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邓小平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消灭贫困的理论基石

3.2.1 基本原则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一切实践活动的起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探索，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实践发展的进程中，更加科学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尤其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准确判断，不再是纠结于各个领域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无效争论，而是把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向，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原则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提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

第二，走自己的道路。道路决定方向。关于道路的探索，是我们党一直以来进行奋斗和思考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到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更是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一个成熟的政党，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关注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寻找前进的方向。这是在吸取当时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盛衰成败的经验和总结我国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即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社会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摸索出来的伟大道路。

3.2.2 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论。贫穷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以往其他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要消灭贫困。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一直把消灭贫困同社会主义的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的探索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科学认真地总结我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取得的有效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成熟起来。二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把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归宿。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要体现在消灭贫困上，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之，不以消灭贫困为目标的任何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对立的。

第二，坚定信念论。理想信念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最为璀璨的思想之光，是人类社会的精神之魂。一是坚定信念论的内涵及功能。理想信念的缺失，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事业，都将进入黑暗和倒退。由此可见，理想信念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二是坚定信念论的价值及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我们成立之日起，就十分注重理想信念的作用，就非常注重加强理想信念的建设。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关注从来都没有丝毫的转移。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由此可见，坚定理想信念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们今天推进脱贫攻坚的实践中，更加需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脱贫的愿望和决心，把贫困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地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筑牢脱贫攻坚的精神之魂。

第三，发展生产力论。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生产力是一切社会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点。一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要搞原地不动的建设，也不是成为贫富差距逐年拉大的社会建设，更不是靠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少部分人的幸福的社会建设，那样就会成为历史的倒退，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在邓小平看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才会富裕起来，才会摆脱贫困，人民的生活也才会进一步好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彰显和发展。二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这些生动的论断，都是围绕如何尽快消灭贫困，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以及如何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进行的。后来，又对发展生产力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生产力内部的各个生产要素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三是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对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有了科学的把握，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消灭贫困方面，关注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水平中的重要力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灭中国贫困、早日实现中国扶贫、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离不开科学，离不开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四，控制人口论。人口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如果失去了人的存在，整个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关注人口和研究人口，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阶段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无法回避的课题。一是控制人口论的相关性讨论。纵观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发现了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大体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社会政治局面较为稳定的年份，人口的数量都会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呈现周期性和规律性的交替存在和发展着；相反，也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社会政治环境动荡的年代，经济发展凋敝，由于自然、地理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也就呈现出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另外，在我国近代以来，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历程中，也可以看出人口数量的增减对于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候绝对多数的人口，对于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人口数量的增加，在我国社会历史上更多是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可是我国的人均资源量却没有占到一个有利位置，同时，人口数量的过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家庭、自然、社会的承载能力，甚至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二是控制人口论的提出、缘由及意义。我国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人群致贫的重要原因。早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指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改革开放后，面对全国人口与资源等承载能力日益严峻失衡的形势下，邓小平在充分调查分析国内的实际情况后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针对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大多数的地区和人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他进一步指出：“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必须面对的就是人口的增长对整体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提出人口控制论，对于扭转我国当时的严峻形势和消灭一定数量上的贫困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五，共同富裕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消灭贫困、战胜贫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权虽然有了较好的稳定局面，国民经济较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世界各国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展开了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同时，也应看到“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他再一次论述了消灭贫困，缩小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的重要性。另外，也给出了方法，就是通过运用政策等手段，来扶植和培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在改革开放之初，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发展到今天，富起来的人也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国还有一小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状态，还有一些地方的孩子由于贫困时刻面临着失学的威胁，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由于不同程度的因素处于未脱贫状态。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把目标转移到这部分人身上，让脱贫的阳光照亮他们的生活现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重大的事情——脱贫攻坚。可见，这些政策和理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继承性和延续性，是在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各个时期的国情的基础上，逐步产生和提出的，有着十分深远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3.2.3 理论贡献

邓小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分析框架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原理，对改革以来我国国情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判断；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分析的科学原理，充分认识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立足于我国国情，着力通过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消灭我国当时存在的贫困问题。邓小平首先从认清我国当时所处的国情出发，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同时，邓小平对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需要”是各阶层人民群众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需要；这里的“落后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生产力的落后，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也包括生产力的组织、经营和管理方式的落后。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式，邓小平重申并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作用，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运动的思想基础，同时，延续和发展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河。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从认识和研判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的立场出发，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地位。在后来的实践中，他把实践性作为第一位，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相继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等重要思想。

邓小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分析框架下，在科学掌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矛盾的解决方法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运动规律，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消灭国内的贫困紧密联系起来，这进一步把我国当时国内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必须摆脱贫穷”。为了改变这种贫困落后的面貌，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力图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变我国当时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这些生动的论断，都围绕如何尽快消灭贫困，又对发展生产力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关于生产力内部的各个生产要素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后来，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消灭贫困方面，他关注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水平中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从而加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力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把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根本方法。

邓小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分析框架下，创造性地运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通过继承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鲜明的特性，从生产关系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改革开放来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伟大途径。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就一直批判当时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反人的本性、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财富分配失衡，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辛辣而严肃的批判。他们不仅批判现实的世俗社会，而且也对隐秘和高深的神学社会进行批判，同时，还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形色色展开了疯狂的批判。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养分，进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关于中国扶贫的理论，也是在批判中进行的，他的这种批判的理论特性已经不再是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早期的情况完全一样了，而是走了另外的路线。这条路线不再是全盘否定式的批判，而是顺应发展式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理论特性的指引下，形成了一种正向批判的实践形态。这种实践形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革开放。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两个基本点”。改革的目的就是消灭贫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要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的性质，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初的那种和原来生产关系根本对立的暴力、爆发式变革，而是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式的变革。“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内容的理论亮点，本来就蕴含着批判性的理论特性；从批判中进行正向的积极意向的否定，在积极的否定中实现理论创新，进而推动中国扶贫的步伐，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种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正向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消灭我国扶贫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

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立足于我国国情，紧紧围绕我国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我国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也正是邓小平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把握，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逻辑起点。从这些艰辛的实践探索中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党掌握和运用消灭贫困的规律，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