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经济行为特征已然从“高速增长”调向“高质量发展”,这种发展阶段特征的转换,不仅是遵循基本的经济增长客观规律,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因此,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必须扬弃过去数量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任保平,2018)。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是基于现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特征及矛盾,将实践经验上升至理论新高度的历史性突破,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以及生态体系。2018年中央经济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新和完善制度环境。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生成,是行为主体对既有的制度结构、策略调整、路径条线衍生影响的认知判断及激励导向,成为未来发展模式中选择行为和政策调整决策判断的基本依据,进而触发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社会发展秩序优化、生态财富价值偏好共同演进的机制响应。此时,梳理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就成为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理性共识,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逐步实现的,也是基于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形势以及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新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下对中国兴衰史的深刻归纳和剖析,表达了多线叙述时代思考的5个关键词话。
2.1.1 创新动力成为高质量发展路径生成的核心依托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这意味着在经济新时代,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建设中,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动力作用。经济增长结构及其生产模式的转变,需要遵循原有制度架构的生成,而制度的初始安排和经济体的运行能力,使得当时特定的资源禀赋呈现出最优化的演进方式。然而,这种自增强式效果会在一段时间里呈现出大范围的依赖,随着资源禀赋变化以及产业结构变迁,这种效果会逐步进入“锁定”模式,此时,经济发展方向会在持续依赖和另辟蹊径之间不断摇摆,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阶段,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挣扎于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复苏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正是要规避这种困境,在既有制度的适应性调节下,使用强大的创新动力嵌入进行内部行为诱致,在解除自我负锁定,并触及偏向新一端发展的选择机制之后,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综合。由创新驱动带来的中坚力量会传导至整个社会经济乃至生态系统,其内含的抵制能力、消解能力以及转换能力,通过作用于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载体,以持续优化结构层面中技术调整和蛮横投入的相互博弈,由于创新动力会压缩特定生成模式下的资源配比和空间分配,会持续冲击激励效应和优势效果的形成和推广,在行为主体的综合判断和系统耦合度的充分匹配下,成为重塑经济发展动能的普化决策。选择创新动力机制以增强系统变量的规范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剔除历史趋势偏离和经济形态断裂的桎梏,更是进行自我修复、破除传统低效率固化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发生,正是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变革方向,以技术层面的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以实现特定经济质量加速演化的路径生成。
2.1.2 协调平衡成为高质量发展路径稳定的内在要求
在马克思时代,社会协调就成为马克思“新社会”的基本构想,并且,马克思指出:社会协调必须使不同的利益冲突服从“共同福利的共同制度”。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这充分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评价离不开协调的发展理念,协调发展,顾名思义,就是要解决各主体内部组织关系以及多元系统之间不平衡、不均衡以及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协调发展还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和统一关系。协调平衡的发展,其本源属性是化解时空推送下经济体内部以及各方行为主体之间由于认知、诉求、利益等碰撞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在经济体内部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同步以及人与自然发展不和谐等现象,在各方行为主体之间则反映出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权衡。事实上,事物及其各要素之间是具有普遍联系的,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以及共同促进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必然联系。在经济演化规律的视角下,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生成和累积,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运动方向和结果,在协调统一的理性预期下,制度架构将更具有包容能力和兼容效果,在充分继承原有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演化模式的匹配路径时,协调系统内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促进系统外部不规则冲击和系统内部个性化反映的细腻融合,在引导了社会多重力量集聚的意愿之时,更加快了高质量发展朝向稳定、全面、平衡方向的演进步伐。此时,协调发展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历史维度下,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变迁的运动促使其内在逻辑和理性共识具有多样、非均衡特性,这就使得各系统板块都是各自挑选适应性继承,虽然区域、城乡之间不是完全的孤立和分裂,其差异化和非相似性也在所难免。因此,协调平衡的发展理念会在高质量进程中推进上下联动、内外兼修的合力生成,以提高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稳定路径的可控程度。
2.1.3 绿色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路径规划的普遍形态
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绿色发展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形成的基础上,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而形成,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中国化表现。追溯中国绿色发展的历史渊源,早在古代儒家哲学思想、道家思想中,就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的意识形态,如儒家主张天人合一,道家认为“道法自然”“崇尚自然”,墨子提出“节俭则昌”(黄茂兴等,2017)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是大力倡导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意识主导,并以制度支撑和系统全面推进。然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不尽相同,即在初始概念架构上则做出了突破性进展,认为绿色发展的内涵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以生态文明为基本价值取向,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克服衍生的负向效应,主动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关系,推动了经济社会新形态的发展进程。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割裂生产运行方式和生态保护机制之间的普遍联系,过于依赖于外部的环境治理环节,放松了生产行为、产业培育过程中的绿色化需求,造成了绿色化供给推进的不彻底甚至断裂现象。而经济发展的进程包括了起点、过程、结果以及效益4个相互继起的环节,任何一个层面的行为嵌入都会催化路径设置的连带效应和串联结果,生产力的运行方式通过主动扩张和无意识侵蚀都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抵制,背离了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因此,绿色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取向,通过绿色发展规划、标准、技术和体制、机制,可使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李周,2016)。与此同时,是基于历史大趋势、现代文明大背景转换下,将生产力的发展调向保护,将财富理论扩容至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捆绑,伴随着绿色发展嵌入高质量发展的历经各态,使多重价值身份交织汇集成高质量发展路径规划的普遍意识形态和行为形态。
2.1.4 开放合作成为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理念根本性地体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潮流中的深度融合和交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早在15—18世纪近代经济全球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全球化重要思想就初具雏形,随着孤立封闭的国内市场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历史集聚也从民族扩容到世界,工业生产就不单单指向本国内的群体受众,而是打破了地域隔阂,将生产力与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相联系。近现代以来,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所有国家都处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之中。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历史过程和历史范畴之上的,使世界市场成为某种新社会形成的历史前提,在世界市场中,无分国籍、无分地域属性下全人类的这种融合也协同着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甚至是伦理道德关系,依赖于交往工具和现代化的生产力,在社会变革行为和理性监督下,国际化发展的市场网络和全新的组织形式建立并形成,虽然经济落后的国家向新社会体制过渡进程中会出现历史错位现象,但是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深度磨合之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会在新社会的体制下逐步完成兼容效果。中国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致力于更高质量的普遍性交往和世界性交流,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技术与能力都要流动到世界范围里进行更大的流动、循环、重组与竞争。因此,开放经济发展成为提高中国高质量发展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充分提高对外合作的质量以及加强高层次开放发展的内外联动机能,更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高质量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开放发展理念,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的新理念(裴长洪等,2018)。将社会化大背景扩展,将历史起点延伸,在国际市场的交纵融合中,中国高质量发展才能进行高层次的深化分工、优势比较和有效竞争,是中国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的必由之路。
2.1.5 共享硕果成为高质量发展路径目标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在以社会关系总和作为一般意义上社会的形成,无论是哪个历史发展特定时期,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存在着感性对象性的社会关系,在对私有物质财富本质的追问和探索中,是以人的劳动行为为外化结果,而社会各阶层的和谐调整以及良性互动,是依赖于长期经济发展规律演进中社会共享成果的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语境中,当代实践行为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却是基于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行为关系的深刻剖析,将这一组关系建构放置于经济发展起点、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结果的起承转合视角下,以判断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价值成果。此时,社会共享就在阶段性演变中成为高质量发展价值判断的最终目标,是在由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大转型的视域下,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转化,继承性体现在追求全民共赴美好生活道路,转化性表达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共享,区别于传统的对于经济增长成果效益的共享,还突出强调了对于发展动能、发展过程、发展方式、发展制度和发展行为的共享。由于经济增长与增长过程中互动演化机制的冲撞,制度性适宜具有由增强向减弱的调整,技术能力效果随着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走向消解,经济结构的平衡也在历史维度的生成和追溯中阶段性摇摆,共享理念在经济运动的过程中成为平稳交接的主要期许,在经济变动的此消彼长中,共享式发展作为社会人民的强势定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动能的增强、全民团结的增进,激发全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做出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形成新时代要素成果互惠、供需双侧协调、经验认知趋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共享理念内嵌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更是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价值导向的必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