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和“去产能”，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加快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的战略转型。作为承担国家战略转型重要主体，企业研发投资的多寡，不仅影响着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而且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公司价值创造。但是由于“市场失灵”，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或经济正外部性）可能导致企业持续研发投资不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地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对于企业研发投资来说，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并不存在，主要因为企业研发投资成果大部分是以文字编码或非文字编码的形式存在，这些成果很容易被竞争对手低成本模仿，并且技术创新产权的多维属性，导致研发投资成果产权界定不清，部分产权被滞留在公共领域。企业研发投资成果的“准公共品”特征，导致企业研发投资的私人收益远远低于社会收益，甚至低于研发投资成本，企业研发投资动力不足，存在“搭便车”行为，企业研发投资溢出效应不仅导致企业持续研发投资不足，而且导致整个社会研发资源配置不当。巴泽尔（1996）认为，“人们对资产的权利不是永久不变的，它们是他们自己直接努力加以保护、他人企图夺取和政府予以保护程度的函数”。“市场失灵”引起的正外部性问题是企业研发投资不足的重要根源之一，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意味着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技术资源的最优配置（Nelson，1959；Arrow，1962），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政府规制的科学安排，能够有效地解决“正外部性”难题（North，1994）。

“市场失灵”既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前提基础，也为政府资源配置权力提供了依据。政府干预理论强调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充分就业，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是必要的（Keynes，1936）。但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可能发挥着“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两种功能：①“扶持之手”的观点认为政府“看得见的手”能够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②“掠夺之手”的观点认为政府在发挥“看得见的手”作用的同时，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可能从社会和企业攫取资源和财富，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Shleifer & Vishny，1994），并且政治家不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以个人私利最大化作为目标（Shleifer & Vishny，1998）。政府失灵会导致企业寻租行为，寻租行为降低了经济的生产能力（Romer，1987），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社会福利（Torvik，2002），造成市场扭曲，加大了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顽固阻力（Lee & Orr，1980），阻碍其他厂商加入自由竞争（Fung，1987），寻求直接非生产性活动（Bhagwati，1982）和非创利活动（Baumol & Spinesi），甚至降低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Krueger），诱发各种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和权权交易等寻租交易（洪必纲，2010），严重伤害政府的公信力（洪必纲，2010），甚至危及政权的稳定⁽¹⁾。戴尔斯认为，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败，单独依靠政府干预，或单独依靠市场机制，都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恢复市场机制。

给予企业财税政策激励能够真正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吗?如果政府财税政策不能带来企业研发投资的提高，反而因政策寻租、政治关联等行为导致补贴政策不利于调动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那么无疑适得其反，不仅浪费国家资源，而且抑制了企业研发投资，所以，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如何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优化财税政策供给，规避企业寻租行为，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财税政策、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①对财税政策、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较少；②较少分析公司治理对财税政策与研发投资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公司治理对财税政策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③财税政策组合对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影响的协同效应。本书以中国上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医药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实证检验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直接影响关系，财税政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影响的协同效应关系；通过企业研发投资的中介变量，财税政策（或组合）对公司价值的间接影响关系。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

2．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正在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战略转型。但是由于研发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存在“搭便车”行为。本书通过对财税政策（或组合）对企业研发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内在规律揭示，为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和提升公司价值，从优化财税政策及其组合，加强财税政策的监管力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政府财税政策安排和公司治理结构设计，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