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提出问题

健康观与医学模式的转型推动了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健康老龄化的影响的研究。

首先，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评价的技术和指标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阶段，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因此，死亡率、患病率、发病率和期望寿命成为衡量健康的主要指标。Alonso（2004）指出传统生物医学观点的健康概念是“健康等同于没有疾病”，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死亡率和期望寿命等生命统计指标已经无法准确反映人们的健康状况，而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Engel（1977）认为传统生物医学的观点关注个体生理层面且强调身体的疾病和功能状态，但是忽略了人的整体性，他认为健康是在生理、心理与社会三个维度都处于完好的状态。对于老年人而言，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功能逐渐退化，患病率增高且以容易导致功能受损的慢性疾病为主，导致老年人在生理、心理与社会参与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弱于年轻人，因此如何度量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状态是许多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分析中国历年来十大死因可以发现，慢性病已经取代了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的疾病类型，然而迄今，医学界仍然没有方法来根治慢性病。随着我国人口的死因模式从以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为主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进行转变，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第一阶段的公共卫生项目，第二阶段的传染病控防，第三阶段的慢性病防治进入了第四阶段，即从社会环境、个人行为等层面全面地认识健康问题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疾病的预防也从使用药物（种类、使用方式、服用时间等）到要求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社会支持、控制饮食、规律运动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将健康看成一系列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强调个体的效用函数和最优的决策过程，更加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医疗卫生服务、社会融合、收入差距等。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扩大，个体的健康在此过程中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备受经济学家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关于健康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认为身体疾病可能导致心理痛苦，而社会孤立或心理压力也可能产生身体疾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应把老人放于家庭的脉络中来了解老人。以家庭为中心，照料有需要的成员是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良好的家庭关系系统不仅能带给家庭成员高质量的照顾，同时家庭成员之间也可以互相分担长期照护所产生的身心压力。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家庭结构也朝着垂直发展，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生育率下降，使得家庭中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不同世代的成员，而世代之间的相处时间也随之延长，使得老龄的家庭照料不同于过去（Suitor, 1995）。如今老龄父母参与家庭活动的时间延长，中年子女可能需要长期照顾病弱的老人，而生育子女数的降低，也使得能够照顾老人的子代人数下降。在讨论健康影响因素时，家庭照料变得更加重要，这与西方近年来在老年人健康相关的研究中，家庭照料一直是研究的重点（Mancini & Blieszner, 1989）不谋而合。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书的问题如下：本书的目的是在控制老年人的性别、居住地与年龄等变量后，探讨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健康老龄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具体问题包括：

（1）了解中国老年人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健康老龄化的现状与差异；

（2）分析老年人的个人资源、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以及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

（3）分析孝道文化情境—责任内化、年龄对家庭照料—健康老龄化关系的调节效应；

（4）中国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趋势和年龄轨迹，以及个人资源、家庭照料和生活方式三类机制对性别差异的贡献程度与调节效应；

（5）健康老龄化及其年龄轨迹是否存在教育梯度？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生活方式在教育梯度及其年龄轨迹中的调节与中介效应；

（6）根据研究结果进行总结，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