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地方增长质量和数量为什么不一致——基于转换成本的视角

3.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在数量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实现了年均GDP增速接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在质量上的表现却一直差强人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在总体上还远远低于经济增长数量。不仅如此，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还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较高，中西部地区则较低（钞小静、任保平，2011；魏婕、任保平，2012等）。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具有“不一致”性，表现出明显的“高数量、低质量”特征（刘海英、张纯，2006；任保平、魏婕，2012等）。尽管党和政府在众多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强调了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必要性，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理论上重要、实践中滞后”的不对称情形(1)。那么，回顾过去的经济增长“奇迹”，分析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便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一个棘手问题。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分权和晋升激励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逻辑。与苏联的垂直机会管理模式不同（“U”形经济结构），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是“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M”形经济结构）（Qian和Xu，1993）。在“M”形经济结构下，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还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市场化激励，保证和促进了地区市场化进程，是中国和俄罗斯经济的改革绩效出现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Qian和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等），相关的实证研究（Lin和Liu，2000；Jin等2005）也证实了人财政分权对与经济增长所起的积极作用。然而，财政分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引起了“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等负面效应，地方政府也从“援助之手”变成了“攫取之手”（陈抗等，2002）。Blanchard和Shleifer（2001）发现，与俄罗斯的经济分权不同，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拥有管理辖区事物的财权和事权，中央政府则拥有通过政绩考核来任命、奖惩地方官员的绝对权力，这创造了一个类似于“晋升锦标赛”的激励结构，极大地促进了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周黎安，2007等）。沿着这个思路，更多的研究文献（Cai和Treisman，2004；Li和Zhou，2005等）还发现，经济上的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经济发展的全部激励，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才能发挥分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并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标尺竞争。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中央政府拥有奖惩地方官员的权力，这使得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还要关注根据GDP等相关指标的排名，这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的激励，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周黎安，2004；王永钦等，2007）。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于理解过去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十分重要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中国在实现了快速的数量增长的同时，在质量方面却一直裹足不前（“不一致”性）(2)。那么，分权和晋升激励既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却为什么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呢？魏婕等（2016）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发现：由于任期限制，地方政府官员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政治激励——“晋升激励”作出强烈的反应，其基本手段是利用财政倾斜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从短期和显性释放体现自身能力的信号以获取竞争优势，而对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缺乏兴趣。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的“财政偏向”激励越高，地方增长质量越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也越强(3)。可以说，这个视角从“分权”以及“晋升激励”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进行了解读，可以成为理解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性”的逻辑基础。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虽然表现出不一致性，但各地区的增长质量还是存在差异的。既然每个地方政府面临相同的财政偏向激励，均具有牺牲长期（质量）目标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冲动，那么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又为什么会存在差异？

一个可行的思路便是转换成本。其中，转换成本被定义为地方政府放弃传统增长方式，并通过提升增长质量的方式来实现晋升收益时所需支付的成本(4)。由于地方政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初始条件面临差异，导致地方政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转换成本也同时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决定了地方政府提升增长质量的努力水平存在“异质性”。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本书证明，如果转换成本不存在差异，则晋升激励可以很好地提升地方增长质量。与之相对应，当转换成本存在差异时，转换成本越大的地区，通过提升地方增长质量来实现晋升收益的努力水平越小，最终所实现的经济增长质量也越低。因此，转换成本（而不是财政偏向激励）才是提升地方增长质量的关键。这个研究视角不仅可以解释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性，还可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