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有作为

弗兰克福德区是费城的中产阶级社区，施瓦茨曼窗帘麻布店就坐落于这一社区高架火车轨道的下面，店里出售帷幔、床上用品、毛巾和其他家居用品。因为产品优质、价格公道，我们的生意极为兴隆，顾客如云。我的父亲头脑聪明，颇有见识，为人忠诚友善，工作也很勤奋，但思想保守。在继承了祖父的生意后，他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地经营店铺，丝毫没有扩张店铺、跨越自己舒适区的野心。

我10岁的时候开始在商店工作，工资是每小时10美分。很快我就要求祖父给我加薪，涨到每小时25美分，却遭到拒绝。祖父问我：“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每小时值25美分？”我知道自己其实不值这个价。当有顾客拿着窗户尺寸来问窗帘需要多少布料时，我完全不知道怎样计算，也不知道该怎样跟她交流，甚至连学着做的欲望也没有。圣诞节期间，我负责在周五晚上和周六向老年女性顾客出售亚麻手帕。我需要花几个小时打开一盒盒几乎完全相同的手帕，供顾客挑选。他们会在这些价格不超过1美元的手帕上花上5~10分钟以挑选自己喜爱的款式，而我还要把剩下的手帕全部收起来，我感觉这样非常浪费时间。在店里打工的4年里，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争强好胜的少年。这期间，尤其让我不快的是这份工作影响了我的社交生活，我一直被困在商店里，从来没有参加过足球比赛和中学舞会，根本没有机会成为自己理想世界的一员。

尽管我怎么都学不会包装礼品，但我看到了商店的成长潜力。“最伟大的一代”已从二战战场返回美国。我们处在一个和平富裕的年代。房屋建设热火朝天，郊区不断扩建，出生率持续飙升。这意味着美国将会增加更多的卧室、更多的浴室，以及更多的床单需求。我们为什么非要在费城守着一家商店？当美国人想买亚麻布时，他们应该首先想到施瓦茨曼窗帘麻布店。我想象着我们的店铺像现在的3B家居一样，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为了这个愿景，我可以心甘情愿地叠手帕。但是，我父亲坚决不同意。

“那好，”我说，“我们可以只在宾夕法尼亚州扩张。”

“不行，”他说，“我不想。”

“那只在费城扩张？这样不难吧。”

“我没什么兴趣。”

“你怎么会没兴趣呢？”我说，“已经有那么多人都来逛我们的店，我们能变成西尔斯百货（当时西尔斯生意兴隆，店铺遍地开花）那样。你为什么会不想扩张呢？”

“有人会偷收银台的钱。”

“爸爸，不会有人偷收银台的钱的。西尔斯在全国都有门店，他们肯定已经想到防止偷钱的办法了。你为什么不想扩张？我们能发展得很大。”

“史蒂夫，”他说，“我已经很幸福了。我们有一所漂亮的房子，有两辆车，我也有足够的钱供你和弟弟们上大学。我还需要什么呢？”

“这个跟需求没关系，这是一种追求。”

“我不想要，也不需要，扩张不会让我开心。”

我很无奈，摇了摇头：“我真不懂，这可是十拿九稳的事！”

今天，我懂了。一个人可以学着做管理者，甚至可以学着当领导者，却无法通过学习成为企业家。

我的母亲阿利纳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敢想敢做，跟我的父亲完美互补。她一路见证了我们的家庭走向成功。有一次，她决定学习航海（我猜她想让我们像肯尼迪一家那样，从海恩尼斯港出发，微咸的海风吹着头发，就此开始浪漫的航行）。于是，她买来一艘20英尺的帆船，学会了驾驶，还带着我们参加了比赛——妈妈掌舵，爸爸听令。她赢得了许多奖杯。我和我的那对双胞胎弟弟一直非常钦佩她的竞争意识和好胜心。如果换个年代，我的母亲一定会成为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牛津圆环广场的一幢半独立砖木房子里。这个费城社区里居住的几乎全是犹太人。我玩耍的操场上经常会有碎玻璃瓶，操场周围都是抽烟的小孩。我最要好的朋友住在街对面，他的父亲被黑手党杀死了。母亲不喜欢我跟小混混一起玩，他们喜欢穿黑色皮夹克，大都在卡斯托大道的保龄球馆里打发时间。她希望我们上更好的学校。于是，在我上中学后不久，她就决定全家搬到更富裕的郊区。

在亨廷顿谷，犹太人很少见，约占总人口的1%，大多数居民是白人，信奉圣公会或天主教，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那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无比轻松。没有人试图伤害或威胁我。我学习成绩出色，还带领学校的田径队取得了州冠军。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仿佛是全球经济和社会中心。随着美国加强对越南问题的参与，从民权到性，再到对战争的态度，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这代人能整天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再是神话人物，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能接触到他们。

高二的时候，就连我就读的阿宾顿高中也成了这一变化的一部分。根据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在学校听《圣经》经文，念祷告词。我并不介意，但埃勒里·申普一家觉得不妥。他们是一神论者，认为学校对基督教义的重视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申普的案件被提交至美国最高法院，法院以八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裁定宾夕法尼亚州的祈祷法规违宪。这一案件使得阿宾顿高中成为全美大辩论的中心，许多基督徒认为这起案件开启了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终结的变局。

————

高三结束时（美国高中学制一般为4年制），我当选学生会主席。在职期间，我首次体验了成为“创新者”意味着什么。

虽然父亲否决了我把施瓦茨曼麻布店变成第一个3B家居连锁店的想法，但现在有些事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高三的暑假，我们全家开车去加州旅行。母亲开车，我坐在后排，微风轻抚脸颊，我在脑海中盘算着自己能利用新职位做点什么。我不愿成为一长串学生干部中默默无闻的一个。我想做点儿别人没做过甚至没想过的事。我想设计这样一个愿景：它非常振奋人心，以至整个学校都愿意团结起来去共同实现。我们一家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又从西海岸开回来。一路上，我不停地把自己的这一奇特想法写在明信片上，每次停车，我就把明信片寄给学生会的干事。他们在家里待着，接二连三地收到我寄出的明信片。而我正在搜肠刮肚地想要策划一个绝妙的创意。

途中，我终于灵光乍现：费城是迪克·克拉克主持的青少年电视节目美国音乐台的所在地。同时，费城的广播电台也做得非常好，WDAS就是顶尖的非洲裔美国广播电台。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詹姆斯·布朗到摩城，到20世纪50年代出色的嘟喔普乐队组合，再到披头士和滚石，他们令我痴迷。在学校，浴室、楼梯间等所有混声效果好的场所都成了学生摇滚乐队听歌的地方，走廊里也总是回荡着他们练习这些歌曲的声音。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小安东尼和帝国乐队的《枕上泪》。这首歌特别符合中学生的心境——枕上有泪，心中有痛。

我心想：如果能请小安东尼和帝国乐队来我们学校的体育馆表演，那该多棒啊！确实，他们远在布鲁克林，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可我们没有钱。但是谁说一定不行呢？这样的演出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会喜欢。一定有办法搞定，而我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办法。

50年过去了，当时的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但我记得，那时我打了很多个电话，动用了很多同学家人的关系。最后，小安东尼和帝国乐队来到了阿宾顿高中。时至今日，我耳边还经常响起那时的音乐声，乐队在舞台上的表演也依然历历在目，每个人都心花怒放，开心极了。所以，我坚信，如果你足够渴望一件事物，即使没有条件，也总会找到方法达成所愿。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坚持，就会变不可能为可能，就会功到自然成。

但仅仅有欲望是不够的。追求高难度目标，有时难免会事与愿违、不得其所。这是志存高远的代价之一。

杰克·阿姆斯特朗是我在阿宾顿高中的田径教练，他中等身高，中等体型，灰白的头发别在耳后，总是穿着同一件栗色运动衫和防风夹克，脖子上挂着同一块秒表。每天，他都以积极开朗的态度投入工作，从不大喊大叫，也不会乱发脾气，只是会稍微提高或压低自己的声音，通过最微妙的音调变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看看他们刚才多努力。你们还假装自己在训练！”我没有一天训练完不吐的——因为拼尽了全力，所以感到非常恶心。

有时，他会让短跑运动员跑一英里，我们不喜欢跑这么长的距离，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但我们都知道，教练是个要求非常高的天才，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主意。我们也很想让他高兴，因此只能按他的要求做。即使在冬天，他也不会放松对我们的要求。他让我们绕着学校停车场跑了一圈又一圈。停车场坐落在小山上，寒风呼啸，天冷路滑，我们都低着头跑，唯恐不慎滑倒。他靠在墙上，裹着外套，戴着帽子和手套，微笑着拍手激励我们。我们的学校没有专门的设施，但我们坚持在恶劣的条件下训练，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在冬天什么都没做。春天来了，我们准备就绪，逢赛必赢。

无论是指导未来的奥运选手，还是训练从替补席上场的男孩，阿姆斯特朗教练都一视同仁，他传达给我们的信息简单而一致，即“全力以赴地跑”，达到他训练计划设定的要求。他既不恐吓威胁，也不盲目表扬，而是让我们自觉发现内心的目标。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的田径队只输过4次，总体胜负比为186∶4。

1963年，在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一英里接力赛冠军后，我们受邀去纽约参加一场特别的接力赛活动，地点是位于168街的军械库。在去往纽约的巴士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最好的朋友博比·布莱恩特身边。他是非洲裔美国人，身高6英尺，还是学校的大明星。他热情善良，穿过学校食堂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他得不时停下来跟每个桌子上的人说笑。他学习很吃力，但在田径场上表现极好。他的家境一直不太好，所以我用自己打工赚的钱给他买了一双阿迪达斯钉鞋。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朋友，还因为如果博比穿上一双炫酷的钉鞋跑步，我们都会觉得很有面子。

参加决赛的有6支队伍。我一直跑第一棒，交接棒的时候也从来都是第一名。发令枪响后，我一马当先。但在经过第一个弯道后，我感觉自己的右腿肌腱撕裂了。突如其来的疼痛让我难以忍受。我可以选择停下来，对我的身体而言，这是明智的做法，但是我选择继续坚持，并尽力跟紧，以争取我们获胜的机会。

我偏移到赛道中间，逼迫我身后的选手绕过我向前跑。我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坚持跑完剩下的距离，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超过我向前狂奔。当我把接力棒交给第二棒选手时，我们距离第一名已经有20码远。我一瘸一拐地跑到内场，开始俯身呕吐。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我们不可能缩小差距了。我曾想象过获胜，并为之疯狂努力。整个冬天都在跑圈训练，艰难又孤独。而现在，我确信我们要输了。

但当我双手扶膝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人群开始骚动，呼喊声在砖墙内回荡。跑第二棒的队友开始缩短距离，第三棒选手把差距拉得更小。看台上的观众脱下了鞋，开始敲打赛场旁边的金属围板。第三棒以后，我们跟第一名之间的距离缩短到12码，但这一差距仍然相当大。布鲁克林男子中学最厉害的跑步选手，也是这个城市最厉害的跑步选手，正在等着接棒。奥力·亨特身高6英尺3英寸，剃了光头，肩宽腰细，双腿极长，是适合跑步的完美身材，他比赛从来没输过。而我们跑最后一棒的选手是博比。

我看着博比在军械库平坦的木制地板上起跑，他目光如炬，死死地盯着亨特的后背。一步接着一步，他逐渐向亨特接近。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博比，但就连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志气和力量。就在到达终点线之前的一刹那，他猛地向前一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做到了！观众都疯狂了！这怎么可能！这是一次常人所不能及的努力。比赛结束后，他到内场来找我，用他粗壮的胳膊环抱住我。“我是为了你，史蒂夫。我不能让你失望。”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让彼此变得更优秀。

高三的时候，我了解到哈佛是美国最知名的常春藤联盟大学。我觉得以自己的成绩，可以被哈佛录取。结果哈佛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把我列入候补名单。阿姆斯特朗教练建议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参加田径队，甚至做了相关安排。我表现得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少年，我说不去，因为我觉得普林斯顿大学只是因为我体育好才录取我。耶鲁大学也录取了我，但我就认准了哈佛，这是我给自己设计的未来的一部分。为此，我决定打电话给哈佛大学招生负责人，说服他招收我。我找到了他的名字和招生部门的主机号，带了一大堆25美分硬币到学校打付费电话。我不想让父母听到我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我自己完成的事情。我把硬币一枚接着一枚塞进电话，全身微微发抖，内心充满恐慌。

“您好，我是宾夕法尼亚州阿宾顿高中的史蒂芬·施瓦茨曼。我已被耶鲁大学录取，但我在贵校的候补名单上，我真的很想上哈佛。”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院长问道，“我从不与学生或家长交谈。”

“我打电话说找您，他们转了您的分机。”

“我很抱歉，今年我们不会从候补名单上招生。新生班已经满额了。”

“这真的是一个错误，”我说，“我会非常成功，您会很高兴代表哈佛录取了我。”

“我相信你会成功，但耶鲁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你会喜欢这个大学，也会在那里拥有一段很棒的经历。”

“我相信我会，”我还在坚持，“但我打电话的原因是我想上哈佛。”

“我理解，但我帮不了你。”

挂了电话后，我几乎要站不住了。我高估了自己自我推销的能力。我不得不接受对方的拒绝，去了自己的第二选择：耶鲁。

在我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教育的理念，这也是我一生始终信奉的一个理念：

那年夏天，我在一个夏令营担任顾问。在开车接我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我即将进入一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不管是在耶鲁的人，还是上过耶鲁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他能给予我的唯一帮助就是爱我，让我知道我总有家可归。除此之外，我只能依靠自己。

————

在耶鲁大学一年级，我和两个室友共用两间卧室和一间书房。幸运的是，我自己住一间卧室。一个室友来自巴尔的摩市的一家私立学校。他在客厅墙上钉了一面纳粹旗帜，在玻璃柜里存放了第三帝国的纳粹奖章和其他小物件。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伴随着一张叫作《希特勒行军》的专辑入眠。我的另一个室友整个第一学期几乎没换过内衣。于我而言，大学可谓是真正的调整。

耶鲁大学的大食堂是一栋砖砌建筑，高耸在校园中间。大食堂建于1901年，旨在纪念耶鲁大学建校二百周年。这里像是一个几百人就餐的火车站。餐桌上的盘子、餐具和托盘叮叮当当，椅子挪动吱吱作响。第一天走进大食堂的那一刻，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感觉非常不对劲。这个食堂的氛围跟阿宾顿高中的餐厅氛围完全不同。过了一会，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没有女生。在阿宾顿高中，我认识每一个人。而在1965年秋天的耶鲁大学，有10 000名学生，其中4 000名本科生，我却不认识任何人。与两个不正常的室友为伴，没有一个姑娘，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内心的孤独难以名状，所有的人和事都让我感到不快和惶恐。

虽然我跟阿姆斯特朗教练说，我不想去普林斯顿继续赛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是因为短跑成绩才上的耶鲁大学。我拥有宾夕法尼亚州100码短跑纪录，在阿宾顿高中440码和880码接力队里跑第一棒，获得了州冠军，全美排名第四。我的学习成绩和S 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虽然都很好，但我被录取的真正原因还是赛跑成绩。

耶鲁当时的教练是鲍勃·吉根加克，他非常有名，前一年曾执教美国奥运代表队。我们这些新来的跑步选手在去参加训练的时候，每个人会领取一张卡片，上面有详尽的个人日常训练计划，然后单独进行跑步练习。然而，没有阿姆斯特朗那样的教练激发我跑步的潜力，没有亲密的队友跟我一起说笑嬉闹，也没有让我拼命地跑到呕吐的动力，我觉得自己将来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拿到常春藤联盟短跑冠军。而且，要拿到这样一个冠军，就必须跟一个平淡无奇的教练和一个不关心我的团队一起训练，这让我心有不甘。于是，我一反常态地放弃了田径训练。当然，我还不确定自己想追求什么，虽然田径曾经塑造了我，但现在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达成理想的途径和方式了。

学习方面，我也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我选的专业不太寻常，叫作“文化和行为”，这个学术领域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之所以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它听起来很有趣，是对人类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理解人们的目标和动机。但我在基础知识上的学习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班上只有8个人，却有4个教授。我的许多同学来自美国最好的预科学校。他们不仅彼此认识，也了解这门学科。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关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抄写员巴特比》，得了68分。第二篇论文得了66分。我跟不上课了。我的导师阿利斯泰尔·伍德把我叫到他的阁楼办公室。他是个年轻人，但穿得像个老教授：花呢毛衣，普莱诗便装外套，肘部有补丁贴布，浅底深色方格图案，再加一条绿色针织领带。

“施瓦茨曼先生，我想跟你谈谈你论文的事。”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为什么？”

“我没什么见解，表达也不好。”

“天哪，你真不傻。你比我总结的还好。所以我必须先教你如何写作，然后再教你如何思考。因为两者不能同时学习，我会给你接下来几篇文章的题目，我们先专注于写作技巧，然后我们再专注于思考方式。”

他看到我的潜力，并且着手系统地为我配置我需要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耐心和善良。我开始相信，教学不仅仅是分享知识。为人师，就必须消除他人学习的障碍。就我而言，障碍是我所接受的教育与同班同学之间的差距。就在那一年，我入选院长嘉许名单，从一名差等生一跃成为班里的尖子生。

————

大一结束了，我需要一次冒险，做一些与典型的暑期零工不同的事情。在全是男生的耶鲁校园待了一年，我想在海上过夏天，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港口停留。这也许是我所需的有效的理疗方式。开始的时候，我试着在纽约的码头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当时的码头工人联盟被黑帮控制，不会接受一个没什么关系的大学生。他们建议我去布鲁克林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联盟。他们提醒我说，钱肯定不多，但至少可能会找到活儿。我到工会大厅的时候，他们快要下班了。一面墙上贴满了3英尺×5英尺的卡片，上面是招聘信息，却没有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但前台接待员说如果我加入工会，就可以给我一个地方睡觉，看看明天有什么机会。我接受了他的提议。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身材魁梧的斯堪的纳维亚水手试图爬到我的身上。我吓坏了，落荒而逃，在马路上睡了一夜。太阳出来之后，我去了街对面的一个浸信会教堂参加晨祷，等着工会大厅再次开门。

公告牌的信息已经更新了，我发现有一张卡片上写着“目的地未知”。我问前台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目的地完全取决于运送的货物。船航行到韦拉扎诺–纽约湾海峡大桥后，就能知道是去哪了。如果左转，就是去加拿大，右转就是去加勒比海或拉丁美洲，直行则是去欧洲。这边唯一的工作是发动机室擦洗工，是挪威油轮上最低等的工种。我接受了这个工作，负责擦洗机房油污，保持机房清洁。船航行到韦拉扎诺–纽约湾海峡大桥，我们右转，前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油轮上的食物只有熏鱼、难吃的奶酪和凌尼兹啤酒。发动机室温度很高，一杯啤酒下肚，可以直接看到汗水从皮肤里渗出来。我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装在木箱里带上了船，不工作的时候，我就读书，他所有的书我都读了。挪威船员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但在危急时刻，他们会站在我这边。在特立尼达的一家酒吧里，我搭讪错了对象，结果招来一顿拳打脚踢，弄得酒吧桌椅纷飞，像旧西部的沙龙混战，在这关键的时候，船员们团结起来制止了这场混战，我得以侥幸逃脱。

我们向北航行到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航行结束后，我乘巴士返回布鲁克林，又找了一份工作。这次的船条件好多了，是丹麦的柯尔斯滕·斯科货轮，白色船体装饰着蓝色线条，看上去非常气派。我的工作是二厨，每天凌晨4点起床，烤面包，做早餐。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们左转驶往加拿大，装载酒和木材，然后前往哥伦比亚运送香蕉。每当货轮停靠港口，就需要用大网来装载和卸载货物。那时候还没有集装箱，整个过程要持续三四天，于是我有充足的时间去附近转转。在圣玛尔塔，我在一个沙滩酒吧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晚上。当夜幕低垂，沙滩上点起了圣诞灯，不知不觉，我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断片失忆。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有人开车送我到码头，把我扔在了那里。当两天后醒来时，我已经在船上，全身淤青。我一定是被抢劫了，还被臭揍了一顿。是船员们找到了我，把我弄到船上，轮流照顾我，直到我醒来。当我恢复意识时，我们已经出海，我几乎连路都走不了。货轮继续前往卡塔赫纳，穿过巴拿马运河到布埃纳文图拉。后来，我不得不重返耶鲁。

在海上待了三个月，再次回到单调的纽黑文，我感到非常不适应，满脑子都是弗洛伊德、港口、沙滩、酒吧，还有沿途接触的姑娘。整个夏天，在同学忙着打网球、在办公室工作时，我则在发动机房汗如雨下，在哥伦比亚的酒吧与人大打出手。我的暑期经历十分刺激又极具挑战性，并且每次都能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相比之下，纽黑文的生活越发显得单调乏味，令人倍感压抑、苦闷。在《耶鲁每日新闻》的头版，我看到一则广告，说如果感到沮丧，那么建议去大学健康系看精神科医生。我决定试一试。精神科医生的装扮中规中矩，拿着烟斗，戴着领结。我跟医生诉说了我的那个夏天，那些航线、那些姑娘、那些港口，还诉说了我有多么不想再回学校。

“你当然不想回来，”他说，“为什么想回来呢？你不需要治疗，这只是戒断症状。坚持一下，把心收一收，过几个月就没事了。”

事实证明，他说的对，时间是最好的解药，渐渐地，我的心归于平静，我准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度过在耶鲁的时光。

————

后来，我转到了达文波特学院，这是耶鲁的一个住宿学院，前总统乔治·W.布什毕业于此，比我高一届。学院的餐厅比大食堂小得多，所以在午餐或晚餐后，我不是直接回自己的房间或去图书馆学习，而是倒一杯咖啡，在餐厅里跟其他学生一起坐下聊天。

为了赚取生活费，我获得了耶鲁文具的特许经营权，走遍了整个大学的每一个楼梯，向学生推销带有个性化信头的书写纸。我用赚到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立体声音响——我喜欢听音乐。

我还把目光投向了“高级社团”，这是一些秘密俱乐部，其成员有校园里最杰出的学生，体育队的队长、学生出版物的编辑、无伴奏合唱团威芬普夫斯的团长。这些俱乐部的名字都很神秘，像骷髅会、卷轴和钥匙协会、狼首会、书蛇会等。入选成员要发誓永不向他人提及社团，也不讨论俱乐部内部发生的事情。其中，骷髅会是最独特的。在大四前，我还有两年的时间能引起会员的注意。

耶鲁风景最好的地方就是布兰福德学院。我常常坐在院子的长凳上，一边听着哈克尼斯塔的钟琴声，一边思考，组织些什么活动，才能让整个本科生团体热血沸腾呢？哪些活动是别出心裁、吸人眼球的呢？我最不寻常的成就就是在入学体检时创下了大学的跳高纪录——42英尺。但是我知道自己还能做得更多。我和小安东尼在阿宾顿的经历教会了我重要的一课，而我一生都在重复这一课：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度是一样的。两者都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如果决心做事，就要做大事，要确保你的梦想值得追求，未来的收获可以配得上你的努力。

我体会到，耶鲁本科生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女性的陪伴。耶鲁校园新哥特式建筑群里，有成千上万的男人都渴望看到女生的身影，更是急切盼望她们的陪伴。这个问题明显需要解决，但没有人在尝试。我决定改变这一切。

16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我去看了鲁道夫·努列耶夫和芳廷的芭蕾舞表演。他们优雅的舞姿深深地吸引了我。少年时代，我的肩膀严重脱臼，在床上躺了1个月。为了打发时间，我每天听10个小时的古典音乐唱片，从格列高利圣咏开始，以柴可夫斯基伟大的芭蕾舞曲结束。在耶鲁读书时，我们的院长是塔夫脱总统的孙子霍勒斯·塔夫特，他的妻子玛丽·简·班克罗夫特发现了我对芭蕾舞的兴趣。她和我分享书籍，教了我很多东西。我问自己，如果我把自己对芭蕾舞的兴趣和社会活动志向结合起来，请一群芭蕾舞演员来给耶鲁的男人表演，会怎么样？这样，我一定会引人注目！

我需要一个组织，所以我创立了达文波特芭蕾舞学会。然后我开始给七姐妹女子学院舞蹈系的负责人打电话，邀请他们的舞蹈演员在达文波特芭蕾舞学会的舞蹈节上演出。其中五个学院同意了。最后，我联系了一位杰出的报纸舞蹈评论家沃尔特·特里，说服他从纽约过来对我们的舞蹈节进行点评。从无到有，我把舞者、评论家和观众组织在一起。事实证明，我对耶鲁男人的预判是正确的：演出吸引了大量观众，我开始在校园小有名气。

既然我们能从其他大学请来最好的舞者，为什么不尝试邀请专业人士呢？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芭蕾舞团是纽约芭蕾舞团，由乔治·巴兰钦担任艺术总监。我坐火车到纽约，在剧院后门晃来晃去，趁保安不注意，钻进后台的办公室，四处询问，最后找到了经理。

“你在后台搞什么鬼？”他问道。“我来自耶鲁大学芭蕾舞学会，我们想邀请纽约芭蕾舞团来到纽黑文演出。”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向他推销这个方案，“学生们没有钱，但他们喜欢芭蕾舞，他们是你们未来的观众和赞助人。”我一直介绍这个活动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理终于退让了。

“这样，”他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团都带过去。只带一个小团，没关系吧？”我告诉他，绝对没问题。于是，纽约芭蕾舞团来到纽黑文演出了。这又是个轰动校园的大热门事件。既然与纽约芭蕾舞团建立了关系，我再次提高了赌注，跟经理商量：“我们只是上千个喜欢芭蕾舞的穷学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免费看演出呢？我们买不起门票。”

“这个做不到，”他告诉我，“我们靠的就是卖票。但是我们会做彩排，所以如果你想让尽可能多的同学来看《胡桃夹子》的彩排，我们可以安排。”于是，舞团安排了彩排，我安排了观众，向所有的女子学院发出了邀请。彩排的时候，整个剧场坐满了耶鲁的男同学和女子学院的女同学。彩排结束时，我已经成为学生芭蕾舞主办人，像耶鲁大学的索尔·胡洛克。从此，我名声大噪，我就是那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

————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了解到，耶鲁大学一直试图增加对内陆城市学生的招生数量，这一想法对学校的发展非常有帮助。但和其他常春藤盟校一样，这项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这是因为耶鲁大学招生部门的人手不足，所以无法走遍美国去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如果不能前往离纽黑文较远的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他们就无法广泛宣传耶鲁大学教育的内容和益处，许多潜在的候选人也就不能对耶鲁大学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进而认为自己肯定不适应这个学校，更负担不起所需费用。最终，他们就不会有申请耶鲁的意愿，这实在是件憾事。于是我想了另外一种办法，并与耶鲁大学招生院院长沟通。我的办法是派出一小批学生，让他们邀请候选人来参观耶鲁大学，费用由学校承担——不是招生院去找候选人，而是请他们来到学校参观。在他们参观学校期间，我们可以向他们介绍耶鲁慷慨的助学金项目，让他们了解到任何人都不会因为缺钱而被学校拒收。

院长非常认可我的想法。我们决定从我的家乡费城开始。这是一个试点项目，也是名校对此类项目的首次尝试。第一次去南费城高中时，我遇到了一个出生在开罗的男孩，他因为犹太人身份被迫离开埃及。他一开始搬到法国，然后去了意大利，最后在5年前搬到了美国。他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很高，会讲阿拉伯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可以阅读希伯来文。而这位优秀的候选人生活在内陆城市，并且从未听说过耶鲁。我担心当这些学生（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第二代移民或非裔美国人）访问耶鲁时，他们可能会对耶鲁校园里那些自以为是的有钱精英白人团体感到反感，所以我们对参观当天的日程进行了设计，让他们尽可能接触到实用的信息。首批来校参观的80名学生将根据兴趣分成小组，两三人一组，每组搭配一名本科生。他们会参观实验室或使用大学广播室，然后去招生办公室，讨论教育费用支付问题。

我们接触的一些高中担心我们此举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们向这些学校表示：要进入耶鲁并非易事，学生必须通过竞争拿到入学名额，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不仅可以申请其他学校，也可以申请耶鲁，耶鲁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敞开。后来，那个来自开罗的男孩最终被耶鲁录取，并顺利入学。在我毕业后很久，这个招生方式一直延续下来，并长盛不衰。

————

在大学最后一年，我决定与“禁止女性在宿舍过夜”这条有着268年历史的校规做斗争，以解决耶鲁大学男性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当时正在跟当地大学的一个姑娘约会，所以对我而言，这件事既是个人诉求，也是社会诉求。

传统的解决方式就是约请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起开会，以此推动改变现状。但我知道这样做会发生什么。行政管理人员会西装革履地坐在那里，告诉我女性会让人分心，会让年轻人无心学习，会改变大学宿舍的气氛。他会列举一长串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原因。他会一直保持微笑，但最终还是一切照旧，因为这条规定已经有近270年的历史。所以，我需要另辟蹊径，从学生入手。我列出了校方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把意见做成了一份长长的问卷：你认为改变禁宿规定会影响你的学习吗？周围女性增加是否会让你分心？等等。

我组织了11名学生，在饭点的时候站在11个学院餐厅的外面，把调查问卷分发给所有的本科生。我们的回复率接近100%。然后我去找了我的朋友里德·亨特，时任《耶鲁每日新闻》副主编（在克林顿总统就任期间，他是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负责人）。“里德，我这里有一份废除禁宿规定的调查。”我告诉他，“这是条爆炸性新闻。”

3天后，禁宿规定成为历史，而我也登上了学校报纸的头版——“施瓦茨曼倡议：民意调查投票废除禁宿规定”。校方不想陷入争执，所以把责任推给了我和民意。这是我首次体验到媒体的力量。后来，骷髅会选择我入会，当年6月，我受命负责组织毕业典礼，届时，我将成为耶鲁大学毕业典礼的代言人。

我从第一次孤独无助地在大食堂吃饭，一路走到现在，这真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充满戏剧色彩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