠缠不清的琐事，比如关于自慰、关于性生活，等等。小组里的男的也一起说。其实关于这些我真挺不愿意说的……”
由香里说，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被引导着接受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多样性，心中充满了温柔和体贴的感情。活动的最后一晚结束之后，隔天氛围整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家又唱又跳，还有人秀出了自己的绝活，最后热热闹闹地乘上了回东京的巴士。
这名叫由香里的女性所参加的活动，正是社会上悄然兴起的自我启发学习班的一种。这种活动原本诞生于美国，后来登陆日本陆续发展，势头越来越大，成了以吸引年轻男女加入作为主营业务的一种心理产业。由香里参加这一活动，就到箱根集训阶段为止，其实后面还有更多更高级的活动可以参加，每次参加又要多支付数万日元。全部参加下来，粗粗一算就需要五十多万日元。然而就算代价如此之大，年轻白领却依旧趋之若鹜，这是为什么呢？
从由香里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活动可以让那些苦恼于“不会珍爱自己的人们”通过这种不可思议的感情体验——尽管是一种人工营造出来的虚拟的感情体验——爱上自己，能够接受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存在，并享受其中的快感。
我从其他参加者口中也听说过类似的感想——自从参加过活动之后，体会了温柔的情感，在邂逅了自己之后能够爱上自己了，自己也变得更能够接受其他人了。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存在自卑心理，他们的内心被自己的刑具折磨得血流不止，还要苛责自己：“为什么你这么没用！”
脑子聪不聪明，学习、工作成绩好不好，有没有能力迅速完成任务，对公司有没有贡献……他们内心的刑具，就是这些丈量、判断个体价值高低的价值观、人生观。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价值观建构的体系驱赶着人们陷入无限竞争的社会。
人吃人的画卷
成为富豪帝国
近些年来，不光是上文提到的自我启发活动，那些做人心买卖的心理产业也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还有些疑似宗教团体的修行产业也聚拢了不少人气。不仅如此，医院的精神科、神经科，还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所同样也是门庭若市。
希望远离心痛、想要让心灵得到宽慰、心中萦绕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失落感——上述事实，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解开心中枷锁的渴望。这无疑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幅画面：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齿轮正奏响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压榨着每一个人。
人剥削人的关系，是何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的呢？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后面“饱食穷民”“快节奏的城市”“呕吐的女人”等章节的社会背景，先让我们来回溯这一阶段大环境的变化。
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单就这样一个数字，我们或许很难直观想象其含义。要说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亿美元，就更没有概念了。
因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早就充斥着上亿、上万亿日元计的金额，哪怕我们听到这些超乎想象的金额，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感情。
就在前一段时间，日本富豪随手拿出二百五十亿日元买下了凡·高和雷诺阿的画作，还扬言死后要将它们带进棺材一起烧掉。他的言论转眼就引来欧洲一片讨伐之声，也暴露出日本人的金钱观、文化观的确已经扭曲到了能随口说出这种低俗玩笑话的地步。
话说回来，上文提到的二百七十八万亿日元，是截至一九九〇年末日本官方与民间在海外所拥有的资产市值的总和。这个数字不光包含企业在国外投资建厂的固定资产，还包括证券投资和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哪怕是刨去贷款等债务后看海外净资产，也足有四十九万亿日元，也就是三千两百八十亿五千九百万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排行世界第一。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态势。一九八五年更是远超上一年的七百亿美元，突破一千两百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还创造了连续六年成功卫冕世界第一的奇迹。
继海外净资产夺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显示经济实力的三个指标全部跃居世界第一，“夺得三冠王”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流行热词。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这本《饱食穷民》所记录的时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在这个时期，日本成功挺过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等一连串的“国难”，还化“国难”为动力，成功收获众多世界第一的勋章，跃居超级经济大国之列。让我们看看，日本是如何收获这些荣耀的。
首先，是因为这段时期内日本人工作的疯狂程度达到顶峰，甚至远超因疯狂工作出名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
虽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茧子”这句俗语，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长时间劳动真是让人“耳朵都要磨出茧子”的代表性社会问题。近期就连电视台也开始接连播放特别节目，毫不避讳地报道这一问题。日本和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劳动时间长度上存在的差异，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这一结论，还是基于日本劳动省的官方统计数据得出的。还有数不清的事例，让人不禁怀疑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数据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访的计算机技术人员们的加班时间。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的年度总劳动时间要比当时的德国人多五百四十七个小时，而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达到四百个小时以上。
但是，这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已，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就以银行为例，虽然加班时间因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异，但绝大多数银行的考勤系统每个月的加班时间最多只给算到二十二个到二十五个小时。就算实际加班超过这个数字，也不会统计到加班时间里。
女性员工也加班
比如大型城市银行A银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长会给所有部长、分行行长发出通知，定好当年的加班预算，也就是加班的上限——中层领导每月二十五个小时，男性办事员二十二个小时，女性办事员十个小时。
设定这个上限的目的，并非让员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为了解决经营上面临的一大难题——限制加班费的支出。能否执行预算是评价分行行长能力的项目之一，所以就算他们心中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也要想办法要求员工们免费加班来保住自己的职位。
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相信能将真正的加班时间控制在预算之内。证据之一，就是这家银行评选出的“早下班模范分行”——东京上野分行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按照这家银行的标准上下班时间来计算，平均七点半下班就意味着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时间约为五十个小时。平均加班五十个小时都能被评为模范分行，说明其他分行的加班时间还要更长。加班如此之多还要限制人力成本预算，于是只好白白加班，不给加班费，为银行的利润“无私奉献”了。
这样的状况在其他银行也同样存在，已经成了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据说不仅仅是银行，保险行业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也已经屡见不鲜了。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会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对行业内两万两千多人进行过生活状态方面的问卷调查。
保险公司每个月都会分繁忙期和非繁忙期，该调查选择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针对电算部门的下班时间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职员晚八点前下班的人数仅占总人数的32.1%，八点到十点间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十点下班。
再看女性，早于八点下班的人占62.1%，八点到十点间占27.8%，十点之后占10.1%。
最近，在东京的新宿和池袋等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晚高峰会持续到很晚，拥挤程度丝毫不亚于早高峰。我近年还发现，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以前。这点也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女性也会加班到很晚。
这样算下来，日本人每年的总劳动时间远非官方公布的两千个小时这么少，甚至说三千个至四千个小时都算不上夸张。而且，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长时间通勤也是问题。欧共体国家中，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占了75%，而一小时以内的人则达到了96%，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群。反观日本，以房价猛涨的东京圈为例，通勤时间在三十分钟以内的人仅占32.4%，一小时以内的人也仅有66.3%。也就是说上班单程一小时以上的长距离通勤者高达三成以上。不仅工作时间长，还要在拥挤的有轨电车里花两个到三个小时上下班，在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转瞬即逝了。
24小时的不夜城
我曾参与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举行，调查对象是居住在东京中野区的男性。当时全国范围内都还未曾进行过此类专门针对男性生活状态和意识的调查。调查中，受访者需要将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记录在时间表中。以下是公司职员A先生的事例。
今年四十出头的A先生一家五口，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上小学低年级，老大已经上初中了。A先生在一家雇员超过几百人的大公司里的管理岗工作，职位已经高于普通中层。一家的年收入在七百二十万日元到一千万日元之间，可以说是一个超过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两人结婚后妻子曾辞去工作在家中做全职主妇，现在孩子不像小时候那么让人操心了，她就又在外面找了一份兼职来做。
A先生早晨六点半起床，约五十五分钟后的七点二十五分走出家门上班。从中野区到他的公司距离很远，单程要花上一小时十分钟左右，一路十分劳累。上班后他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才终于回到家里。他每晚十二点睡觉，因此从到家到睡觉只有短短一个半小时。吃完迟来的晚饭，洗完澡，马上就到了就寝时间。他的睡眠时间为六个半小时，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对于“你认为自己过劳吗？”这一提问，他十分坚定地选择了“是”，而且在身心的状态上，他回答说自己“心理上的疲劳感大于肉体上的疲劳感”，在问卷的“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句话下面，他还特意画上了波浪线来强调，让人感到了他内心的强烈诉求。
从调查数据的整体平均水平来看，除掉休息时间的纯劳动时间为九小时二十分钟。本次调查对象居住在东京市中心，通勤条件相对较好，但就算这样，平均到家时间也在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这样的人占公司职员的44%。他们每天在家里的时间约为十二小时九分钟，减去睡眠时间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着的时间，早晚加起来约为五小时十五分钟。若是再减去吃饭、入浴、上厕所、整理仪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时间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几乎所剩无几。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吃”“洗”“睡”的地方。
现在，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会”的口号，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几乎没有条件平等分担日常收拾、育儿、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
如今，私营电视台也纷纷推出《直播到天明》这种深夜节目，满街都是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整个社会都逐渐朝着“24小时不夜城”方向发展。就像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一样，成功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的东京在信息、经济上和国外往来越来越紧密。由于时差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到了夜晚也灯火通明。除了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还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计算机网络，以提高运转率，甚至不惜实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时间制、错峰上班制等不规律的考勤制度来达到此目的，企业活动逐渐转向24小时制，这些也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背景。
无孔不入
然而，问题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过长这一点，人们工作的强度也在陡增。现代社会无法忽视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即劳动产出率越来越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ME（微电子）革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现代社会的这一特性，也是由这项技术革新所引发。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经济进入了低增长时代。然而，石油危机带来的困难局面反而成了日本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动力。各个企业进一步推进整体经营效率，体质变得更加强韧。与此同时，推动企业精减人员、仅保留少数精锐渡过难关的关键，正是微电子技术。
微电子技术通过引进安装了集成电路的工业机器人和数控机床而迅速普及。通过电脑数字控制，不仅实现了以前要靠熟练工的经验和直觉才能做到的高精度车床加工，还带来了工厂整体自动化的革命性变革。
比如，业务涵盖从铁矿石炼钢到最终铸造加工生产的综合钢铁企业，从前是严酷体力劳动场所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各个工厂就已经逐步推进自动化生产。从某个工艺的计算机控制，再到整个工厂的计算机化，进而发展为总公司和各地工厂联网管理，最终发展成和大型贸易公司、钢材销售公司的联网经营，微电子革命逐步推进并走向成熟。
计算机化不仅在各企业间横向展开，在企业内部，自动设计装置和检测用的微电脑等技术也日趋完善。一九七一年日本的计算机台数超过西欧，之后计算机和机器人的普及越发加速，一九八〇年被称为机器人元年。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无人化成为强劲的推进器，帮助日本经济从石油危机的深渊中跃出，重新腾飞。
工厂微电子化普及之后，日本又迎来了办公自动化的浪潮。办公电脑、文字处理机、传真机飞速普及，从前依靠人力进行的计算和控制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无人化。
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引进并不仅限于单体公司内部，还可以和其他企业进行联网。一个办公室引进了设备，不仅可以将网络延伸到公司的生产工厂、仓库，还能延伸到关联企业的办公室、外包工厂、批发商、超市、零售店，甚至连锁饭店和咖啡馆的收银机，构建起庞大的网络，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带来整体性的变革。
报复人类
在微电子革命的推动下，企业迅速实现高效整合，经营体制有了质的飞跃，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统覆盖每个角落，日本终于跻身超级经济强国之列。但在光鲜的成绩背后，这些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正慢慢显现出来。创造出巨大财富的生产系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第一盏红灯，亮给了人类的健康。
日本劳动省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全国近八千家企业、约一万五千人为对象完成的《劳动省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出现某种程度的自觉症状的受访者高达82.9%，感觉身体疲劳的人占67.3%，同时有72.2%的受访者表现出精神疲劳，这一数字比例在中层干部中更高，达到了79.5%，接近八成。此外，有55.5%的人表示出现比精神疲劳更加严重的“强烈不安、烦恼、心理压力”。徘徊在过劳死红线边缘的人也越来越多。
女性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操作计算机、文字处理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长时间坐在显示器前。这种久坐的工作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比如，针对财产保险行业的问卷调查（多选）结果显示，感到视觉疲劳的人员竟高达63.4%，还有44.3%的人感觉肩膀酸痛，有35.2%的人觉察到视力下降，12.8%的人感到身体乏力。除此之外，还有人出现了头痛和腰痛症状。不要忘记，这还是对以年轻女性为主的部门的调查结果。她们之中很多人都经常光顾按摩和针灸服务场所，还有很多年轻女性喜爱去泡温泉。就连小报、周刊杂志都做了不少关于年轻女孩过起了中年大叔生活的专题，可见事态之严重。同时，女性的工作繁忙程度到了连每月的生理期都没办法请假的地步。东京地方工会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九八七年能请到生理假的女性占总数的70%，而这一数据到了一九九一年却骤减到了40%。
东京大学医学部保健社会学教室助手山崎嘉比古博士正在调查办公自动化后人们的工作状态。据他介绍，身心过劳、开始显现出病态症状的人越来越多。根据一九八七年的调查，有55.8%的人显示出强迫症的倾向。他们被一些生活琐事所纠缠，比如一些独居的人在早晨出门上班之后，会忽然觉得自己忘记锁门，或是忘记关掉煤气，上班路上多次返回家里确认，没有办法正常出门。
此外，就“是否对于工作的责任感过强，或在工作临近交付期非常繁忙的时期，曾认真考虑过丢下工作，逃到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针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人也有30%。
在微电子化普及前后，人们疲劳的表现是不同的。对于“离开公司后，是否头脑中依然满是工作上的事情，心理上无法从工作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人占了三成。另一方面，六七个人中就有一个对“彻底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彻底放松休息、游玩的时候，心中是否会产生罪恶感，总是静不下心来，没办法全身心地放松？”这一问题做出肯定回答。无法摆脱工作的心理束缚和无法投入休息的“假期神经症”，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与此相对，也有不少人出现了不想上班的症状。对“既没有身体不适，也没有宿醉，但临近出门的时候就是觉得不想去公司。”这一问题选择“极其符合”和“较为符合”的人加起来有两成，这一数字如果再加上选择“有时符合”的人，则达到了五成。
心灵失去健康的人们
据精神科医生介绍，强迫症患者以及带有强迫症倾向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除了山崎博士介绍的确认恐惧症之外，还有一些人身患运势恐惧症。比如，早晨上班的时候，如果不右脚先踏进公司大门就会陷入恐慌，认为一定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不小心左脚先踏进了公司，就必须先退回去，重新进一次大门才可以。如果不小心忘记确认是右脚还是左脚先踏进公司的，就会整整一天都处于坐立难安的状态。还有些人患有交通工具恐惧症，乘坐轨道交通的时候，会一直惊恐，特别是乘坐新干线这种发车之后长时间行驶不停车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会觉得在密闭的空间中喘不过气来，甚至产生跳车的念头。
还有些人有利器恐惧症，看到利器等尖锐的物体，就会产生一种会刺伤别人的恐惧，不用布将刀刃缠起来就坐立难安。另一些人对绳索心怀恐惧，如果手头有和服的腰绳甚至衣带，都会害怕会不会勒死小孩子，不将细长的绳索状的东西全部收得严严实实就会静不下心来。我有一个朋友的妻子，就患有这样的绳索恐惧症。
患有洁癖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恨不得每二十分钟就洗一次手，洗手的时候一定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劲搓洗很多次才罢休，没过一会儿就又忍不住去洗。还有很多人在意自己的口臭，在公司常常离开座位去水房刷牙。最近越来越多的人饭后必须刷牙。不仅是口腔，还有很多人每天要洗很多次头发，否则会心烦意乱，无法安心做其他事情，显然光是早晨洗头已无法满足他们。
听完医生的介绍，就像参观了一个神经症样品的展览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些人平时看起来都非常正常，和其他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时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无缺，被另一个自我苛责到身心俱疲，在不为人知的地方痛苦着。这一现象让人认识到，正是这个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将激烈的竞争和高度的紧张状态强加给每一个成员。
本应以改善公司业务为目的的微电子化，反而将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管理的手段指向了公司员工。证券公司是最典型的例子。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多达六七百项，中层领导只要将下属的密码输入终端机，就能立即看到下属的全部信息和销售业绩，说公司掌握着员工的一切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现在是寻呼机时代。计算机技术人员无论假期还是深夜，都会因为机器故障和维护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惧，无论身处何地都无法摆脱工作。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与客户签订了提供24小时技术支持合同，随后，公司所有员工都配上了寻呼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立刻响应公司的紧急呼叫。
一名技术员向我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紧急呼叫。遇上紧急呼叫，连家人都被搅得不得安宁。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心理压力巨大。
一个工作狂人的死
这种时刻被人从身后紧盯着的“督促感”并非企业圈的专利。
一九九〇年因癌症去世的娱乐评论家加东康一先生曾向报社寄来一篇短文，题目是《由一位电视制片人的死所想到的》。我以前曾联系过加东先生，想要采访娱乐圈的内幕，曾和他在电视台的休息室里聊了很久。此刻重读这篇文章，更觉十分心痛，特摘抄于此。
朝日电视台的一个现任制片人死了。就在十天之前，他在家中感觉身体不适，住进医院，不到一天时间就成了不归之人。他叫近藤洲弘，享年五十三岁，生前担任电视剧《吉宗评定记：暴坊将军》的制片人。
在这个影视人越来越像普通公司职员的时代，他对工作的热爱可以说延续了匠人品质。节目在他的热情中不断突破新的收视率。就在他死前的十三天，他的节目在东京地区获得了23%的收视率，刷新了历史纪录。然而，他却没有机会听到这个消息了。
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京都。平时从京都市内的宾馆前往拍摄现场，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东京的家。他的死太过突然，不仅仅是我，其他同事也陷入了茫然。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他的死可能和过劳有关。
对于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来说，收视率是可以左右节目存亡的数据。在这个行业，收视率越是上涨，目标就越是水涨船高。哪怕坐拥两位数的收视率，只要稍微有一点下滑，就会招来失望的声音，紧接着领导就会让其他制片人拿出新节目的方案。
都说节目的制片人是一个节目的最高领导，参演者的生杀大权全由制片人一手掌握。但这个行业实际上还是处于明星参演者的卖方市场，加之近年媒体市场的多样化，制片人时刻处于被动状态。为了争取到更多有名的参演者，个人人脉就无比重要。这个趋势无情地剥夺了制片人的个人时间，造成了他们看上去近乎自虐的过劳工作方式。他们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害怕被踢出工作岗位。
我自己也是一样。一旦被卷入拍摄连续剧的循环之中，就像骑上了一辆独轮车，只要停下就随时会摔倒，人员纠葛接二连三，只能骑到自己累死为止……
在癌症病楼住院的七个月，虽然时刻在反省自己对工作的过度责任感，但眼前的现实却是不把自己累倒，就真的停不下来。
包括明星在内，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英年早逝，正是由这个充斥着不稳定因素的社会所致。很多人在持续不断的不安感的驱使下，不知休止地前行，直到把自己累死。
我们就像是骑在一辆随时会倒下的独轮车上，感受到背后不断逼近的不安，非得骑到把自己累倒，不死不休——加东先生的尖锐评论充满了切肤之痛，而饱尝现代人悲哀的他最后也成了不归之人。他们的死，实在让人悲痛。
身心的疲劳不断积聚，但人们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车，除了随着大流往前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就像置身于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刚达成了一个目标、课题，甚至都没有时间喘息，马上就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造成这一状况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土地与房价导致的“泡沫经济”。据说，将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卖掉，可以买下二十个美国。少数资产家把持着一路狂涨的土地，贪得无厌地增殖手中的资产，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日本的国民劳务总收入总额只有三百五十万亿日元，然而资本收益却高达五百万亿至一千万亿日元。在这样一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没有不走向疯狂的道理。
接下来您将在本书中看到的，就是一朵朵盛开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无果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