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农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与讨论

近年来，农业对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大宗商品交易商，甚至机构投资者都积极从事国外农业投资。随着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尽管企业在境外进行农业资源开发逐渐增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对外投资规模仍然较小。中国农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Dunning J.（1981）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Andreff（2002）也认为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部分学者（Barry、Gorg & McDowell，2003；Duran & Ubeda，2005）对此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一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对外投资量也在增加。在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所需农业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单纯依靠国内农业自然资源无法保障中国其他农产品的长期有效供应。农业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邹文涛，2012）。

（2）农产品出口。Dunning J.、Kim C.和Lin J.（2001）认为，一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二者之间可能是替代关系，即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对出口的阻碍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是相互促进关系，即企业最先一般会选择产品出口的模式，随着国际经验的积累、对国际市场的熟悉、海外市场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企业会选择控制程度更强、风险规避能力更强和资源承载水平更高的模式，如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反之，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出口平台或海外机构促进出口。王亚飞（2015）认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农产品出口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业对外投资对农产品进口也呈现出正相关的效应，但没有对进口的影响显著。

（3）农业引进外资。一国吸引的外资可以通过加强海外机构的所有权优势来促进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Dunning J.、Kim C. & Lin J.，2001）。同时，国内产业可利用外资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来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和管理水平，从而促进产业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Branstetter和Lardy（2006）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发达国家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的行为，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Xu和Lu（2009）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技术结构不断提升，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外商直接投资。

（4）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扶持农业的支出反映了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而农业的发展又有利于增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Hikino和Amsden（1994）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对外投资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政府的政策扶持，政府的外资与外贸政策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外部变量。由此可见，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仍受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迅速增加。

1.2.2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研究与讨论

有关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问题，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

（1）关于农业对外投资的内涵。农业对外投资是指企业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经营机构，向境外延伸研发、生产和营销能力，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进行扩张与发展；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农业企业不断加强国际贸易，扩大农业产品的国际市场，接着通过合资、融资、直接投资等方式，建立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的机制，最后建立起农业跨国公司的过程（远铜，2014）。

（2）关于农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与障碍研究。部分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主体不仅受限于自身能力缺失，还受到国内体制和政策限制以及东道国政策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首先，国家在制定农业对外投资相关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及法律法规时缺乏总体规划（何君等，2013），对农业对外投资主体的引导、促进、服务、保护与管制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不健全（陈前恒等，2009）。其次，中国农业境外投资和资源合作开发利用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与我国合作的国家，很多政局不稳、行政效率低下，给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资源合作开发带来较大的风险（杨易等，2014）。一些国家的关税政策、劳工制度、人员素质都严重制约了中国农业在境外投资和进行资源合作开发的推进（陈姝彤，2014）。最后，中国农业企业普遍存在企业实力相对弱小，融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差，国际投资经验不足，品牌意识淡薄，短期逐利倾向明显，人才储备缺乏（李保花，2014），生产类型单一，竞争力低下，内部恶性竞争激烈等问题（仇焕广等，2013）。此外，还存在着返销配额指标紧张，通关便利化水平低（王劲松、杨光、刘志颐，2014），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对其他各国信息掌握不够（宋洪远，2014），应对政治风险的经验和防范能力有限等问题（蒋姮，2015），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战略的推进。

（3）关于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与建议研究。马志刚（2014）针对现阶段中国农业“走出去”的特点，结合“走出去”企业的切实需求，提出支持农业对外投资方式的思路和建议，主要包括应加强信息服务、技术支持、政策引导以及对外投资资源和效果研究等。杨易（2012）、杨光（2014）、李艳君（2016）等分别分析了中国农业“走出去”在资金支持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张洁、杨易（2014）提出以援外工作助推农业“走出去”。方旖旎（2015）针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特点，建议政府制定区域投资引导政策，构建境外投资促进机构。总体来看，这些文献对认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内涵、农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以及农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问题和障碍很有帮助，为本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2.3　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研究与讨论

中国与东盟地区在农业资源、劳动力、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在农业科技和农业产业化领域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有关中国与东盟的农业合作问题也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东盟国家的农业发展现状。已有文献主要侧重于介绍东盟各国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状况、农业技术特点和农业市场特点、农业发展政策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盟各国的农业合作重点（卢肖平，2006；杜玉兰，2014）。

（2）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可能性与前景。郑一省（2002）、王盛威（2009）、汤鹏主（2009）认为，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合作潜力巨大。从近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东盟也是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翁鸣，2015）。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技术合作应创新和完善农业技术合作服务平台、突出农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夯实科研机构的支撑作用（朱月季等，2018）。

（3）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互补性很强，并且中国从东盟进口的贸易互补性要强于中国出口东盟的贸易互补性（李琳，2016）。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的首要因素，且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方向与逆差的波动方向相反，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作用次之；整体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农产品竞争力低下，贸易结构的不甚合理是导致中国对东盟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尤前前，2017）。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证明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