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常工作开始了，温斯顿不自觉地深叹一口气，哪怕电屏近在咫尺也不能阻止他，随后他拉过来说写器，吹掉说写器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接下来，他展开并夹住四个小纸卷，它们是从写字台右边那个风动管跌落出来的。

小格子间的墙壁上有三个孔。说写器右边，一条细风动管送来书面资讯；左边，一个粗风动管送来报纸；在侧墙上，温斯顿伸手就能够到，是一个铁丝网罩着的大长方形口。这口子是为了处理废纸的。整栋楼里类似的洞口准备了成千上万个，不只是每个房间里都有，每条过道还隔不远就备有一个。因为某种原因，它们被戏称为记忆洞。一旦你知道什么文件应该毁掉，或者正好看见一片废纸掉在地上，都要自动地掀起最近的记忆洞盖，把它扔进去，由一股热气流旋入无以数计的焚烧炉里，它们就隐藏在大楼的某个隐蔽处。

温斯顿把展开的四张纸单逐一检查一番。每张纸单上写了一两行资讯，全部是缩写术语——不完全是新话语，不过使用了不少新话语词——为部里内部专用。它们如下：

《泰晤士报》17.3.84老大讲话误报非洲校正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八三年四季度误排校正近期

《泰晤士报》14.2.84富部误引巧克力校正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大下令双加不妥提及非人全部重写上交存档

温斯顿心头掠过一丝满足感，把第四张纸单放在一边。这是一种繁复的要负责任的工作，还是最后解决为好。其他三项是例行公事，尽管第二件也许需要清理一连串数字，难免枯燥。

温斯顿在电屏上拨了“过期报刊”号码，要求相关各期《泰晤士报》，几分钟后风动管就传送过来了。他接到的资讯涉及的文章或者新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被认为需要改动，或者，一如官方使用的语言，需要校正。比如说，三月十七号的《泰晤士报》刊文说，老人家在前一天的讲话里预言南印度前线无战事，但是欧亚国蠢蠢欲动，不久会在北非发动攻势。实际情况是，欧亚国最高司令部却在南印度发起攻势，让北非相安无事。因此，这就需要仔细改写老人家讲话中的一段，让他预言的事情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保持一致。还有，十二月十九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官方预报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各类消费产品的产量，这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四季度。今天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实际产量的文章，两相对照，原来的预报每一项都很离谱。温斯顿的活儿就是校正原来的数字，让它们与后来的数字相符。至于第三份资讯，只是涉及一个很简单的错误，一两分钟就改正了。刚过去的二月份，富足部下文许诺（官方话是“绝对保证”）一九八四年的巧克力供应不再减量。实际上，一如温斯顿知道的，本周末还未到，巧克力供应已经从三十克减到了二十克。温斯顿所要做的是把原来的许诺改成一种提醒，说也许在四月份的某个时候需要减少巧克力的供应量。

温斯顿每处理过一条资讯，就把说写器更正的东西夹在《泰晤士报》相关的版面上，送进风动管。然后，用了一个尽可能无意识的动作，他把原始资讯和他做的笔记都攥成团，扔进记忆洞，由火焰烧掉。

风动管通着的那个看不见的迷宫又会发生什么，他并不知道细节，但是他知道一般情况。不管哪天的《泰晤士报》，所有需要校正的内容收集并修改过后，那天的报纸就会立即重印，原来的版本同时销毁，校正的版本取代原来的存入档案。这一不断篡改的程序不仅应用于报纸，也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照片——任何一种文学或者文献，只要涉嫌政治意义或者意识形态，都要经历这一程序。每一天，每一刻，过去都要和当前挂钩。这样，党做出的每个预言都会由文献证明是正确的；任何新闻或者观点表达，只要与当前的需要不合，绝不允许保留记录。所有的过去都是一张羊皮纸，只要需要就会经常被刮干净，彻底重写。这种活儿一旦干过，就绝不可能留下把柄，让人看出发生过篡改的事情。记录司那个最大的处，比温斯顿工作的这个处要大很多，所有上班人员的本职工作就是顺藤摸瓜，收集所有早该更新和销毁的书籍、报纸，以及其他文献。若干《泰晤士报》，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或者老人家说了错误的预言，会篡改十几遍，却仍按原来的日期存档，没有别的版本留下来与之对照。书籍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被篡改，重新发行时没有任何说明修改过了。甚至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一旦处理过就无一例外地销毁，也从来没有声明或者暗示曾篡改过什么内容；说明的总是那些疏忽、错误、误印或者误引等，是为了准确起见才逐一改正的。

然而，他一边修改富足部的数字，一边心下思忖，这种行为事实上连伪造都谈不上。这事儿只是一个瞎话代替另一个瞎话而已。你处理掉的大多数材料都与真实的世界毫无关系，连十足的谎言里所包含的那种联系都没有。统计数字原来的版本就毫无根据，修改过的版本则是为所欲为。很多时候你都得按上头的意思，从你脑袋里凭空弄出那些统计数字。举例来说，富足部的预报说本季度靴子的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生产给出的产量是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改写那个预报数字时，要减少到五千七百万双，这样一来，就可以一如既往声称超额完成了任务。不管怎样，六千二百万并不比五千七百万更接近真实情况，也不比一亿四千五百万双更具真实性。很可能，靴子根本就没有生产出来。还有可能的是，无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靴子，也无人关心这个。你只知道每个季度纸面上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靴子，与此同时大洋国一半人口都没靴子穿。每样事实的记录都是这个样子，不论大小。所有事情都消隐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后，连这年是什么年份都变得难以确定了。

温斯顿向大厅那边瞄了一眼。在对面相应的那间小格子间，坐着一个面相刻板、下巴发黑的小个子男人，名叫蒂洛森，正在忙着干活儿，膝盖上摆了一张折叠的报纸，嘴巴紧紧地对着说写器的话筒。他那副样子，竭力让自己和电屏之间所说的话不为人知。他抬头看人，他的眼睛向温斯顿这边投来充满敌意的一瞥。

温斯顿几乎不认识蒂洛森，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记录司的人员开口不谈他们的工作。在这间没有窗户的长长的大厅里，小格子间排成两行，窸窸窣窣的翻纸声不绝于耳，嗡嗡的声音是对着说写器发出来的，有十几个人温斯顿根本就不知道名叫什么，尽管他每天在楼道里看见他们走来走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活动中咬牙切齿挥手舞脚什么的。他知道紧挨他的那个小格子间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小女人，一天到晚埋头干活儿，只是在报纸上查找已经蒸发、因此认为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人的名字，把它们统统划掉。这活儿真是找对人了，因为她自己的丈夫两年前就蒸发了。隔着几个小格子间，坐了一个温和、低效、梦游的家伙，名叫安普尔福思，耳朵上汗毛很多，窜改韵文和韵律很拿手，每天起来就是鼓捣出一些窜改过的诗歌版本——他们称为定稿本——因为这类诗歌已经造成意识形态上的麻烦，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保留在各种选集里。这个大厅里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还只是一个科，可以说是记录司这个庞大的复杂机构里的一个细胞。远远近近，上上下下，还有成群的工作人员，都在从事一种无法想象的工作。庞大的印刷车间都配备编辑、排印专家、伪造照片的设备精良的暗房，一应俱全。电视节目科有工程师、制片人、各种演员，他们各有专长，特别挑选来模仿别人的声音。资料人员也齐备，他们的工作只是开列应该召回的书籍和杂志的清单。各种陈列室都很宽敞，篡改过的文件就收藏在这里，而焚烧炉则很隐秘，原始文件版本都在那里烧掉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概匿名，那些负责指导的智囊团协调着整个艰难的工作，决策必不可少的方针路线，规定过去的这个碎片应该保留，那个碎片应该篡改，另一个碎片则应该彻底被消灭。

记录司，说到底，本身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因为真理部的工作不是重构过去，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剧本、小说——凡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信息、教诲或者娱乐，从一座雕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田园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儿童识字课本到新话语词典，面面俱到。真理部不仅为党提供多种多样的需要，而且也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复制了一整套低级的系统。各个部门形成了一整条链子，专门处理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以及一般性娱乐。这条链子出版了垃圾报纸，几乎空洞无物，实在的只有体育、犯罪、星相学、耸人听闻的廉价小说、色情电影，还有完全靠一种名叫“韵文器”的特别万花筒、通过机械手段谱写出来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有一个配套的附属科——新话语叫作“春宫”——负责生产低俗不堪的色情文学，密封发行，除了干活儿的人，任何党员不得阅读。

温斯顿在忙活，三条资讯又从风动管里跌落出来；不过它们是些简单的事情，“两分钟仇恨”活动插进来之前，他就都处理了。仇恨活动结束后，他回到小格子间，从书架上取下新话语词典，把说写器推开，擦了擦眼镜，开始干上午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工作。多数活儿是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其中也有些活儿很困难，很棘手，你一旦上手，就好像迷失在一道数学难题的深渊——例如复杂的伪造活儿，没有任何依托，只能依靠你对英社各种原则的了解以及猜测党想让你说什么。温斯顿干这种活儿得心应手。有一次，他甚至接手校正《泰晤士报》的社论，通篇都是用新话语写成的。他打开早些时候放在一边的那条资讯。全文如下：

《泰晤士报》3.12.83.报道老人家双加不好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用新话语（或者标准英语）可以破译为：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号《泰晤士报》报道老人家“当日指示”极为不妥，提及了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存档前把你的草稿提交上级复查。

温斯顿把那篇犯事儿的文章通读了一遍。老人家“当日指示”，看起来主要是表扬一个名叫FFCC组织的工作，是为水上堡垒服役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他享受物品。有个名叫威瑟斯的同志，一名主要核心党员，获得特别提名，授予奖章，二级特殊勋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毫无缘由地解体了。你可以推测，威瑟斯及其同事现在失宠了，但是报纸和电屏上没有报道这件事儿。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政治犯一般不审讯，连公开谴责都没有。大清洗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公开审讯卖国贼和思想犯，让他们可怜巴巴地认罪后再执行枪决，专门示众，一两年之内不过一次。更常态的情况是，对党不满的人索性就销声匿迹了，从此杳无音信。谁都再也无法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在有些案例中，他们也许还没有死掉。温斯顿知道的案例中，大约三十多个人都是这样先后失踪的，还不包括他的父母。

温斯顿用纸条轻轻地掸拂几下鼻子。对面那个小格子间里的蒂洛森同志，仍在对着说写器诡秘地说话。他抬了一会儿头：又是那种满是敌意的一瞥。温斯顿怀疑蒂洛森是不是像他本人一样在从事同一种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诡异的活儿从来不会交给一个人来做；再说了，把这种活儿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篡改行为发生过。很可能，十几个人现在都在对老人家实际上说过的话进行修改。过不久，某个核心党内智囊人物挑选其中一个版本，重新编辑，启动必要的交叉核对程序，然后选中的谎言就载入永久的记录，成为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什么后来失宠。也许因为腐败，也许因为失职。也许老人家只是剪除了一个深得人心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身边的某个人被怀疑有异端倾向。也许——最大的可能——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唯一的真正线索在于“提及非人”几个字眼，表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你不能一口咬定这种情况是有人被捕了。有时候，他们会被释放，被允许再活一两年，然后执行枪决。非常偶然的情况里，你相信某些人很早就死了，随后会在公开审判时幽灵般出现，他的供词牵连到几百人，之后销声匿迹，永无音信。但是，威瑟斯已经不存在了，他再也不存在了。温斯顿拿定主意，仅仅改变老人家讲话的倾向是不够的。把老人家的讲话改得完全与原来的话题毫无关联更为可取。

他可以把老人家的讲话修改成对卖国贼和思想犯的一般性谴责，但是这有点过于露骨，而杜撰成一次前线的胜利，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超产胜利，也许会让记录过分复杂。他所需要的是一种纯粹的幻想。突然他脑子一闪，好像有了现成的东西，一个名叫奥格尔维的同志的影子出现了，最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时候，老人家发出的“今日指示”，是赞扬某个卑微的低级别党员，认为这种人的生死可以成为榜样，值得仿效。今天，他应该赞扬奥格尔维同志。是的，没有奥格尔维同志这样一个人，但是只需印上几行字，伪造一两幅照片，就可以马上让他存在了。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随后把说写器拉过来，开始用老人家熟悉的口气口授：一种军事与学问兼具的口吻，而且，因为使用先提问题而后立即回答的把戏（“我们从这件事上吸取什么教训呢，同志们？教训就是——这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子之一，就是——”等等，等等），容易模仿。

奥格尔维同志三岁的时候拒绝所有的玩具，只喜欢战鼓、机关枪和模型直升机。到了六岁——提早一年对他放宽规定，予以特殊照顾——他加入了少年揭发队；九岁时，他当上了队长。十一岁时，他向思想警察揭发了他的叔叔，因为偷听到了叔叔一次显然在他看来有犯罪倾向的谈话。十七岁时，他成为少年反性团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发明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了，第一次试用，就炸死了三十个欧亚国的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作战中牺牲。他驾驶喷气式飞机，携带重要的急件，飞越印度洋，被敌人追击，最后身带机关枪，跳出直升机，连同急件一同坠入海底——这样的死法，老人家说，一想起来不可能没有钦佩之情。老人家还对奥格尔维同志的一生的纯洁和单纯补充了几句。他不喝酒，不沾烟，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健身一小时，没有别的娱乐，而且发誓过独身生活，相信婚姻和拉家带口与一天二十四小时献身公职不可兼顾。他开口必谈英社的各种原则，打败欧亚国敌人并且搜捕特务分子、破坏分子、思想犯、卖国贼是他终生的目的。

温斯顿心下争辩，是否授予奥格尔维同志特殊勋章；最后，他决定取消，因为这需要反复核查，不值得。

他又瞅了一眼对面小格子间那个对手。说不清什么东西似乎肯定地告诉他，蒂洛森与他自己一样在忙同一件活儿。无法知道谁的版本会最终被采纳，但是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版本会被采纳。奥格尔维同志一个小时前还云里雾里的，现在就既成事实了。他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可以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奥格尔维同志从来没有在现在存在过，这下却在过去存在了，而且一旦这一伪造行为被忘记，他就真正存在了，证据确凿，如同查理曼大帝或者尤里乌斯·恺撒确有其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