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述评
（一）文献回顾
1．财税政策与研发投资
（1）政府补贴与研发投资
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或创新）投资?学术界主要有三大观点：激励效应观点、挤出效应观点与权变效应观点。
一是激励效应观点。国外学者Mansfield et al（1981）研究发现1美元政府补贴能刺激美国公司增加6美分研发投资，Griliches（1980）以以色列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对比有无政府补贴企业的研发投资数据，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显著地激发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Segerstrom（1991）实证研究显示：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Busom（2000）和Duguet（2003）分别以西班牙企业和法国企业为样本，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刺激企业研发支出，Duguet（2004）以法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增加了企业自有的研发投资，Tadahisa（2005）以日本223家高技术新兴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不仅在补贴当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会在后续几期产生积极的影响，Aerts & Schmidt（2008）以德国和弗兰德斯的工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有政府补贴的企业会更显著地进行研发投资，Katrin（2008）以德国3744个创新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Carboni（2011）以意大利制造业企业的综合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私人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政府补贴的企业比未受补贴的企业有更多的私人研发投资。国内学者陈林和朱卫平（2008）实证研究显示：在中国创新补贴是有效的创新激励措施。王俊（2010）以中国28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R&D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都是显著存在的。邹彩芬等（2014）以2009—2011年中国专用设备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张望（2014）以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总研发强度与企业自主创新强度具有促进作用。胡永平（2014）以2000—2011年重庆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可刺激企业扩大内部R&D投资。王闽和侯晓红（2015）以2009—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储德银等（2016）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产生正向激励效应，张辉等（2016）以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弥补企业研发投资正外部性导致的私人效益损失，有效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当政府补贴强度介于0到0.0214时，补贴效率最高，即补贴强度每提高1%，企业研发投资增加约26.58%。于源和苑德宇（2016）以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对创新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陈玲和杨文辉（2016）以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显示，研发补贴对企业自主研发支出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
二是挤出效应观点。国外学者Levy & Terleckyj（1983）研究发现平均每1美元的政府补贴，将挤出0.27美元的私人研发支出，Lichtenberg（1987）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挤出效应；Wallsten（2000）和Gorg & Strobl（2007）分别以美国和爱尔兰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使得研发企业对政府资金形成依赖，将原本投资在创新方面的费用置于其他方面，Hans & Almas（2005）以瑞典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研发补贴对隶属于集团的企业有负面影响，Xulia（2008）以1990—1999年西班牙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存在挤出效应。Pajarinen（2014）也认为公共研发补贴可能会对私人研发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学者许春和刘奕（2005）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公司当年和下年的自身研发投资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了企业研发积极性，李传宪和干胜道（2013）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A股835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显示：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研发创新补贴，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度降低了研发创新强度，郭炬等（2015）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R&D投入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三是权变效应观点。陈玲和杨文辉（2016）认为政府研发资金是产生“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可能取决于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行业、技术创新的类型和阶段等微观特征。Guellec & Pottelsberghe（2003）使用OECD的17个国家面板数据，运用3SLS方法，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自身研发支出呈现出“倒U型”关系，当平均补贴率一直增加达到10%时，政府补贴资金对企业支出产生正向的激励，当补贴率超出20%时，对企业自有研发支出产生替代。刘虹等（2012）以2007—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倒U型”影响关系。傅利平和李小静（2014）以2009—2012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从长期来看，政府补贴对创新投入具有“倒U型”影响关系。但是，Hussinger（2008）以德国3744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强度呈现“U”型关系，在达到一定阈值水平前，政府补贴为替代效应，超过阈值水平后，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研发强度的提高。戴小勇和成力为（2014）以2005—2007年中国约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于制造业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占企业研发投资的最佳比例（挤入效应）是13.45%～27.75%，超过27.75%时对企业研发投资显著负向影响（挤出效应）；但对私营企业（特别是私营高科技企业）财政补贴只有挤入效应，没有挤出效应。王军和张一飞（2016）认为当补贴指定用于研发时，如果定额补贴过高，会产生“挤出效应”；当研发补贴由企业自由支配时，其促进作用更为有效，且随着补贴力度的加强，该现象愈加明显。Gorg & Strobl（2007）对爱尔兰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政府资助增加国内小企业自有的研发支出，对特大型企业自有研发支出有挤出效应。González & Pazó（2008）以西班牙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刺激企业研发投资，当缺乏政府支持时，部分企业甚至停止研发投资，并且政府补贴效应在小企业和低技术部门更为显著。王维等（2014）以2007—2013年中国中小企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规模较小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李艳华（2015）通过不同规模企业的比较也认为研发补贴对中小企业创新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lausen（2009）将政府补贴划分为对于企业“研究”的补贴和对于企业“发展”的补贴，利用挪威2002年社区创新调查数据建立实证模型，结果显示研究的补贴刺激了私人部门的研发投资，而开发补贴则挤出了研发投资。顾群等（2016）以2008—2013年深交所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补贴对探索式创新有激励作用，而对开发式创新没有作用；控制权私有收益对财政补贴与创新投入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控制权私有收益对财政补贴与探索式创新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而控制权私有收益对财政补贴与开发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不起作用。吕晓军（2016）以2009—2013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并且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产品市场竞争越弱的行业和股权越分散的企业，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效果越好。夏力和李舒妤（2013）以2010—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而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才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2）税收优惠与研发投资
关于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激励效应观、挤出效应观和权变效应观。
一是激励效应观。国外学者Eckstein（1973）以美国800家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所得税税率每降低15%～33%，企业的研发投资会提高9.9到15.5个百分点。Bernstein（1986）以1975—1980年加拿大27家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每增加1美元，研发投资的新增数额会超过1美元；Berger（1993）以1981—1988年美国263家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价格弹性处于－1.1～1.5，说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激励作用；Hall & Van Reenen（2000）在总结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发现1美元的研发税收优惠导致约1美元的额外研发投资；Bloom et al（2002）以1979—1999年OECD国家的研发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税收激励能够有效提高研发强度，当研发成本降低10%，可在短期内提升研发水平1%，长期提高10%；Griffith & Reenen（2002）以1979—1997年9个OECD成员国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比较分析发现：从短期来看，每10%的税收减免可以增加1%额外的研发投资；从长期来看，税收减免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增加的研发投资甚至接近10%；Dominique et al（2003）以17个OECD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对于R&D支出的价格弹性为负，即税收优惠带来的税额的减少促进了R&D支出的增长；Tadahisa（2003）以企业规模为分类标准，实证研究显示：中小企业税收每减少1%，研发投资会增加0.68%；大企业税收每减少1%，研发投资会增加1.036%；Russo（2004）研究发现，研发投资抵税政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比较大，低税率激励政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次之，而基于增量的研发投资抵税政策又优于综合研发投资抵税政策；Shah（2004）基于研发投资的生产结构动态模型，以加拿大为样本，研究发现：国家财政每放弃1美元的税收收入，可以增加多于1美元的研发投资；Haegeland & Moen（2007）以挪威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研发税收抵扣政策刺激了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主要由税收抵扣政策执行前较少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驱动，1瑞士克朗的税收补贴激励企业投入额外2克朗的研发支出；Yang & Huang（2009）以台湾地区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研发税收优惠能刺激增加企业研发支出；Eui（2010）以2000—2007年韩国中小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和成本，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Yang et al（2012）通过对台湾地区企业的研究，认为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有着显著的激励作用，获得税收减免的企业比没有获得的企业多投入53.80%的研发经费；Duguet（2012）实证研究显示：税收抵免增加了私人的研发资金，即1欧元的税收抵免将带来略多于1欧元的总的研发投资；Kobayashi（2014）、Kasahara et al（2014）对日本中小型企业的分析，发现R&D税收抵扣促进了中小型企业的研发投资。国内学者戴晨和刘怡（2008）通过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R&D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且R&D税收弹性为－0.98；王俊（2011）以1995—2008年中国28个制造业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且在高科技企业中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李林木和郭存芝（2014）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水会莉等（2015）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郭炬等（2015）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储德银等（2016）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具有正向激励效应。
二是挤出效应观。国内外学者Mansfield & Switzer（1985）、Bloom & Wallsten（2000）、Kaplan（2001）、Czarnitzki et al（2011）、Bronzini & Piselli（2014）、邓晓兰和唐海燕（2008）、孔淑红（2010）、方重（2010）、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李爱鸽和钟飞（2013）等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存在“挤出效应”。Bloom & Wallsten（2000）对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孔淑红（2010）实证研究显示：总体上，税收优惠对中国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邓晓兰和唐海燕（2008）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激励作用有限；方重（2010）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呈正相关，但关系较弱，说明这些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效果比较有限。
三是权变效应观。一是制度环境不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夏力（2012）以2010年中国179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强度和专利数量的增加；只有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和高管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才能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刘放等（2016）以2007—201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整体上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投入；融资约束程度越强，产品市场竞争越强，地区市场化进程程度越高，税收激励效果越显著；相对国有企业，税收激励对民营企业研发创新投入更具有杠杆促进作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低，税收激励效果越显著。二是行业不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Yohei（2014）以日本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的确能够促进研发投资，但这种效果会因企业所属的行业、规模的不同而不同，同时这种效果对资金流动性较弱的企业要强于资金流动性较强的企业；Castellacci & Christine（2015）以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在服务业最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企业最弱。三是公司规模大小不同，其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Hanel（2003）以加拿大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在使用研发税收抵扣上，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为频繁，并且大企业相对更容易申请到政府税收抵扣。Koga（2003）以1989—1998年日本大中型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大中型制造企业的研发税收弹性分别为－1.036和－0.118，说明税收优惠主要激励了大企业的研发，而不是中型企业。而Baghana & Mohnen（2009）以1997—2003年加拿大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大企业的税收弹性比小企业大。王旭和何玉（2017）以2007—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仅对流动性约束大的小企业有影响，能促进研发投资；而税收优惠政策则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研发投资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激励效果更大。四是不同税收优惠区间不同，其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不同。Dodgson & Rothwell（1994）认为只有当税收优惠力度达到一定门限，才能抵销风险与不确定性，以及技术溢出等市场失灵的影响，才能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的意愿。冯海红等（2015）以2000—2012年中国28个大中型工业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在最优的政策力度门限区间内，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而政策力度小于第一门限值时激励作用较为微弱，大于第二门限值则产生反效果。
2．财税政策与公司价值
（1）政府补贴与公司价值
关于政府补贴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非线性观点。
一是正相关。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进而提升公司价值。①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Czarnitzki & Licht（2006）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能够弥补企业研发不足，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升企业技术创新。Czarnitzki & Binz（2008）以德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创新资金主要来自企业内部，政府补贴能够缓解企业内部资金约束，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Wolff & Reinthaler（2008）以1981—2002年15个OECD国家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资。Catozzella & Vivarelli（2011）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张杰等（2012）以中国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能够降低企业内部资金约束，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赵为民（2015）实证研究显示：从长远来看，财税扶持使企业对技术研发投资具有正面影响效应。②研发投资能够提升公司价值。Stopford & Baden－Fuller（1994）实证研究显示：研发投资能够提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提高企业成长机会以及潜在获利能力。何景伟（2003）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对实现政府资源配置、降低市场风险、稳定企业经营、提高企业价值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周红和吕久琴（2012）实证研究显示：当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研发投资时，政府补贴对研发创造企业价值具有增量解释作用。任艳（2007）实证研究显示：政府的扶持政策是有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和补贴政策对主营业务利润的影响非常显著，与此同时对公司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提高上也表现出积极作用，可以大幅提高农业上市公司价值。
二是负相关。Beason & Weinsteinllo（1996）以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不仅未能促进农业上市公司价值增长，反而降低了企业规模报酬和企业价值。Van Tongeren（1998）以荷兰农业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只是提高了荷兰农业企业的偿付能力，使企业容易进行无效率投资，在其他方面未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Bergstrom（2000）以1987—1993年瑞典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企业业绩的提高与享受的投资补贴数量并未成正相关。即：政府补贴在第一年能够提高企业的综合业绩，但是，随后随着补贴数额的增加，企业经营绩效却受到了负面影响。Bergstrom（2000）以瑞典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在企业获得补贴的当年，投资补贴确实为该国制造企业带来了正面效应，影响企业利润的增长，但不能影响企业的生产力。Garcia－Mila（2001）以西班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未能提升企业的整体业绩，也未能带动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与整合，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无益。邹彩芬（2006）以中国沪深两市1998—2003年农业上市公司的非均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仅能提高企业的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但无法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冷建飞和王凯（2007）以2002—2005年沪深两市61家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补贴公司每股收益率存在积极的效应，而收入补贴则无明显的效应；虽然补贴政策对企业当期利润存在正面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王昌（2009）以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提高了企业财务报表上的利润，但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贡献度较低，对企业价值的增加作用不明显。胡星辉（2011）以2008—2009年32家农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仅仅提高企业的利润，但不能提高企业的价值，甚至对企业价值具有负面影响。邓敏和代川（2013）以农业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直接财政补贴是低效率的，未能对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
三是非线性关系。葛干忠（2014）实证研究显示：财税补贴对农业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是双面的。既能产生提高农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改善农业企业的投资环境，提升农业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面作用，也会形成掩盖企业经营能力低下，对补贴产生依赖造成农业企业竞争力不足的负面后果。汪利锬和谭云清（2016）以2008—2015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财政补贴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财政补贴对企业价值影响的边际效应先增加、后减少。陈海声和刘四娟（2015）以2009—2012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146家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R&D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其研发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R&D补贴与民营企业财务价值和市场价值显著正相关，但与国有企业财务价值显著负相关，说明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以及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削弱了政府R&D补贴的财务价值提升作用。
（2）税收优惠与公司价值
关于税收优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非线性关系。
一是正相关。刘行和李小荣（2012）实证研究显示：地方国有企业税负的降低显著提升了其市场价值，也带来了显著为正的累积超额回报。杨杨等（2014）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中小型民营企业当期税收负担的减少，不仅能促进当期企业价值的增加，也能促进下一期企业价值的增加。张莹和王雷（2016）以2002—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税收激励引致的投资结构可以增加企业价值。
二是负相关。Mansfield & Switzer（1985）以加拿大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效果远远小于政府所放弃的收入；Desai & Dharmapala（2009）实证研究显示：企业激进的税收筹划活动并没有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Hanlon & Slemrod（2009）实证研究显示：市场甚至会对企业激进的税收筹划行为呈现出显著为负的反应。王昌（2009）以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显示：虽然所得税优惠对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显著，但对其长期的发展能力并无显著的影响。
三是非线性关系。Desai et al（2007）实证研究显示：企业税收规避与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只有在高质量的公司治理的公司，才能提升税收规避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性的显著性。Hanlon & Slemrod（2009）实证研究显示：市场会对企业激进的税收筹划行为呈现出显著为负的反应。但是，当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较好时，这种负面反应会显著降低。
3．研发投资与公司价值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大观点：显著正相关和显著负相关。①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研发投资通过增加企业新产品和改善企业工艺流程，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实现公司价值。Myers（1977）指出公司价值是由现有的资产与未来的成长机会构成。企业资源理论认为，研发投资所创造的无形资产，以及技术创新过程所积累和培养的创新经验和研发能力等是企业的异质性资源（Grant，1991），拥有这些稀缺的、难以模仿的和难以替代的异质性资源的企业，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Barney，1991），可以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租金。技术创新理论认为研发投资是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Tsai，2004）和保持公司竞争力（Chan et al，1990）的重要因素，形成市场竞争障碍性的阻绝机制（Srivastava et al，1998），获得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势（Johnson & Pazderka，1993），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Calantone et al，2002）和提高公司未来的成长机会。并且Mark（1982）、Hirschey & Weygandt（1985）、Johnson & pazderka（1993）、侯晓红和张艳华（2006）、徐欣和唐清泉（2010）以及程小可、孙健和姚立杰（2010）等研究发现R&D支出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陈守明等（2012）研究发现R&D强度对当期和后一期的企业价值产生显著的正影响，而国有企业性质负向调节R&D强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②显著负相关。持有负相关观点的学者认为R&D支出不能提高企业价值。Rouse & Boff（1998）、Mank & Nystrom（2001）研究发现在计算机行业的股东回报率与R&D支出强度显著负相关；Lin et al（2006）研究发现R&D支出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
（二）文献评价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财税政策、研发投资与公司价值的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财税政策对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现有文献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其主要原因是：其一，忽视了研发投资对财税政策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及其路径影响关系；其二，忽视了公司治理和政治关联对财税政策和公司价值的调节效应；其三，忽视了财税政策的协同效应。故以下几个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财税政策对公司价值的中介效应研究。主要是分析企业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即财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企业研发投资如何影响公司价值的路径关系。
二是公司治理和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调节作用。主要分析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即在不同公司治理（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高管薪酬治理）和政治关联的条件下，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
三是财税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协同效应分析。主要运用系统论分析方法，分析不同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直接影响关系，以及研发投资的中介效应和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情况下，财税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关系。
(1) 早期经济学中租金专指地租；近代经济学中租金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在现代经济学中，租金进一步被用来表示因政府的行政干预而带来的超额利润。
(2) “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垄断对于消费者影响，我们将发现消费者因此所受的损失超过垄断者所得的利益”（萨伊，1980）。
(3) 詹姆斯?哈林顿认为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