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微观能源消费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速度的粗放型逐渐向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型转变，经济发展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逐渐依靠内需拉动。由此可见，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家庭能源消费问题同样备受关注。首先，人们对居住环境的敏感度提高。居民在环境污染和环保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势必在能源消费行为方面有所变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预计在2020年上升到60%，这将是居民能源消费方式和结构的巨大变革。其次，目前居民用能占比上升至所有部门能源总消耗量的20%。家庭能耗已超过农业，成为继工业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耗主体。郜晓雯等（2012）和Zhou等（2013）研究指出，21世纪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均能耗水平已翻了一番。Grimm等（2008）、Yusuf等（2008）、樊杰等（2011）均认为，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城市人口的持续扩大，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将持续增长。最后，我国居民生活耗能在近十年来不断攀升（见图1-7）。2005年的全民生活用能为27573万吨标准煤；截至2014年，该项数据已增长至47212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71%。《2015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不到发达国家的50%
。综上所述，微观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具有一些亟待研究的特征，且针对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城乡家庭之间。据统计，2010年城镇居民的平均耗能为315千克标准煤，为农村居民消费量的1.5倍。2010年农村居民利用生物质能（例如沼气、秸秆等）占比仍高达61%，甚至在偏远地区，一些家庭仅依靠木柴生火。这些高污染、低能效燃料的广泛使用令人担忧。姚建平（2013）指出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居民仍旧以生物质能源作为日常炊事及生产能源，此能源消费致使树木过度砍伐，不断地减弱地域涵养水源、吸收温室气体、防风固土的能力，并最终导致自然灾害防护力不断降低。反观城市居民，能源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尽管节能家电和太阳能等新兴能源正在大规模推广，但是居民能源浪费的现象也频频发生。在设备进步和能源可再生的条件下，城市居民的能源消费可能出现“反弹效应”，即随着能源设备效率的提高，引发新的家庭能源需求，从而导致部分家庭用能量显著上升。
虽然我国存在以上城乡差异，我国整体居民用能正在逐步向高级燃料转变。图1-8显示的是我国生活煤炭消费量在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2014年的消费量为9253万吨，相比2005年生活用煤减少了7.8%；相反，液化石油气的消费则逐年上升。但是在绝对值上，生活煤炭的全国耗费量远大于液化石油气。
其次，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李庆涛，2015）。从微观家庭层面展示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存在的地域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费总量上的“北高南低差异”。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温度相对较低，从而用于家庭取暖的能源消费量有所增加，这体现地区温差越大对家庭能源消费的需求也越高。因此，决定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南北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地区温度差异和其他地理特征。另外，相比1985年，2014年的家庭人均能耗量在全国各地都有显著提升。
丁永霞（2017）研究指出，煤炭消费比重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一些产煤大省；而在人口高度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北上广等地区，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中炊事燃气的消费比重较高。从取暖方式来看，北方城镇地区普遍以集中供暖方式取暖，农村则以直接燃烧煤炭、生物质能等方式取暖；南方大部分省份没有集中取暖的条件，个别省份用电力进行取暖。从各类家电的普及程度来看，东部省份的普及程度明显高于西部省份。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家庭能源使用低效和能源贫困仍广泛存在，这也是当今社会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能源低效增加大了有害气体的排放，进一步导致了环境污染。据调查，全球范围内家庭能源消费占能耗总量的25%，而家庭CO2排放占到全球总排放的17%（IE Agency et al., 2016）。因此，实现全球能源减排必须把家庭能源减排放在首位。目前，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占到全社会能耗总量的10.6%（Zhao et al., 2012），其碳排放量占到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0.3%（Fan et al., 2015）。以上文献表明，家庭是中国碳排放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中国有上亿个家庭，每个家庭每年因能源损耗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容忽视。李艳梅等（2016）提出，家庭能源消费将成为我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增长点，中国今后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节能减排重点也将更加向家庭能源消费领域倾斜。能源贫困现象则体现在能源消费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方面，研究表明其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公平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综上，随着我国城镇化不断推进，以及居民能源消费中出现的区域差异、能源结构等问题，如何将家庭能源消费引导至合理、高效、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在了解了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之后，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家庭能源消费的主要构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2014年我国城镇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从以煤炭为主逐渐变为以电力为主，表明煤炭作为非清洁能源在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在逐渐下降。图1-9显示的是1980—2014年我国城镇家庭商品能源消费的动态变化情况。其中，电力的消费量不断上升，而煤炭的消费量逐渐减小，在2011年城镇家庭煤炭消费占比首次低于电力消费占比。另外，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在城镇家庭中的使用率也逐年上升。
图1-9 1980—2014年城镇家庭商品能源消费结构
图片来源：丁永霞（2017）
图1-10显示的是1985—2014年我国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动。2014年，农村家庭煤炭消耗占比仍超过40%，这表明农村家庭的炊事取暖主要依赖于煤炭。由于燃煤灶的热效率低，导致煤炭消耗量巨大（Niu S. W. et al., 2010）。同时，农村家庭能源的电力消费量逐年增大，由1985年的1.76%上升到2014年的28%，这证实了现代商品能源已经逐步进入农村。随着农户收入的提高，电力的可进入性不断增强，人们对能源的选择和需求逐渐转向清洁、高效的能源类型。
图1-10 1980—2014年农村家庭商品能源消费结构
图片来源：丁永霞（2017）
基于图1-9和图1-10，农村家庭在能源结构的演变上明显滞后于城市家庭。目前，城镇家庭的能源消费已经形成能源多样化的均衡发展模式，其占消费比重最高的电力和天然气都属于清洁燃料；农村生活用能结构则是以煤炭为主，电力、燃油为辅的单一用能模式。其他非清洁能源在2014年仍占据超过40%的比例，导致农村家庭常年燃烧效率低、能源贫困现象更普遍。
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全国能源消费调查”（CRECS）进一步指出城乡能源消费的差异。在能源利用方面，城镇集中供暖、管道气和油品使用较多，农村则更多地使用煤炭、柴油和生物质能等传统能源。除此之外，我国城乡居民在电器保有量、保有类别和使用行为上存在显著不同，且节能方向和潜力差异较大。城镇居民电器保有量更高，电力消费更多地用于享乐型消费；农村家庭电力使用在能源消费中仅为10.7%，电器品种较为单一，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CRECS中提到，我国居民2012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612千克标准煤，其中电力占比为15%，薪柴占比为12%；最主要的能源需求是取暖（占比为54%），其次是炊事、热水使用以及家电耗能。在能源消费结构上，中国家庭的炊事能耗仍然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据了解，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家庭的炊事耗能占比大，从而导致我国家庭的炊事耗能较高。
图1-11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展现了我国家庭在2012年与2014年的能源消费情况。家庭能源消费支出主要由水电费、暖气费、交通费以及燃料费组成。家庭的平均能源总支出从2012年的3504元上升到4608元，其中最大支出为交通支出。水电费用位居第二，约占家庭能源总消费的30%。
图1-11 2012年和2014年我国家庭能源消费的组成部分
数据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单位：元）
基于上述相关描述统计，我国微观家庭的能源消费行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特征：①低级燃料广泛使用，特别是农村家庭能源效率普遍偏低；②家庭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显著，城、乡能源消费行为差异显著；③城镇化和环境污染背景下引起的家庭能源消费行为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④我国存在显著的家庭能源贫困现象。由此表明，在经济环境约束的当下，家庭能源效率、潜在行为类型和能源贫困是三个重要研究方向。这也构成了本书对我国能源消费行为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