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逐鹿(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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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在戴传贤支持下,孟国栋将逃亡四川的山东地主陆续纠合到一起,成立了一个以保田保家为口号的山东反共同乡会,下辖武装两百多人,名为山东人民还乡团。这两百多人主要是山东解放区的土豪劣绅(做过日伪维持会者居多)的子弟以及随侍来川的家丁。

孟国栋夸口,别看俺人数少,可都是坚决反共的爱乡人士。日后只要在苏鲁一带登高一呼,就会以此为骨干汇聚成一支反共大军。

他接受了戴传贤建议,率领还乡团先到徐州,待国军开赴山东时,便可尾随进入。

戴传贤称可以给驻节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打招呼,请刘长官给予种种便利。

孟国栋大喜,在重庆坐不住了,马上就率领他的还乡团买舟东下。

动身那天,孟淑贤送父亲到朝天门码头。

孟国栋包了一艘木质的机动船,将他两百多人的还乡团全部塞了进去。孟淑贤颇不耐烦地等待父亲威风八面地指挥他的人马登舟。

忽然,不经意间她往远处一瞥,看到码头的另一端约五十米远近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她微微觉得有些意外,便注意辨认了一下。没错,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圆形的脸,上下眼皮天生的水泡肉,使本来就不大的眼眶越加显得小了,就像随时都半虚着打盹似的;鼻梁较塌,将整张脸映衬得像一块柿饼;而一对耳朵却长得很好,耳郭肥大,紧贴着头部;耳垂也较大,夸张一点说便类似刘玄德那样颇有垂肩之势。她在参谋总部的走廊上不时见到这个人。尽管双方不认识,这人每次都含着友善的微笑略略点头致意。她记得其领章上是少将标识;今天却穿了一件灰布棉袍,手执礼帽一直未扣到头上,而且没带卫兵——这个级别的军官在参谋总部是配有卫兵的。这人来码头上干吗?接人?还是送客?不论是接还是送,都应该有行李,那就应该带扛行李的卫兵。但似乎什么都没有。

那人站了片刻,似乎瞅准了目标,沿着石阶款步下行。

那里泊着一艘中型的木质楼船。船边有两个笔酣墨饱的大字:夜雪——算是该船的名号。他向着那船喊了一声什么,里面钻出一位年轻人来,将他迎上船去。

孟淑贤刚才见到柿饼脸少将时的纳罕,此刻变成了惊愕。

那年轻人穿着蓝色棉布长袍,头戴同样颜色的呢质礼帽。那体形,那面孔,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了——不是别人,竟是解根柱。

解根柱与那柿饼脸相继钻进中式楼房状的船舱。不过一两分钟光景,一名船老大模样的大汉站到船头,手持长篙,往河岸一点,船便缓缓离开码头,顺流驶去了。

这种偶然的发现,让孟淑贤惊愕之余,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柿饼脸与解根柱绝不可能是什么私人关系。解根柱的所有亲眷她都知道;如果是新交的朋友,用不着这样鬼鬼祟祟地挑这么一处上不着天下不挨地周围无人的境地来约会。不用说,他们是同志!如果这个判断不讹,那么柿饼脸就是潜伏很深的共谍了。要不要回去揭发?她颇费踌躇。一边牵涉到她的心上人,一边是党国和父亲长期灌输的反共思想以及忠君爱国意识。怎么办?她陷入从未有过的纠结。

也正是这个偶然的发现,在孟淑贤身上埋下了血光之灾。

孟淑贤的判断一点没差,柿饼脸确实是解根柱的同志;是一位成功地潜伏在敌营里将及二十年的红色特工。他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应该说隐秘性不算太差;唯一的失误是解根柱出舱迎候。如果不是这样,只由船老大将柿饼脸迎进舱内,孟淑贤至多怀疑这是一艘卖春的花船而已。偶然,实在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怪物,只因为一个偶然的细节安排不周,就可将一切化为乌有,二十年的成功潜伏或可变成一场悲剧。而对今天这场险情,舱内那一对同志却浑然不觉。

柿饼脸的潜伏代号是镝影;在敌营里所使用的名字,按照地下工作原则,与之单线联系的同志也不允许知道。此前的联系人因精通俄语赴苏联去工作,一两年之内回不来;延安情报总部指定解根柱继任这个工作。今天两人碰头,主要是解根柱要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向镝影传达毛主席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对全党的战略指示,以及最近各解放区的战略态势。作为战略间谍,镝影必须对这一切有清晰的了解,这样才可能明白党和人民军队近期最需要哪一种情报。

这艘名为“夜雪”的中型楼船是重庆地下党经营的游艇,船老大是党员,一名船工和厨子则是非党的“左”倾群众。楼上是客人休息的房间,楼下是客厅与起居间,船板底下是厨房。

解根柱与镝影在客厅相对而坐。座位之间一张微型方桌,上面各有一盏茶,然后不外乎几碟瓜子、花生米、杂糖之类。

他们首先洽商了今后的联络方式,以及万一因不可预测的事件断线之后,镝影以何种方式寻求与组织恢复联系。

镝影要求在解根柱传达中央指示之前由他汇报国民党的战略谋划。

“双十协定”签署并向全世界发表以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秘密向高级将领颁发了《剿匪手本》,以警告高级将领勿为“和平声浪所惑”,“误生卖刀买牛之念”,同时表示他个人灭共的决心。

紧接着,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十一日分别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

各地重要将领齐集重庆,参加会议。

这个会议杀气腾腾地做出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彻底清剿,以期“犁庭扫穴,彻底根绝匪患”。该计划分三步行动:

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

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

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哈尔、绥远两省。

在这两次会上,蒋介石多次做长篇讲话。

他指出“现在第一收复区[36]里面的土匪主力,虽已渡江北蹿,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的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玩忽大意,事后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土匪蔓延。然则一旦土匪主力南蹿,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至于“第二收复区[37]”蒋介石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而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做最后的决定”[38]。

这个所谓“决定”,在最近一个多月已然付诸实施了。他已将一百一十三个师约莫八十万人的兵力投放到内战前线,此外又加上了收编不久的三十万伪军,共一百一十万人马,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和北上。企图以此达到两个战略目的:打通铁路线,大举进兵平、津,再大军压境东北;把华东、华北各解放区分割开来,尔后各个击破。

具体到北上平津的兵力,则共分三路:

左路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九个军东出潼关,并以其中的三个军北渡黄河进入晋南,然后经同蒲路到太原与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会合,再经正太铁路东进石家庄,转而北上平津。

中路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三个军共八个师进占郑州,然后北渡黄河,沿平汉路北进,攻占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同胡宗南部会师石家庄,再继续北进,与由美国帮助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会合,完全控制平汉路。

右路以第十战区李品仙部三个军共七个师,先到徐州地区,然后沿津浦路北上,占领济南,呼应平津地区。

在这三路大军中,中路的孙连仲部三个军八万多人已在九月间占领了新市等八城,做北上石家庄的准备;左路胡宗南部两个军五万人,也由太原附近沿正太路东进石家庄。

镝影介绍完以上国民党军高层的动向,在端起茶碗润喉之际,眉宇间聚起一缕隐忧。放下茶碗,微叹一口气,瞅了瞅解根柱,说:

“目前局势相当复杂:一方面,国共双方已经签订了双十协定,我党代表团尚在这里继续与国民党当局接触;另一方面,蒋介石正在部署更大规模的内战,图谋用武力攫取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对这样充满矛盾的情况,我十分希望了解党和毛主席的对应策略。”

解根柱显得胸有成竹,微微点了一下头,说:

“毛主席回延安以后,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以求全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主席指出,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就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时间内,还不会是全面的内战。第三,在全国实现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所以,前途虽然艰险,和平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镝影点了点头,觉得毛主席高屋建瓴,将复杂的局势说得清清楚楚。而眉头却没能完全松弛;他了解到的情况是蒋介石集团根本不会认同和平、民主的主张,一心一意要彻底解决共产党武装。要逼迫蒋介石集团踏上和平、民主道路,不啻与虎谋皮。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这种担忧说了出来。

解根柱颇有底气地微笑了一下。“你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要知道国共两党的斗争,从来都有国际背景,在二战结束后的当下更是如此!早在二战结束前夕,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就已或明或暗地展开了;但是,两大阵营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暂时还不存在,原因是双方元气都耗损严重,都需要喘息、治疗创伤。固然,美国希望国民党能控制中国,彻底或一定程度驱逐共产主义的‘幽灵’,最大程度地限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则是针锋相对,暗中竭力支持我党壮大武装力量,特别期望我们能完全控制东北。然而,二战已经把这两个大国拖得精疲力竭,他们不愿让国共两党全面开战,害怕这种全面战争把他们拖入泥淖。所以,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意识形态盟友在中国尽可能多地控制地盘并暗中积极支持之,一方面又会施压逼迫国共两党接受和平、民主路线。所以,美苏两国的施压,对蒋介石多半会产生作用的。”

镝影听了,沉吟一番,态度暧昧地唔了一声。他对蒋介石太了解了,从黄埔军校做蒋介石的学生,到后来做其部属,在很多历史关头,他都看到了蒋介石处置重大事件时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刚愎与冥顽不灵。要其完全听命于美国,根本不可能;何况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乃是在中国产生一个坚决反苏反共的政权,所以蒋介石的任何胡作非为,美国都会给予最大限度的谅解。而且,蒋介石正好洞悉这点。

他把这种担忧说了出来。

解根柱觉得这种洞幽烛影的能力,对于战略间谍来说难能可贵;而且具体到这件事,这种担忧也不无道理。

“党中央毛主席也考虑到了如果蒋介石甘冒天下大不韪发动全面战争这种情况,所以在军事上、物资储备上都做了最坏的准备!”解根柱沉吟片刻,继续说,“而且你刚才所讲到的国民党几路进攻,毛主席也早已知道并且落实了具体的反制措施!”

镝影一直为这种极大悬殊的敌强我弱态势担忧,为这种态势下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寝食难安,更担心党失去应有的警惕。现在听解根柱一说,便放下心来,轻声然而厚重地啊了一下。他近二十年处在敌营,对敌军与我军的较量历史了解较多,对蒋介石在战略上和战役上吃毛主席的亏之多之深了解更多,明白只要是毛主席有了准备,那结果吃亏的总是蒋介石。

解根柱当然没有具体讲毛主席采取了哪些战略、战役的对策,这是组织原则,倒不是相信不相信同志的问题。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推进,如何阻碍和迟滞其沿铁路北上,便成为解放区军民严峻的战略任务。

北进的国民党部队在兵力上大大多于八路军、新四军,装备也占优势;不过官兵中不少人有厌战情绪,对地理、民情不熟悉,补给线过长,部队派系林立常发生扯皮现象。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做出了部署:

以胜利结束上党战役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对付从新乡北上的孙连仲三个军。

从十月十二日起,毛泽东连续起草或签发了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一系列作战指示,讲清楚打胜这一仗的基本指导原则仍为将我军的整体劣势演变为一个又一个的局部优势:

一、此战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应以一个半月以上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北上八万敌军的一半左右;

二、安阳以南临近敌军出发地域,不易求得歼敌机会,且易打成阵地持久消耗战,故必须审慎、忍耐,诱敌深入到安阳、沙河之间再寻求机会各个歼灭;

三、在安阳、淇县之间先以小部兵力采取较宽阔的正面防御,轮番阻击,达到迟滞、消耗、疲惫敌人之目的。但在敌军深入安阳继续北进时,则应佯作溃败,避开正面,让敌放胆推进;

四、待敌进至对我有利之地区时,一面在正面坚决阻击扼制,迫敌展开,我主力再从敌必然暴露的侧翼或尾部分割出敌军一部加以围歼。

后来的战役展开,证明了毛泽东惊人的战略预见和战役部署的高超技巧。

在新乡地区进行了二十多天准备的孙连仲部第三十、四十军以及新编第八军,在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及参谋长宋肯唐率领下,从十月十四日开始北进。

他们经过汤阴、安阳,先头部队在二十二日北渡漳河,同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开战。

二十四日,这三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分两路快速北进,一路上受到八路军节节阻击。

此时,昼夜兼程北进的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已在预定地区完成集结。二十四日夜晚开始按预定部署出击。分阶段以合围、逐步削弱敌军、诱敌残部突围,从而加以全歼。于十一月二日胜利结束平汉路战役,歼灭敌军第四十、第三十两个军的主力共两万多人。在这个过程中,策动高树勋率新八军一万多人战场起义,对这次全面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平汉路战役,是刘伯承部继上党战役后进行的又一个规模较大的和比较彻底的歼灭战。其战略后果,一九五九年台湾“国防部”《戡乱战史》做了中肯评述:“是役[39]之后,国军对平汉路既未打通,匪更奄有晋冀、冀鲁边之有利态势,对华中形成极大威胁;对华北更肆意骚扰,南北隔离,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尔后惟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尔后之作战实至深钜。”

对平汉路大捷,毛泽东十分高兴。

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现令刘伯承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污蔑宣传。”[40]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稿。同一天,他又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用平汉路战役的实例,驳斥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桢关于“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的讲话,指出“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41]

在平汉路战役前后,毛泽东还组织指挥了平绥路作战、津浦路作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战役,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夜雪”号楼船顺流漂了几公里,钻进江边的芦苇荡里,抛锚打尖。

船老大用托盘从底舱厨房端出两个大海碗,送进客厅,请解根柱和镝影打尖。碗里是热气腾腾的抄手——下江人叫馄饨,或沉或浮在用鱼、鸡煨制的汤料里,香味四溢。解根柱快乐地搓了搓手说,还真是有点饿了。

芦苇丛宽可半里许,顺着江岸往下游望去,无边无际。苇叶虽有点枯黄,而芦花似雪,在肃杀的江风吹拂下,萧萧摇曳,飒飒作响。

两人稀里呼噜吃完抄手;恁地美味的汤当然更是喝得一滴不剩。然后各自点燃了香烟,继续他们的话题。

镝影说,他与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是黄埔同学,两人从学校起关系就不错。廖耀湘曾邀他去作参谋长,没成。据廖耀湘透露,前不久蒋介石决定把新六军和新一军从海道运往秦皇岛,再经北宁路进入东北参加接收。当时蒋介石、熊式辉对从苏军手里兵不血刃接收整个东北充满信心。所以蒋介石三番五次电令新六军迅速从上海动身赴东北。还亲自督促汤恩伯为新六军赶制在东北用的厚棉衣、棉帽。美国海军也表示全力帮助运送。后来,外交接收遭遇困难;在大连、营口、葫芦岛登陆以及在长春空运军队着陆,遭苏军断然拒绝。不得不用先行在秦皇岛登陆的五十二、十三两个军,强行打进共军李运昌部占领的山海关。一路攻击推进。到了巨流河,遭遇苏军阻挡,只好后退几公里落寨。

那时蒋介石、熊式辉、蒋经国等人意识到用外交手段从苏军手里接收东北已失败,甚至认为苏军根本不愿撤退,要待在那里把共军扶植起来才会回国。蒋介石一度认为新一军、新六军去东北无意义,不如转而用于关内,参加控制华北的战役。具体命令新六军先去攻占张家口。为此蒋介石约见何应钦、汤恩伯(时新六军隶属汤集团)、廖耀湘。蒋介石神情黯然地对他们说,外交接收东北遭遇阻碍,只好暂时放下,请英美对苏施加压力,我们也将派人去莫斯科讲理。但目前我们不能闲着。新六军马上车运到北平,暂归李文的十六集团军指挥,担任主攻张家口的任务。他强调,张家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是华北共军与东北共军联络的枢纽,也是共产党经外蒙与苏联之间的运输枢纽,必须及早控制。

镝影介绍的这个对新六军的使用——主攻张家口,后来未能实施,重又改令该军进入东北,归杜聿明指挥。因为苏美英外长莫斯科会议使苏联不得不同意让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接下来镝影吐露了一个更让解根柱担忧的区域,位于中原的鄂豫皖湘赣根据地(又称中原根据地)。这块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解放区,周围正在集结国民党军队。镝影说白崇禧的计划最终要达到二十二万人马。

解根柱教他不必担忧,我中原根据地的兵力也不弱,党在那里的群众基础深厚,只要正确执行毛主席军事原则,巧与周旋,敌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中原军区部队是新四军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团等四支部队合编而成。

最先到达中原根据地的是新四军五师。他们在那里开展抗日战争,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余万,建立了三十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外围达六十多个县二千万人口),创建了拥有七个军分区的鄂豫皖湘赣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四万多人,民兵二十余万。后来,河南军区一万五千人奉命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四千余人,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团二千七百余人也奉命编入。由是,抗战结束前夕,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达到七万人之众。以后国民党部队在周边集结完成时,按照二十二万人计算,与我中原军区主力之比应为一比三多一点,并不高于全国的国共两军总兵力之比。所以形势并不十分险恶。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指出,中原部队留在黄河以南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可发挥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军事活动的战略配合作用。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在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全党应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

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一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局的指示中反复强调了长期坚持中原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

中央在一个月之内反复做此指示,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了坚持我军在中原的战略存在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战略意义。

解根柱总结式地说:“中原解放区的兵力在全国各解放区排名第三,不算弱;中央也多次表态要坚持我党我军在中原的存在,指示要在军事上巧与国民党周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镝影没回答,也没点头,只默默吸烟。

解根柱打量他,把茶碗端起品了一口,放下,微微一笑,问道: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倒是没什么问题;我在想,中央在半年前重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时候,听说曾考虑派徐向前同志去唱主角?”

“是有这么回事!主要考虑中原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后显得十分突出了,所以得有一位政治上强、军事上过得硬的同志去挑大梁。林彪去了东北,饶漱石、陈毅、粟裕离不开华东,刘伯承主持晋冀鲁豫那么一大块地盘更不能或缺,彭德怀更不能离开西北,后来便考虑让徐向前同志去中原。结果也不行,一方面是向前同志疾病缠身,不便远途奔波;主要还是山西的军事需要,向前如果一走,谁去山西作主将又是个头痛的问题……”说到这里,解根柱犹豫着没说下去。

镝影接口道:“后来只好派郑位三同志去代理中原局书记、军区政委?”

解根柱讪讪笑着。停了一会儿才说:“是这样。不过他和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合作很好,工作也有所发展!”

镝影叹了一口气,沉吟半晌,说:“我作为远离老家的‘地工’,本不该对党的这种安排置喙;但作为共产党员,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有担忧而又缄默不语,我认为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解根柱点了点头,鼓励道:“你我现在同属一个党小组,党内讨论问题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尽管畅所欲言,我也会把您的看法转达上去的!”

镝影又沉吟了一下,说:“我在国民党那边是搞共产党军事干部研究的,接触原始资料很多,尽管离开老家多年,对老家干部的情况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不讳言,我认为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班子不仅在军事上不够强,在政治上也比较弱——我担心以后面临强敌的进攻,是否能坚定地执行中央精神,很难预料;也许我是杞人之忧,但我对军事才干的担忧恐怕就不是杞忧了!”

解根柱闻言,面部虽然平静如常,心里却大为震惊。自己作为战略情报地下联络人员,从来没去关注与自己工作不无关系的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素质情况。事实上在他看来,不论是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还是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还是中原局成员陈少敏大姐、刘子久同志,都是革命资历不浅、有过贡献的领导,素质应该很优秀的;从来没想过也不敢对此数黄论黑有所置喙。而镝影深潜敌营,工作艰巨,环境险恶,竟能息息关注老家对各解放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并有所研究有其见解,不论这种见解正确与否,都十分难能可贵。以解根柱的秉性与胆量,绝不敢对这种话题说三道四,也不愿当面臧否镝影这种自己将要长期合作的前辈同志的见解。默然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话,就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

“我会把您的意见转呈上去的。放心吧,也许会逐级到达毛主席那里的!”停顿了片刻,问道:“风闻马歇尔要来华,是不是空穴来风?”

“不,不是空穴来风!”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退役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准备从此专心经营他庞大的“多多纳庄园”。

回家后不到一周,杜鲁门总统的电报就追来了。

“将军先生,本不敢打扰您来之不易的宁静生活;可是没有办法,合众国的利益及其全球战略,需要您以政治家而非军人的身份重新登台!”

“总统阁下,您是要我出任国务卿还是您的助理?”马歇尔的情绪不错。

“不,我想请您代表我去中国!”

“去中国?”马歇尔的情绪一落千丈。

“是的,去中国。”杜鲁门从马歇尔情绪的微妙变化意识到需要扔一两块画饼出来。“待您功成回来之后,我会把现任国务卿请下台,虚位以待!”

“啊,这个并不重要。”马歇尔明白对方在对他啖以大利。但这“大利”对他确实有吸引力。“这样吧,我马上到华盛顿。见了面我们再详谈。”

在白宫杜鲁门宽敞的办公室里,杜鲁门忧心忡忡地告诉他,赫尔利在中国把事情搞糟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仍旧持续着武装冲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尽管夺去了共产党一些地盘,但部队官兵伤亡、倒戈的越来越多,物资消耗量越来越大。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我早就向赫尔利交代过原则,除了满洲九省三市必须控制在国民党手里之外,关内其他地区,若无充分把握就不要去动——当然,日军原来的占领区必须要由国民党去接收,这个也不能含糊。而赫尔利竟然去支持蒋介石频频向各处共区进行军事冒险,挑起战端;麻烦在于几乎没有一次行动不以损兵折将告终。长此下去,用不了五年,蒋介石的实力会消耗殆尽;而且,随着事态的扩大,约瑟夫大叔(对斯大林的戏称)能静观其变吗?必须得明白,我们既没有力量卷入中国的战争,也不能让国民政府垮台。这个原则我向赫尔利交代过多次,他没有听——或者没有充分重视。要知道,如果中国丢失了,约瑟夫大叔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蓝图就完全实现了。这对自由世界是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我决定派你去取代他,挽救危局。

“怎么样,我的将军?”杜鲁门用希冀的眼神看着对方。

马歇尔没有马上开腔。沉吟了一会儿,脸上浮起一缕似笑非笑的表情,瞅着杜鲁门问道:

“总统为什么选中我?”

“因为您是唯一一张我们能拿得出去的好牌——中国的国共双方以及中共背后的苏联都能接受的大人物!”

马歇尔哈哈笑了起来。最后,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杜鲁门向他详细交代了使华的基本政策和一些局部策略。杜鲁门指出,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尽管小,但本质上是亲西方的。就因为蒋介石坚持军事独裁,不容他们在政府内享有一席之地,所以都产生了亲共倾向。必须迫使蒋介石容纳这些政党,当然也要更大限度地容纳共产党——中国有一部小说叫《水浒》,很有意思,值得向蒋介石推荐。小说里有一支强大的民间分离主义武装,被招安了,结果成为政府的忠实鹰犬。难道蒋介石连这点智商都没有吗?要让蒋介石明白,他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停止对他的一切援助。同时也要让毛泽东知道,如果中共不做出让步,美国就将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包括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扩大运兵规模和财政支持。这对中共显然是巨大的威胁。总之,应该努力把中国推上美式民主政体的轨道,这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如果中共能被拉入这种政体,她就有得到改造的可能,这对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极为重要。

马歇尔问道:“假如蒋介石不上道,坚持要推行他的军事独裁,我们是否会抛弃他?”

杜鲁门毫不踌躇地说:“不!美国别无选择,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论,足以抵抗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实力人物只有蒋介石;在军事独裁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宁肯选择前者!”

马歇尔理解地笑了。“明白!军事独裁毕竟不反对自由经济,允许私人拥有或大或小的生产资料;而共产主义则相反!”

杜鲁门说:“将军能有这样透彻的理解我就放心了!另外还要注意,为了维持至少十年内不发生战争,一定要说服蒋介石不可得寸进尺;如果因为蒋某人不肯让步而导致中国内战扩大,那么失败者很可能是他的政府,长江以北将会沦为赤色区域,苏联势力便顺理成章向南挺进了。美国也会因而失去太平洋战争的真正目的,十多万官兵白白阵亡,上万亿美元虚掷,想一想吧,多么可怕!”

马歇尔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沉吟片刻,问道:

“如果不肯让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我们怎么办?”

“那就全力支持蒋介石!他需要多少装备,就给他多少;包括除了原子弹之外当下最先进的武器!”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点十五分,马歇尔的C—54军用飞机在中国上海的江湾机场降落。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中将到机场欢迎这位昔日的上司。

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在餐桌上发生了温和的争执。

魏德迈年轻气盛,直率地指出,马歇尔此行不可能完成使命。

马歇尔明白这位年轻人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算太短,应该比自己了解情况,便虚心垂询为什么。

魏德迈说,国民政府是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制政府,尽管与具有自由思想的江浙金融界合作多年,也未能改变它一分一毫。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肯做出让步的;魏德迈说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发觉尽管他们有法共那样的民主意识,但是共产主义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废除私人资本的政治目的也十分固执,要他们对蒋介石做出根本性让步,恐怕也不可能。一个要掌权以保障自身及其支持者农村传统士绅、江浙金融界的财产安全,一个要彻底改造社会,水火不相容。把两者撮合到一起为美国的远东战略服务,可能吗?

马歇尔边听对方侃侃而谈边吃饭,速度由快而慢,最后放下了刀叉,微叹一口气,皱眉想了一会儿,说:

“我们在二战中遭遇的困难比这个大得多,都被我们克服了;能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美国军人的足步呢?当然,我现在不是军人了。而你是!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使命!”

马歇尔来华的消息早在他起程前就传遍了中国朝野。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缕罢战言和的熹微;马帅的声望,及其在国共两党的良好形象,似乎都预示着他调停的美好前景。

然后,当蒋介石在重庆林园官邸“召对”陈立夫时,这位社会部长却发表了不一样的看法。

“立夫,马帅来办这件事,一定比赫尔利办得好!”蒋介石颇有几分欣然地说。“你觉得怎么样?”

陈立夫在蒋介石办公桌斜对面,挺直腰板,没有依靠后面的椅背。他望了望蒋介石,目光闪烁,欲言又止。

蒋介石乜视他,不满地皱了皱眉头。说:

“但说无妨!在我这儿拘谨什么呀?”

“是的,是的,介叔训诫得是!”陈立夫兄弟是陈其美亲侄,捋起关系来就是蒋介石的盟侄了。而称兄道弟,只有在他们单独相处时,才偶一拿出来;有局外人在场,陈立夫也同大家一样称呼蒋为委员长。他此刻沉吟了一下,说:“国共问题,小侄觉得,宜直接商诸苏联,似乎还容易收效;如果由美国出面,苏联可能会产生疑窦,认为美方借此独擅其奸,必会暗中进行阻挠。”

蒋介石端起白开水,略略喝了一小口。他是在借这个动作思考、判断对方此论的合理成分有多少。见陈立夫没有说下去,只请示般望着自己。便唔了一声,用鼓励的语气道:

“说下去,说下去。”

陈立夫恭敬地点了一下头说了一个是字。轻轻咳了一声,说:

“共产党兵力薄弱,物资积储也根本不能与政府相比,所以希望和平。但真实的目的在于赢得时间,整军经武,积累财力。一俟羽翼丰满,必然凶相毕露,全面谋反。可惜有一些美国人对他们认识肤浅,容易被他们表面上呼吁和平的假象蒙蔽。我看马帅也是这样的人。他此番出任调停人,踌躇满志,信心百倍。而一旦失败,他会如何收场?我看他定会诿过于我方!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无疑会影响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度!”

蒋介石默然。这次没去碰他的水杯,只皱眉闭目靠着椅背作养神状。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审视地瞧着陈立夫,问道:

“马帅……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

“除非我们能容忍共方保持主要的军事力量及其封建割据;在这种根本利益方面,共方是不可能再退让的!所以……”

蒋介石专程自渝飞宁,欢迎马歇尔。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自沪飞宁,与蒋介石见面。

两人当天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马歇尔说,如果委员长完全信赖美国和敝人对国民政府的善意——一切都是为了国民政府能保有现在的地位并且将来实际统一全国,那么敝人这次的来华使命就能完成;反之就会失败。

蒋介石说,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我国最友好的盟邦,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信任谁呢?至于元帅阁下,则是我本人最敬重的朋友,我们什么事都好商量。

蒋介石又用请教的口吻问马歇尔,调停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马歇尔避开了这个很难一言中的的问题,略沉吟了一下,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国民政府希望美国继续提供经济和军事的援助,那么就应该尽力促成和平解决当下的国共争端。

蒋介石不高兴了,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沉默了一下,冷笑一声,不无威胁地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而苏联也在暗中扶持中共的武装,我们有确凿证据指证苏军把缴获的全部军火移交给了林彪和周保中,把沈阳、长春的工业设施拆运到佳木斯、满洲里,由周保中的部队在看管——目前已经用这些东西组建了几个兵工厂。此外,大连的六个兵工厂,最近饶漱石、陈毅、粟裕集团也派了一百多名干部去接管。任其下去,不仅中国,整个远东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马歇尔明白,蒋介石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所预言的后果也并非不可能。他没马上做出评价,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也学着蒋介石的样微微冷笑了一下,告诫道: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中共并不是一个愿意完全俯首帖耳听命于苏联的集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多种诱导手段让其走上另一条道路以消解其威胁性;但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掌控中共,那么事情就越不可收拾。

第二天,蒋介石飞回重庆。马歇尔也乘坐自己的飞机随行。

马歇尔要和仍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人会谈。

马歇尔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进行了务实的会谈,双方表达自己意见时都十分坦诚。

马歇尔表示美国不希望中国再有战争,呼吁中国逐步走向多党制民主。

周恩来说共产党作为受害的一方,更不希望再遭受国民政府军队的攻击,迫切期待罢战言和,组成联合政府,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歪着脑袋乜视周恩来,问他应该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愿意为这个进程及其实现做出最大让步甚至牺牲,例如已经让出了多处南方解放区,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北退让。同时,共产党人可以保证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的领袖地位,保证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地位。

马歇尔又问道,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据说你们比较消极。确实是这样吗?

周恩来说,说我们消极是不正确的,确切说是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耍花招,逼得我们不得不消极。

马歇尔又歪起了脑袋乜视周恩来,问这话怎么讲?

周恩来说,蒋委员长一方面毫不放松地抓住军权,他甚至不允许国民党内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染指兵符,遑论军队国家化了;然后另一方面以统编军队和军队国家化为名,要共产党交出全部武装力量。交给谁呢?交给他蒋委员长。共产党人当然同意统编军队和军队国家化,但是这个进程必须应该具有实有成效的监管。谁来监管呢?真正的联合政府而不是“蒋”记联合政府。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各党派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在马歇尔斡旋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恢复了。

马歇尔雄心勃勃,决心在原定只有十三天就要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议会)开幕前,把停战搞定。

不料国共双方对于停战的时段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让马歇尔大伤脑筋。

共产党主张无条件停战。

国民党主张有条件停战,即先恢复交通,也就是共军在北方的根据地内给国军让出通道。

马歇尔明白,这个条件提得太不聪明,傻瓜也看得出这是要共军协助国军北进以消灭自己。他不得不越俎代庖,替愚蠢的蒋委员长琢磨出了一组藏锋掩芒的条件来,即:停止一切军事冲突,暂时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国军为接收东北及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例外(亦即兵力大大超过对方的杜聿明部国军可以任意攻打东北民主联军);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国民党借以抢修铁路公路以备“暂时”之后运兵);一切军队维持现时驻防位置。

为了落实以上条件,马歇尔组成美、国、共三方的调处委员会,将下属的军调小组派往各敏感区实施监督。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深入交谈,竭力说服蒋介石明白这一组条件实在是于国府有利得多;他甚至还引用了中国的一个俗语:不要一口就想吃成个大胖子。

蒋介石并非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组条件。

毛泽东明白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很为难,也指示了驻渝代表团同意了。

三方谈判小组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为首组成,各方酌量进入几名人员参与工作。

不料张群在前一晚上奉召到林园官邸,由蒋介石面授机宜,突然在第一次谈判会上提出华北的赤峰、多伦也属于东北范围,必须由国军接收。

这个意图谁也看得出,这两个地区是进入东北的陆上通道,可以阻绝华北共军根据地与东北的联系,孤立东北共军;同时可据以协同各路国军对华北共军根据地形成包围。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这样回应:我们不反对部分国军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终拒绝国军用和平方式进入东北的办法,一味依仗实力雄厚大动干戈;我们也坚决拒绝张群的赤峰、多伦方案。

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政治协商会开幕仅有一天时间了。

马歇尔急得不行,怒气冲冲闯到蒋介石官邸。

一见到蒋介石就大发脾气,指着对方叽里呱啦数落一通。

蒋介石当然听不懂,一头雾水地待在那里,瞠视着马歇尔。

侍从副官急忙到处去找翻译官。

幸好宋美龄闻讯出来。她知道有矛盾了,便满脸堆笑地把马帅拉到长沙发上坐下。

蒋介石坐到马帅斜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听罢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宋美龄翻译,笑嘻嘻地对马帅说,元帅阁下请暂息雷霆之怒,听我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阁下的主张稍加改动,把赤峰、多伦纳入东北范围呢,那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防止苏联染指东北。

马歇尔摆手摇头,用嘲弄的口吻指摘道:“你这样做适得其反,等于在促使苏联加大对中共的军事援助。现在最需要的是停战,只要没了硝烟,苏联就会放心地离开,以下的工作也就好做得多了。至于将来怎么处置中共,那是将来的事。”

蒋介石冷笑道:“将来?恐怕就迟了!共产主义就像瘟疫,不及时扑灭,以后气候条件成熟了,它会大面积蔓延的!”

马歇尔不愿多所争议,索性威胁道:“我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同时此行也是苏、美、英三国支持的,请委员长不可忽略这点!要知道,如果再纠缠赤峰、多伦,不顾大局,对敝人的使命和委员长的利益都是不利的!”

蒋介石不必听宋美龄的翻译,只从马歇尔恼怒的态度和超常的声调已经感觉到了类似哀的美敦书式的咆哮及其内容。他面呈难色地尴尬了好一阵,终于长叹了一声,表示同意让步,放弃关于赤峰和多伦的主张。

马歇尔立刻把周恩来、张群邀集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宣布了蒋介石的新态度。

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也马上进入起草协定的工作。

这份难产的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凌晨三时四十六分完成。

停战令发到双方各部队的时间参差不齐。考虑到这种情况,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正式生效,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根据停战协定对他的部队下达的停战令,其中第五条也就是“附注”十分值得一提:

甲,本命令对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

乙,本命令对国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及在东北九省内的调动,并不影响。

此外,除了停战之外,双方部队都接到了各自的最高统帅下的另一条命令:于协定生效前迅速攻占有利的军事据点。

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队在“另一条命令”下达前就攻进了山西曲沃县城。激烈的巷战进行之际,协定规定的停战时间到了。陈赓长叹一声,命令部队撤出战场,与国民党部队脱离接触。

与陈赓部队攻打曲沃时间几乎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对山东聊城发起了攻击。外围清扫时战斗顺利,土工作业也完成了,总攻时间定在十三日。

不料,十二日接到北方局转达中央军委电令,战斗必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停止;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的电报也到了,指出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不能攻克,部队就必须与敌军脱离接触。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急了,命五旅、六旅提前攻城。先遣营把城墙炸开一道豁口,敌人立刻用大批人马、强大的机枪火力封住那里。双方拼命杀到天黑,陈再道的五旅、六旅仍未能进城。及至二十四时,不得不撤离战场。

十三日上午,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副司令员陈正湘获悉所部各处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部队进攻。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命令守住阵地,寸土不让,说坚持到二十四时再说。

阎锡山部骑兵第四师在大同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遇驾山与八路军冀晋军区部队遭遇。师长田尚志见自己的部队已抢占了有利地形,下令打死一个八路赏三百元,活捉一个赏五百元,缴一支步枪赏三千元、机枪赏一万元。不料,八路军很快就开来了几倍兵力,将田尚志部围困。田尚志命令部队赶快冲出去。这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老百姓主动参加了战斗;大批青壮年在铁路、公路上抓俘虏。到了十四日凌晨四时,八路军和根据地老百姓打死、打伤、俘虏国民党官兵一千多人,缴获步枪、机枪一千多支(挺)。

奉了蒋介石“停战生效前抢占要点”命令的徐州国民党部队分三路向共产党根据地进攻。

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文盛森团长的十二团主攻孤军深入到临城的塘湖车站以东几公里的国军三三九团。文盛森是一员猛将,竟亲自率特务连充当突击队,用几百枚手榴弹造成的火墙开路,不顾一切地冲进敌人阵地。

前沿的两百多国民党士兵大声呼吁“不要打了,我们也是穷人”,立刻就把枪扔了。

文团长向他们大声咆哮,既然都是穷人,把枪捡起来,随我们一起冲杀地主老财的靠山国民党吧。

那两百多国民党士兵就这样加入了八路军。

文盛森打了两个多小时,消灭了国军三三九团外围部队,最后包围了其团部。几十枚手榴弹投进去,紧接着二十支冲锋号齐声吹响,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停战令到达前全歼了国军三三九团,无一漏网。

二纵司令员当即代表上级授予文盛森团英雄团称号。

停战令下达后,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并未偃旗束甲,依旧对东北民主联军全方位进攻。

为了严格遵守停战令,民主联军不断退却。部队产生了悲观情绪,都以为是上级在怯战退却。

他们的总司令林彪从一开始就对国民党的和平诚意高度怀疑,认为中央太过轻信。他曾电陈中央,“若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林彪抱怨,停战协定签字后,党在东北的处境更困难了。“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到达陕北前的状况大体相同。”

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再次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

中央次日回电,指出停战协定既已公诸天下,若我军主动发起攻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责备”,国民党便会乘机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加诸我们头上”。所以,“目前可能取得的局部军事胜利必须暂时放弃,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42]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杜聿明大军压迫下,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原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也撤驻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村。他们在这里百般努力,让老百姓了解部队的品质,逐渐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就在立足点可望建立的时候,杜聿明又打过来了。民主联军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时函达国民党军前线指挥部,要求他们遵守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

国军置之不理,继续大规模进攻。

林彪大怒,命令部队不再退让。他决定在这里教训一下杜聿明。

摆在面前的是国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一部、二六五团一部,总共四个步兵营加上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敌人兵力不多,又远离主力,林彪认为稳操胜券。他集结了六个团兵力,向敌军隐蔽靠近,悄无声息地将其包围起来。

零下二十度的气温,官兵冻得浑身僵硬,都焦躁地等待着。

午夜十二时,林彪命参谋发射总攻的信号弹。

虎将梁兴初的第一师、骁将彭明治的第七旅用山炮做摧毁性轰击。炮击五分钟后,第一师发起了冲锋。

第八连连长兼指导员张作民率本连作突击队从村北往里打,以牺牲二十多人的代价冲进村去。不料遭到守敌密集火力的压制,不能再前进;张作民也在这轮冲锋中阵亡。

二团第三营教导员赵崇新率第七连附营属重机枪排跟进增援。赵崇新指挥重机枪排占领有利位置,左右步兵一百零八支日式步枪、四十一支苏式波波沙(转盘冲锋枪),同时密集射击。弹着范围不过五十米宽,故火力显得特别猛烈,杀伤力效果很大。守敌不得不逐次后退,直退到墙边。

彭明治七旅不久也从另一个方向发起猛攻。守敌慌忙调动火力阻击,霎时阵足发生混乱。一师和七旅乘势往前冲击,与敌展开逐巷逐屋的争夺战。守敌装备不弱,大量美制轻重机枪、六十毫米火炮齐射抵抗,拼死不退。双方打成了胶着状态。

后来国军五十二军一部前来增援,到达距秀水河子村六公里的太平屯,并向困在秀水河子村内的守军发出了信号,教其坚守待援。

守军看到了希望,士气恢复,更加顽强了。

梁兴初第一师二团一营营长刘海清亲临前沿侦察,发现村子东头有一条沟可以利用。他向上级建议改变攻击方向,派突击队秘密从沟里摸进村去。他亲率二连、三连神不知鬼不觉进入守敌中心地带。孙洪道营长迅速率二营跟进增援。终于占领了秀水河子村。

是时为早晨六时三十分。

东北民主联军此役歼敌一千五百多人,俘敌九百多人;缴获颇丰,计有各类火炮三十八门、机枪九十六挺、步枪七百二十一支、卡车三十二辆。

民主联军的第一师和第七旅共伤亡七百七十一人。

但尔后的沙岭战斗却让兵力大大低于国军的民主联军遭到重创,伤亡高达两千一百五十九人。

与之对阵的国军新六军是廖耀湘率领,伤亡仅六百一十二人。

就在“关内停战、关外大打”的情况下,马歇尔陶醉在虚幻的成就感中,误以为从此可以稳住蒋介石政府,稳住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成果了。他决定乘飞机做一次巡游检阅,欣赏一番自己的成就。预计行程五天,飞行九千八百公里;检阅的地方有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等地的十个地方。东北是不去的,他知道那里的国军正在对共军做最后的扫荡,正在为创建自由世界远东前哨基地而战,所以他必须装聋作哑。

他的专机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在北平降落。

首先在军调部听取了美国和国、共三方军调部成员的汇报。稍事休息后,晚上出席宴会——在萃华楼淮扬菜馆举行。

次日即飞往共军驻守的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欢迎他。

接着,飞往归绥以北的集宁。这个地方在停战令下达前国共两军反复争夺,死伤不少。天太寒冷,马歇尔没下飞机,就在专机上听取贺龙的汇报。贺龙奉命要对他进行鼓励,以充实他调停和平的信心。说停火令下达后,这里就没发生过战事。马歇尔很高兴。他哪里知道,不远处的这座小城在停战协定生效后竟被傅作义部队攻占,在他的飞机降落之前又被晋绥野战军浴血奋战刚刚夺取回来,空气中一缕硝烟味尚未收尽。而马歇尔坐在飞机内,闻到的只有贺龙烟斗上冒出来的土烟丝的香味。

马歇尔飞返北平,次日再飞济南。到机场迎接他的是两位山东省主席和两位山东省军事长官:共产党省主席黎玉,国民党省主席是何思源;共产党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国民党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是王耀武。两位省长、两位司令向马歇尔汇报了一通官样文章的话以后,共同宴请他。宴会上大家碰杯、握手,气氛融洽。马歇尔得意地向在场的记者们说,这是山东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餐,大家要好好向世界宣传啊。其实当然是宣传他斡旋的成功,宣传他马帅的功绩。

他请这四位国共两党的地方高官陪他去徐州,与更高一级的官员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会谈。

到达徐州后,双方的气氛恶化了。因为国军尽管占领了徐州和津浦线的部分铁路,但还有长达二百六十公里的线路在陈毅部队的控制中;铁路两边纵深五十公里全是共产党根据地。国民党方面要去尽快恢复交通;而共产党指出国民党军队沿着铁路线建立了比抗战时期还多的碉堡和工事,这对于恢复交通后的和平是最大的威胁。

会后陈毅与老熟人顾祝同私下闲聊,有一段趣味盎然的对话。

陈毅问道:“顾司令长官,据阁下高见,和平民主是否可望实现?”

顾祝同想了一下,微笑道:“不瞒老兄说,这个完全取决于美国!”

陈毅故作惊讶地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

顾祝同摇摇头,瘪了瘪嘴,说:“老头子顶什么用!”

陈毅哦了一声,点了点头说:“原来是这样!”

这种对话马歇尔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已飞到了河南省新乡去了。

八路军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与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在那里欢迎他。

会谈一开始,双方就发生了激烈争吵。因为国军在停战协定生效后还在对八路军进攻,夺去了几个月前八路从日伪手中接收的孟县。

刘伯承对马歇尔说,敝人风闻马帅来华是主持公道的,请马帅责成王司令官把违令而强夺到手里的孟县归还我们吧。

马歇尔尴尬地笑着,好半天才半吞半吐地说,事情不发生已经发生了,刘将军还是以大局为重,不必为一城一地得失伤了双方和气;至于王司令官,如果再有类似举动,那我就要报请蒋委员长对他旧账新账一并结算了。

王仲廉赔笑道:一定,一定。

接下来到山西太原与国民党方面的阎锡山、从绥远赶来的傅作义,以及共军将领陈赓会谈之后,马歇尔便直飞延安了。

延安方面的欢迎十分隆重。搭建了欢迎的牌楼,组建了仪仗队。毛泽东还做了一套呢子中山装、购置了一双黑色皮鞋。

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还算融洽,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他也通过这次坦诚交谈明白毛泽东确实不愿打仗。他在心里甚至这样在惋叹,可惜毛泽东是个共产主义者,否则他宁可说服杜鲁门改弦更张抛弃蒋介石而支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保证,蒋介石不可能再动武了,暗示美国对蒋有充分的约束力。

马歇尔延安之行所产生的客观效能是让中共中央对和平产生了乐观情绪。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是马歇尔蓄意为之抑或仅仅是“客观效能”,这需要历史家做进一步深究。

马歇尔次日告辞,毛泽东去机场送行。众多中外记者包围了后者,问他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答称,蒋委员长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

马歇尔与毛泽东握别时叮咛道,请一定以大局为重,该忍让的时候不要选择针锋相对。

毛泽东大概在热闹的气氛中没有细品此话的含义,立刻郑重地表示,两党签署的一切协定,我们将保证不打折扣地贯彻。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对毛泽东流露的乐观情绪做了客观报道,在报道中这位记者也“流露”了自己的隐忧。他似乎知道一些美蒋方面合作的内情;同时他也对毛泽东身上氤氲的一种旷古伟人气质讶叹不止,说毛泽东时时使自己让人感到“自信与权威而又不露骄矜的风态”。

中共中央由此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成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他们积极遵循国共两党签署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全面展开裁减军队、官兵复原工作。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扩军备战、向北运兵恰成对照。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了缩编复员指标是三个月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期限内复员、专业官兵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一十五人。晋察冀解放区的复员最彻底,九个纵队减少为四个,总计复员九万三千二十八人。部下抱怨军区司令聂荣臻,北平的国民党到处征兵扩军,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43]规定:国军整军采取的是马歇尔的建议,以美军编制作参照,把集团军改为军,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整编后的师为三万人左右。表面上让外界以为多少军没有了,其实官兵一个也没减。而且各军在整编中都须扩充兵员。有实例可查的是:第三军扩充九千零三十六人,第十六军扩充了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第三十军扩充了六千八百七十五人,第四十军扩充了四千九百三十二人,第九十二军扩充七千三百零五人,第九十四军扩充了六千九百二十二人。国民党方面假惺惺宣布把五万五千名军官、一百五十万士兵转业。其实,这些官兵全部实行了“集团转业”,改换了一个名称叫“兵工建设总队”,装备完全没有变,依然是作战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