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局限性分析

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发展中国家大都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并未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此下去，发展中国家便会出现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的局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2.1.1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贸易存在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效率，有分工必须有交换，国际分工使国际交换成为必需。而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命题，同时提出了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比较成本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者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利益。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认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同，而且各国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所以各国的商品价格不同，因此国际贸易产生。各国应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的商品，各国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资本丰富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较为有利。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即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

2.1.2 比较优势战略的现时不适应性分析

从历史上看，在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实质的情况下，东亚国家大多都先后走上了一条过于强调劳动力便宜的这种比较优势战略，并要以此来确立竞争优势的道路。然而，经过了若干年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终于充分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急于走出“三明治”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所谓“三明治”经济，是指那些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突破口的国家，在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上有发达国家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自己和它们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下有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后发优势，也给自己形成了压力。显然，对陷入“三明治”经济状况的国家来说，唯一可以使自己摆脱尴尬局面的，就是尽快实现经济的跃升。

具体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确实证明了“比较优势”概念的合理性，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正确性。但是，人们因此而常常忽略的是，劳动密集型战略如果要有效，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劳动力成本在产品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要大；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两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比较优势才可以用来指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不过，对于很多先行发展起来的东亚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作用的两个前提总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逐渐失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一优势不能持续存在。

第一个前提在今天的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已经不具备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很多产业已经开始逐渐失去这样一个前提。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比如，运动鞋生产行业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密集型产业。然而，今天的运动鞋行业绝不是一个依靠劳动力的便宜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的行业。若仅仅依靠劳动力的廉价、依靠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就只能在国际分工中做最简单、低级的工作，而不能主宰国际分工。

第二个前提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不能过剩。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东亚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曝光之后，各国纷纷仿效。实际上，虽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富裕之路，但是也无形之中导致了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会随着更便宜、更有竞争力的国家的进入而不断下降。那些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的国家虽然可以脱颖而出，超出一般的国家，但又无法真正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广大缺乏技术支持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则长期只能跟随在产业分工的下游或底部，忍受着劳动力更廉价的新进入者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能够迅速实现产业能力的跃迁，而不仅仅只是依靠劳动力廉价的唯一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通常都十分有限，于是不得不对外部经济的力量形成依赖。而外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进入往往是以外资的进入为载体的。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要保证对外资的吸引力，而这又是要通过高利率来实现的。但是，高利率政策的长期执行，往往会加大国内企业的收益压力，而这在客观上又必须会引导企业把资金投向到高收益的项目中。在发展中国家，高收益的项目往往在房地产或股票一类的行业中。于是，高利率政策的执行往往会导致大规模的泡沫生成。

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长期停留在以廉价劳动力获取优势这样一个低级水平上，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以出现经济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难以从根本上把握自己的命运。

2.1.3 比较优势陷阱

从理论的逻辑推理上讲，比较优势理论是相对完美的。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谜”此类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陷阱之所以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所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而在一国国内具有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或产地，也可能来自生产方法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其次，不同的要素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最后，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了一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能如实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这使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产生出一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低，无力改变现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度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