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渡赤水（上）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之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三是继续西进，在滇黔边区寻求发展。他估计，在三种可能中，第一、第二种可能性很大，而第三种可能很小，因而将重点放在了防堵中央红军东去或北上方面，并调兵遣将，集中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力求将红军消灭在黔北地区。

在东面，蒋介石令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进至黔东石阡、印江、思南、沿河一带，沿乌江东岸地区构筑防线，湖北徐源泉部急向黔江、彭水方向前进，沿乌江下游布防，堵塞红军东进的道路；在西面，令滇军孙渡部六个旅十个团入黔，布防于黔西毕节和云南昭通一带，防堵红军西进；在南面，以嫡系部队中央军薛岳部两个纵队八个师位于贵阳、清镇、修文、贵定地区，并继续北上攻击。另以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击红军，桂军廖磊部两个师进入黔南独山、都匀地区，并调粤军3个师准备进入贵州，以图策应；在北面，令驻四川的大本营参谋主任贺国光督导四川军阀刘湘等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下辖十二个旅三十六个团，布防长江沿岸，分路布防，阻止红军北渡长江。此外，急调嫡系中央军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河南入川，向川东方向开进，并经重庆向綦江地区推进，协同川军，阻止红军北进。

一渡赤水要图（1935年1月19日～2月9日）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令薛岳部中央军部队、黔军和湘军刘建绪部主力速向遵义地区推进，担负主要“追剿”任务；令川军、滇军和徐源泉、刘建绪各一部，担负“堵剿”任务；以上官云相部和徐源泉部主力为总预备队，待命而动。企图将中央红军压迫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

参与“合剿”行动的国民党军部队共约四十万人，与湘江战役的总兵力基本相当。而中央红军当时的兵力则只有三万七千余人，虽经过休整，得到补充，但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不足1∶10，力量极其悬殊。刚刚调整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中央军事指挥领导人，面临严峻的考验。

然而，中央红军尽管与湘江战役时相比减员严重，元气大伤，但已经彻底摆脱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统治，再也不是那支步履蹒跚的“大搬家”队伍，而是一支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作战部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指挥位置。于是，红军重新有了自己的英明统帅，而蒋介石又有了最强劲的对手。虽然拥兵数十万，但面对毛泽东，蒋介石再也无法将战争导入自己设计的轨道。在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毛泽东潇洒自如，指挥若定，指挥红军突出重围，导演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

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地区。按照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新方针，中革军委于20日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红军要迅速从松坎、桐梓、遵义进至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泸州、宜宾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的渡江点，以便迅速北渡长江。当日，中革军委再次电示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红军各军团兵分三路，向赤水方向疾进。右纵队红1军团突破黔军三个团的拦阻，于24日占领土城，先头红1师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左纵队红3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中纵队红5、红9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

遵义红军纪念碑

复兴场红军战斗遗址

“四川太阳云南风，贵州落雨就过冬”。冬季的黔西北地区，细雨碎雪连绵不断，山路上形成一层薄冰，当地群众称为“桐油凌”，非常难行。陈云后来称，这段路是他在长征途中走过的最糟糕的路。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中不时有人跌倒，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不能幸免。在翻越一个小山坡时，毛泽东脚下一滑，重重摔倒，头还在山坡上磕破了皮。

毛泽东摔跤，虽为平常小事，但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然而，没有人会料到，战事也在这时出现了波折，以至于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第一仗，竟然是一次失利的战斗。后来有人就此演义，将毛泽东的这一跤描述为一个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