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

2.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理论

2.1.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概念界定

2.1.1.1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概念的界定

如果要将居民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首先要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划分和界定，城市和农村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分界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为了研究和行政管理的方便，现实中往往采用一定的指标将它们划分开来。不同国家对城市和农村划分的标准也不一致，导致了城市和农村的界定也有所差异。就中国而言，根据人口指标、行政指标和经济指标，将国土划分为市、镇和乡村三个层次，通常将市和镇归为城市，而将乡村归为农村。不过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市、镇和乡村的划分标准经历了多次变化，再加上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镇和农村无论是行政区划还是统计口径都在不断调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统计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般来说，划分城乡居民有两个标准，一种是根据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将居民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另一种是根据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将居民划分为“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对相关指标的解释，关于“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相关数据，2000年、2001年的人口为当年人口普查推算数。2005年起各地区人口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各省份统计年鉴关于城乡人口的指标差异也比较大，在有些年份，有些省份把两种口径的指标都列了出来，有些省份则只选择了某一种指标用于说明城乡人口情况，但从2005年起，从各省份到全国大都采用常住人口口径，且这种数据的取得大都是按照1%人口抽样后推算得来的。本书研究中还是优先选择了户籍统计反映出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所以在使用此指标的情况下，本书所使用的城乡居民概念还是源于这种划分，在实在无法找到此类数据时，才会用“乡村人口”和“城镇人口”进行替代。这两个指标看起来差异可能有些大，但考虑到中国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后办理暂住证进行登记的数量不是很多，而且抽样的时候本身是“非农人口”的城镇居民被抽中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用这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2.1.1.2 城乡居民收入的界定

收入是一个流量概念，居民收入是指个人或家庭从任何来源得到的金钱或其他等价物，它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时，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将直接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这就需要明确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构成，即明确并统一居民收入的口径。在城乡居民收入的统计上，目前用得较多的是家庭可支配收入，Khan等（1992）定义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由八项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非劳动成员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和福利津贴）、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实物收入和净补贴、租金收入和其他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也由八项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包括退休金、其他报酬和实物收入）、经营性收入、除了劳动报酬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指从乡、村、合作社、国家和其他企业获得的收入）、自己消费的农村的总价值、财产性收入、房屋租金、转移性收入、其他收入。

在界定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时，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来源中存在大量的隐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特别是城镇居民有大量隐性补贴，如果不考虑这类收入将会大大低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国城镇居民获得的隐性补贴占到可支配收入的53%，农村居民享受的补贴只占到了纯收入的9%，可见其差距之大，必然会影响到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估计，也会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成本更高，仅仅以名义收入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会高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如果考虑物价水平差距，以城镇居民的真实购买力来衡量其收入水平更加合理。因此，在城乡居民收入界定时，基于不同考量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这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会有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

2.1.1.3 收入差距的界定

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居民在获得收入数量上所存在的差别，可以分为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绝对收入差距是指以货币单位或其他实物指标表示的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数额，它能够反映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相对收入差距是指用收入比重或收入相对份额来表示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它能够反映收入差距的相对程度，有利于对收入差距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尽管这两类指标都可以衡量收入差距，但绝对收入差距只能反映绝对数额，不能反映相对程度，不利于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比较分析，在对收入差距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相对收入差距，本书研究中也主要采用相对收入差距这一指标。

收入差距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一是按照区域划分，可以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二是按照所有制和行业划分，可以分为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距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三是从社会分层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另外，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实际占有财富的多少的差距，定义为：某一时点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由于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从而形成的占有社会财富的多与少之间的差距，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通常用物质财产和精神财产来表示。

2.1.1.4 城乡收入差距的界定

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获得收入在数量上存在的差别。就我国目前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来看，关于城乡居民收入的界定，主要采用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这是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界定，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也是以其为标准向社会公众提供年度数据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指家庭成员得到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以及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来源构成来看，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尽管从统计口径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四类收入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大体内容相似，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鉴于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也采用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收入的界定和收入来源的划分。

2.1.2 收入差距形成及扩大的相关理论

2.1.2.1 马克思的城乡收入差距理论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写道：“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就跟着改变。”他在《资本论》中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马克思基于全人类自由发展，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理论，消灭城乡差距、工农差别、脑力与体力劳动差别，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占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途径，就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消灭城乡之间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列宁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优越论对本国进行分析，他指出“城市优于农村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必然现象，社会一般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后果，包括城市对农村的完全统治”。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为了自己革命目的，需要建立工农联盟，由农民来代替软弱无能的城市自由资产阶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消灭城市和农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问题，以及消灭他们之间的差别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非常关注城乡差别与对立问题，主要从工农分离和城乡分离产生的条件和过程、工农对立与城乡对立的性质与作用、消灭工农对立和城乡对立以及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途径与条件等方面论述城乡差距问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城乡关系，毛泽东根据城市与农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发展现状，特别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泽东注意汲取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可以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有所区别，“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邓小平和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关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还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他说：“即使我们的工业更发达，国家收入更多，也要照顾城乡关系，不能相差太多，当然差距总还是会有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邓小平强调要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渠道来增加农民收入。他认为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只靠种粮食，要多种经营，农工商结合”，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乡镇企业的作用，认为乡镇企业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江泽民从中国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与工业平衡发展，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对工农关系、城乡发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和探索。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并且提出要搞好小城镇建设。在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引导贫苦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根本途径。他随后更加明确地指出：“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深层次的一系列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资本，带动最终消费，为下世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增长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三农”工作从“基础地位”提升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突出位置，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也就是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是普遍趋向，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也是普遍趋向），并做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和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次强调农业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3年11月28日，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用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在2016年4月25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要构建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和财产收益权，通过“三权分置”盘活农村土地要素，提高农民积极性；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眼，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水平；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结构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提升农业经营效益，为农民增收注入新的活力；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制定了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制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机遇，关于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的各种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也越来越成熟和丰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理论的实践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和实践基础。

2.1.2.2 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一个部门是以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两个部门的性质和成熟度不一样。在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规模大且占有较多劳动力，现代部门规模小但生产率高，传统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使用的技术少，现代部门使用资本和技术较多，导致了传统部门工资低于现代部门，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部门积累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转移到现代部门，现代部门规模越来越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适用，经济的发展就是要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吸纳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农业之间存在的各种结构失衡。

刘易斯认为现代工业部门要扩张，需要通过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来不断地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尽为止。由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就是强调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剩余劳动力转移是重要途径，通过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转移来实现工业资本的加速积累，最终导致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他只强调了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他认为农民作为被动的要素，只能消极等待流出农业部门，忽视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技术选择、人口增长对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的影响等现实问题。

鉴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农业部门也纳入模型中来分析，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工农业均衡发展概念，建立了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强调了农业剩余对工业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突出了农业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意义，主张避免片面的工业化。他们认为农业可以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供给，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前提。他们进一步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部门扩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提，但还必须实现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均衡增长，才能使劳动力持续得以转移，并最终消化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肯定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工农业部门之间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使得二元经济理论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2.1.2.3 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由于部分假设条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其模型存在较大缺陷，后来一些学者不断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形成了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乔根森是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抛弃了古典二元经济模型中所坚持的农村存在边际产品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变工资的基本假定，从农业剩余和农业技术的角度来研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劳动力转移问题。他认为农业部门的发展是工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传统农业部门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和影响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转移程度，在农业部门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人口增长需要之前，劳动力主要在农业部门就业，只有当这种供给大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需求之后，农业部门才能为工业部门就业者提供食物支持，有了农业剩余才能发展工业和进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乔根森将其称为“农业剩余”。

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剩余越大，向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的规模就越大，再加上工业资本的逐渐积累，工业部门的增长就越迅速。在农业生产剩余的前提下，他又提出了总产出与人口增长相一致的重要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他认为农业技术提高不但决定了工业部门发展，而且也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规模。乔根森模型强调了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对工业部门发展的影响，加深了对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深刻认识，但该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忽视了对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研究、城市可能存在失业问题、劳动力回流问题等。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但同时又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向城市，人口流动不但没有促进工业和城市发展，反而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障碍。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无法解释城市失业和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存的现象，托达罗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托达罗模型。

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迁移劳动力对迁移成本和收益的制衡，农村劳动者迁移的决定因素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就业率水平。当预期城市就业工资水平超过农村收入水平时，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城市转移；当城市工资水平下降后失业率上升时，劳动力就会停止转移。托达罗同时也指出，尽管城市的高失业率会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产生负面影响，但随着农民在城市逗留时间延长，会增加其找工作的机会，导致了城市失业率高的同时仍有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该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托达罗模型对城市高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存的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托达罗强调了工业与农业、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了不能将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一个工具，而是把农业发展本身作为一个目标。但托达罗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假定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与现实不符；二是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找到工作，即便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回流农村；三是没有看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综上所述，新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重视农业并实现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是核心，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关键。

2.1.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非均衡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的非均衡增长理论是许多国家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曾经成功指导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该理论主要包括发展极理论和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

发展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在195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创新能力强的行业主要在大城市聚集，形成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这些“发展极”地区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等多种职能，就像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佩鲁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每个部门或地区以同一速度平衡增长，有一些经济单位或者地区具有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力的企业集中于大城市，以较快的速度得到优先发展，从而形成“发展极”。

佩鲁认为“发展极”的形成应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二是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三是需要适当的周边环境。“发展极”能够形成一定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对周围区域发生支配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资本集中与输出作用；二是技术创新与扩散作用；三是获取巨大规模经济效益；四是产生“凝聚经济效果”作用。“发展极”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必须要通过“发展极”带动相邻地区共同发展。建立“发展极”有两个途径，一种途径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动产生“发展极”；另一种途径是由政府通过重点投资主动建成“发展极”。“发展极”理论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指导作用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发展极”，通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努力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

“发展极”理论存在两个大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二是“发展极”主要是在抽象的经济空间构筑，忽视了发展的地理空间。基于“发展极”理论存在的缺陷，瑞典经济学家G．缪尔达尔（G.Myrdal）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发展极”理论。该理论运用动态的非均衡分析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并利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说明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落后地区的积极与消极作用，认为既要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要对落后地区进行激励以促进其经济发展，以消除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缪尔达尔认为市场机制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地区的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得发达地区发展更快，落后地区发展更慢，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不断被拉大，形成地区性二元结构。

缪尔达尔运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了“地理上二元经济”的消除问题，他认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将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回波效应，即资本、技术、劳动力与资源等受要素收益率差异的影响，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二是扩散效应，是指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资本过剩、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和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会导致该地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报酬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发达地区如果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这样会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逆转，从而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一个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根据缪尔达尔的理论，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区域发展差距，通过减少城乡间的“回波效应”，扩大其“扩散效应”，可以防止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恶化。

2.1.2.5 个人收入差距理论

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源于个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的产生主要源于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和人力资本差距，基于个人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理论上有两个解释，即机会不平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机会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又直接决定了个人收入差距。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任何一个人由于其处于城市或农村而导致其接受教育或者获得收入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等会导致经济上的差距，经济上的差距又会引起制度上的差距，制度上的差距反过来还会固化经济上的差距，导致了个人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存在机会不平等，这种由于外生原因导致的不平等超过了内在的自身努力。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严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还表现在区域间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福利制度上的机会不平等，必然会导致收入出现两极分化。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角度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即人力资本。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是对劳动者投资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自身素质，增加劳动价值。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在于，对于现代经济而言，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分析贫穷国家和落后地区时，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是对人力资本投资理念的缺乏或者轻视。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宏观理论基础，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则主要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分析作出了贡献，使人力资本理论数学化、精细化和一般化，他从微观经济角度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均衡模型，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与收益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转向了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罗默、斯科特为代表的学者将人力资本投入因素加入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形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即新经济增长理论。这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技术内生化增长计量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和外溢效应。人力资本理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是基于人力资本对劳动者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角度来说，人力资本影响城乡居民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另外，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2.1.2.6 收入再分配理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方式更注重的是效率，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来进行收入分配，分配机制是以生产要素的贡献率来进行分配，由于不同主体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必然会产生收入分配差距。为了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政府干预收入分配是必要的。在不损害市场机制有效分配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来进行再分配，尽量避免或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状况发生，从而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

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进行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但其作用有时是有限的。一是政府收入再分配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允许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存在。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收入上的差别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收入差距来激励劳动者。二是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实现收入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要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政府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并转移给低收入群体，会对高收入者产生负激励，低收入者获得转移收入也会产生依赖性，同样也会产生负激励，必须会产生效率损失。三是收入再分配还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对城乡收入差距而言，政府对城乡收入分配进行干预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应该通过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和社会保障制度差距等再分配手段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1.3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测度的理论及方法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和估计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及相关问题的基础，国内外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就现有研究来说，使用较为普遍的主要有三个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除此之外，还有分位数法、比值法等。另外，还有针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进行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参数统计测度方法、非参数统计测度方法以及核密度估计方法等。为了更好地理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结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述，掌握这些方法的构建思路、测算过程、数据要求和解释途径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1.3.1 洛伦茨曲线与基尼系数

1907年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茨在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研究中，提出了洛伦茨曲线的表示方法，通过将一个国家人口按照收入水平从低到高排列，将人口累计百分比和这些人口对应的收入百分比的对应关系描绘在图形上，来反映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洛伦茨曲线是分布函数的一种变形，如图2.1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是人口的累计百分比和收入的累计百分比，弧线为洛伦茨曲线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对角线OA表示收入绝对平等的分配状况即平均分配，对角线下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则是收入完全不平等分配状况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而洛伦茨曲线则处于两种分配状态之间。如果洛伦茨曲线越接近于对角线，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即收入差距越小；如果洛伦茨曲线越接近于直角线，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即收入差距越大。可见，洛伦茨曲线只是表明了收入差距的一种状态，无法具体测度出收入差距的具体数值。

为了更具体地测度收入不平等程度，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洛伦茨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基尼系数逐步成为被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方法，也被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国家作为衡量收入分配的一个尺度。在实证研究中，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m表示m种不同的收入登记，n表示人口数，相应的ni和nj分别表示第i和第j个收入等级里的人口数，y表示人均收入，相应的yi和yj分别表示第i和第j个收入等级里的人均收入。

基尼系数由洛伦茨曲线生成，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加权指标，该指标介于0～1，该指标越高说明收入越不平等，越低则说明收入越平等。目前国际上利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在具体基尼系数测度过程中，通过设定不同标准来界定收入不平等程度，通用的标准为：基尼系数小于0.2表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表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表明收入分配基本合理，0.4～0.5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且收入出现了两极分化，0.6以上表明收入差距悬殊，说明一国收入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2.1.3.2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类指标的测度方法

由于基尼系数在对城乡收入差距测算时，需要大量微观数据来支撑，受到数据可获得性或者数据质量的影响，其测度的结果相对误差较大。有学者提出了通过居民人均收入类指标来测度收入差距，就现有该类方法的应用来看，主要有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以及人均生活费收入等指标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这类指标主要是依据官方每年公布的宏观收入数据进行测度，计算起来简单方便，是一种最直观最简洁的收入差距测度指标，因而在许多研究中被使用。就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类指标的选择和使用上来看，主要采取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主，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yc和yn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该指标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相反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越小。该指标在计算时直接依托官方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更直观地表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倍数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实情况。但这类指标也存在一些缺陷，部分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对该指标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就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有黄泰岩等（1999）采用城乡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比、蔡昉等（2003）采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纯收入的比率、李实等（2007）采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比率。

另外，基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有学者提出了结构相对系数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μu和μr分别表示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对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对系数，Iu和Ir分别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如果μu＝μr＝0.5，表明城乡居民不存在收入差距，如果偏离0.5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差距，偏离程度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偏离越小，表明收入差距越小。

2.1.3.3 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

泰尔指数来源于统计学上的熵，泰尔（1979年）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来测算收入不平等，它是衡量个人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TR表示泰尔指数，m表示分组的数目，yi表示第i组的人均收入，y表示yi的平均值。TR介于0到ln（m）之间，其数值越大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泰尔指数作为统计指标，在对城乡收入差距测度中，可以较好地分解，将居民按照区域、教育水平或职业等人群特征进行分组考察，不但可以测算出总收入差距还可以测算出分组的组内收入差距，并且还可以测算出不同组别之间的收入差距，能够更全面和详尽地反映出收入差距的状况，在目前相关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如果进行分组，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上式中，TRk表示第k组的泰尔指数，上式第一项为每个组内的差异，第二项为组间差异。

上述三类指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传统测度方法，在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和测度收入差距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尼系数是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数，它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是当前衡量贫富差距的可行办法。但基尼系数在具体运用中，由于各国和不同学者在研究中考虑的因素存在差异，导致了其标准和界限存在争议，基尼系数成为衡量一国收入差距的参考标准而不是量化的指标。另外，基尼系数在分解中仅限于要素分解，对于样本分组的分解不是很完善，而且无法反映组间的差距，这些缺陷导致了其使用逐渐受到制约。泰尔指数则可以对基尼系数形成一定的互补性，它能够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变化在度量上更加的敏感，具有良好的样本分组的可分解性，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目前泰尔指数在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更广泛的使用。由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对收入差距进行测度时，更多的依据微观数据，其测算结果受到数据可获得性和数据质量的影响，有的学者则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作为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由于这类指标依据宏观数据，具有指标定义明确、计算简单、没有歧义等优点，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受到收入来源结构和定义的影响，官方公布的城乡居民收入并不一定就是居民全部的收入，如隐性收入和非货币性收入在官方统计中没有纳入居民收入中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居民收入水平，并且该指标在计算时也没有考虑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产生的影响，导致了最终测度的结果不够准确。

可见，目前常用的三类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指标有各自的特点，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从研究的需要来选择不同指标进行收入差距测算，尽管可能具体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所以，目前三种指标在实际应用上并没有完全的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的研究根据其需要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选择其中某一个或多个指标。本书的研究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来进行指标选择的。

2.1.3.4 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测度方法

传统的收入差距测度方法被广泛使用，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供的信息量有限且指标的精确性不够。另外，仅仅有居民收入差距测度的指标，无法反映出居民收入分布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居民收入水平变动越来越大，其分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传统指标衡量的结果对深入理解居民收入分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在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中，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合理估计，再据此构建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指标，可以更加详细地掌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全部信息，并且可以比较任何阶层收入差距或收入水平上的城乡人口比重变动，能够更清晰地描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况及演变过程。当前，有部分学者通过利用各机构对城乡居民收入调查的微观数据，通过估计居民收入分布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主要有参数统计测度方法、非参数统计测度方法和核密度估计方法。

参数统计测度方法较早出现的是帕累托分布，是帕累托在1885年和1887年的论文中提出的，随后莱德尔（Lydall, 1968）、赛伦（Salem, 1974）、科威尔（Cowell, 1995）等人将其应用于研究。参数统计方法在对居民收入分布估计时，假定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从一个已知的参数分布族中抽取，先利用样本数据给出均值和方差的估计值，再将其带入正态密度函数公式，估计得到总体的密度函数。传统的参数统计方法在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时，直接假定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服从某种形式，再通过微观调查数据估计收入分布中的参数，最终得到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一种方法。参数统计测度方法在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度时，是从参数估计方法中得到城乡居民收入分布，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密度函数直接计算并比较城乡居民不同收入水平人口比重差异，估计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和其他测度指标。这种测度方法对统计数据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够估计出特定形式收入分布的参数即可。但这种参数统计测度方法在收入分布与假定分布有很大偏离的时候，收入分布的参数估计方法及基于此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参数测度方法则显得无能为力。

鉴于传统参数统计测度方法存在的缺陷，20世纪3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特别是统计学家使用非参数统计方法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分布，以克服参数统计测度方法存在的不足。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分为传统非参数估计方法和现代非参数估计方法，前者主要是基于秩和以检验为主的非参数统计推断，它需要先假定城乡居民收入服从某些分布形式，再通过非参数检验进行判断和选择，来确定是否接受收入分布服从某种形式。由于传统非参数估计方法需要假定居民收入符合某些假定的分布形式，如果现实中碰到一种不知道的居民收入分布形式，当非参数检验对那些已知分布形式拒绝时，就很难对要检验的居民收入分布做进一步的具体界定，而现代非参数估计方法则可以克服其存在的不足。现代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包括非参数回归、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这些方法能够在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未知的情况下，从数据本身获得所需的信息，来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分布。

现代非参数统计测度方法按其演变顺序，主要有直方图法、罗森布拉特法和帕尔逊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其中核密度估计方法的使用较为广泛。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在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估计时，大样本理论是其依据，只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样本的一般信息即可。另外，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估计模型对城乡居民总体收入分布行为限定较少，通过一般方式使用居民收入样本中的信息，并且估计模型中包含了众多性质不同的收入分布。由于其对居民收入的真实分布没有任何限定，具有稳健性特点。可见，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由于不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模型做任何限定，即使在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可靠的结论。但由于其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对数据要求高，导致其效率低，使用范围相对较窄。

在多种现代非参数统计方法中，居民收入分布核密度估计方法是被广泛使用的方法。核密度函数是帕尔逊于1962年提出来的测度方法，其函数形式为：

则收入密度函数f（x）可以写为：

根据2－7式，帕尔逊核密度估计可以定义为：

上式中，fn（x）为总体未知密度函数f（x）的核密度函数，K（·）是给定的概率密度函数，hn是一个与n有关的常数，称为带宽。核函数用于称呼任意的光滑函数K（·），主要用于取局部平均，为了保证fn（x）作为K（·）的合理性，既要保证其非负性又要保证积分结果为1。为此，K（·）要满足四个基本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