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这是一个翡冷翠城中的中产者——

——那里，满是阴沉的宫殿，矗立着崇高的塔尖如长矛一般，柔和而又枯索的山冈细腻地映在天际，冈上摇曳着杉树的圆盖形的峰巅，和闪闪作银色、波动如水浪似的橄榄林；

——那里，一切都讲究极端的典雅，洛伦佐·特·梅迪契的讥讽的脸相，马基雅弗利的阔大的嘴巴，波提切利画上的黄发，贫血的维纳斯，都会合在一起；

——那里，充满着热狂、骄傲、神经质的气息，易于沉溺在一切盲目的信仰中，受着一切宗教的和社会的狂潮耸动，在那里，个个人是自由的，个个人是专制的，在那里，生活是那么舒适，可是那里的人生无异是地狱；

——那里，居民是聪慧的、顽固的、热情的、易怒的，口舌如钢一般尖利，心情是那么多疑，互相试探、互相嫉忌、互相吞噬；

——那里，容留不下莱奥纳多·达·芬奇般的自由思想者，那里，波提切利只能如一个苏格兰的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秘主义中终其天年，那里，萨伏那洛拉受了一般坏人的利用，举火焚烧艺术品，使他的僧徒们在火旁舞蹈——三年之后，这火又死灰复燃地烧死了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城市中，他是他们的狂热的对象。

自然，他对于他的同胞们没有丝毫温婉之情，他的豪迈宏伟的天才蔑视他们小组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凡的写实主义，他们的感伤情调与病态的精微玄妙。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很严酷；但他爱他们。他对于他的国家，并无达·芬奇般的微笑的淡漠。远离了翡冷翠，便要为怀乡病所苦。

一生想尽方法要住在翡冷翠，在战争的悲惨的时期中，他留在翡冷翠；他要“至少死后能回到翡冷翠，既然生时是不可能”。

因为他是翡冷翠的旧家，故他对于自己的血统与种族非常自傲。甚至比对于他的天才更加自傲。他不答应人家当他艺术家看待：

“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精神上便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一切阶级的偏见。他甚至说：“修炼艺术的，当是贵族而非平民。”

他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将，如他所说的，“为了它而卖掉自己，如奴隶一般”。在这方面，为了些微的事情，他会激动感情。他轻蔑他的兄弟们，的确他们应该受他轻蔑。他轻蔑他的侄子——他的继承人。但对于他的侄子和兄弟们，他仍尊敬他们代表世系的身份。这种言语在他的信札中屡见不鲜：

“我们的世系……维持我们的世系……不要令我们的血统中断……”

凡是这强悍的种族的一切迷信、一切盲从，他都全备。这些仿佛是一个泥团（有如上帝捏造人类的泥团），米开朗琪罗即是在这个泥团中形成的。但在这个泥团中却涌跃出澄清一切的成分：天才。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为何物的人，请看一看米开朗琪罗吧！从没有人这样为天才所拘囚的了。这天才的气质似乎和他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征服者投入他的怀中而把他制服了。他的意志简直是一无所能；甚至可说他的精神与他的心也是一无所能。这是一种狂乱的爆发，一种骇人的生命，为他太弱的肉体与灵魂所不能胜任的。

“他在继续不断的兴奋中过生活。他的过分的力量使他感到痛苦，这痛苦逼迫他行动，不息地行动，一小时也不得休息。”

他写道：“我为了工作而筋疲力尽，从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工作过，我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什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需要活动不特使他的业务天天积聚起来，不特使他接受他所不能实行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堕入偏执的癖性中去。他要雕琢整个的山头。当他要建造什么纪念物时，他会费掉几年的光阴到石厂中去挑选石块，建筑搬运石块的大路；他要成为一切：工程师、手工人、斫石工人；他要独个子干完一切，建造宫邸、教堂，由他一个人来。这是一种判罚苦役的生活。他甚至不愿分出时间去饮食睡眠。在他信札内，随处看得到同样可怜的语句：

“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吃东西……十二年以来，我的肉体被疲倦所毁坏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没有一个铜子，我是裸体了，我感受无数的痛苦……我在悲惨与痛苦中讨生活……我和患难争斗……”

这患难其实是虚幻的。米开朗琪罗是富有的；他拼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但富有对于他有何用处？他如一个穷人一样生活，被劳作束缚着好似一匹马被磨轮的轴子系住一般。没有人会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没有人能懂得他为何不能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没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对于他实是一种需要。即是脾气和他极相似的父亲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得十分节省，甚至节省到悲惨的程度：节省是好的；但悲惨是坏的；这是使神和人都为之不悦的恶行；它会妨害你的灵魂与肉体。只要你还年轻，这还可以；但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光，这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残废，全都会显现。应当避免悲惨，中庸地生活，当心不要缺乏必需的营养，留意自己不要劳作过度。”

但什么劝告也不起影响。他从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只以极少的面包与酒来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几小时。当他在博洛尼亚进行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又不愿添置。他睡时衣服也不脱，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肿起来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脱下靴子的时候，腿皮也随着剥下来了。

这种骇人的卫生，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生过十四或十五次大病。他好几次发热，几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齿有病，头痛，心病。他常为神经痛所苦，尤其当他睡眠的时候；睡眠对于他竟是一种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岁，他已感到衰老。四十八岁时，他说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他又固执着不肯请任何医生诊治。

他的精神所受到这苦役生活的影响，比他的肉体更甚。悲观主义侵蚀他。这于他是一种遗传病。青年时，他费尽心机去安慰他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为狂乱的苦痛纠缠着。可是米开朗琪罗的病比他所照顾的人感染更深。这没有休止的活动，累人的疲劳，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种种迷乱状态。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他的家族也嘲笑这永远的不安。他如自己所说的一般，在“一种悲哀的或竟是癫狂的状态”中过生活。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觅得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的题目——甚至爱，甚至善。

“我的欢乐是悲哀。”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褊枉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

“他的猛烈的力量，”孔迪维说，“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虛。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可被瓦萨里称作“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作“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作一个了不得的天才。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致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吗？——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吧！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的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的嬗变和欲念的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的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我自己！”

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视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

他是中等的身材，肩头很宽，骨骼与肌肉突出很厉害。因为劳作过度，身体变了形，走路时，头往上仰着，背伛偻着，腹部突向前面。这便是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的肖像中的形象：那是站立着的侧影，穿着黑衣服；肩上披着一件罗马式大氅；头上缠着布巾；布巾之上覆着一顶软帽。

头颅是圆的，额角是方的，满着皱痕，显得十分宽大。黑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虬结着。眼睛很小，又悲哀，又强烈，光彩时时在变化，或是黄的或是蓝的。鼻子很宽很直，中间隆起，曾被托里贾尼的拳头击破。从鼻孔到口角有很深的皱痕，嘴巴生得很细腻，下唇稍稍前突，鬓毛稀薄，牧神般的胡须簇拥着两片颧骨前突的面颊。

全部脸相上笼罩着悲哀与犹豫的神情，这确是诗人塔索时代的面目，表现着不安的、被怀疑所侵蚀的痕迹。凄惨的目光引起人们的同情。

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到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地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颗一颗地熄灭。

在这黑夜将临的时光，他孤独地留在最后。在死的门前，当他回首瞻望的时候，他不能说他已做了他所应做与能做的事以自慰。他的一生于他显得是白费的。一生没有欢乐也是徒然。他也徒然把他的一生为艺术的偶像牺牲了。

没有一天快乐，没有一天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九十年间的巨大的劳作，竟不能实现他梦想的计划于万一。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完成的。运命嘲弄他，使这位雕塑家有始有终地完成的事业，只是他所不愿意的绘画。在那些使他骄傲使他苦恼的大工程中，有些——如《比萨之战》的图稿、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在他生时便毁掉了，有些——尤利乌斯二世的坟墓，梅迪契的家庙——是可怜地流产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的思想的速写而已。

雕塑家吉贝尔蒂在他的注解中讲述一桩故事，说德国安永公爵的一个镂银匠，具有可和“希腊古雕塑家相匹敌”的手腕，暮年时眼见他灌注全生命的一件作品毁掉了——“于是他看到他的一切疲劳都是枉费；他跪着喊道：‘哟吾主，天地的主宰，不要再使我迷失，不要让我再去跟从除你以外的人；可怜我吧！’立刻，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隐到深山中去，死了……”

如这个可怜的德国镂银家一样，米开朗琪罗到了暮年，悲苦地看着他的一生、他的努力都是枉费，他的作品未完的未完，毁掉的毁掉。

于是，他告退了。文艺复兴睥睨一切的光芒，宇宙的自由的至高至上的心魂，和他一起遁入“这神明的爱情中，他在十字架上张开着臂膀迎接我们”。

“颂赞欢乐”的丰满的呼声，没有嘶喊出来。于他直到最后的一呼吸永远是“痛苦的颂赞”、“解放一切的死的颂赞”。他整个地战败了。

这便是世界的战胜者之一。我们，享受他的天才的结晶品时，和享受我们祖先的功绩一般，再也想不起他所流的鲜血。

我愿把这血渗在大家眼前，我愿举起英雄们的红旗在我们的头上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