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划时代转折

2019年2月，我应华为邀请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从大会场馆到巴塞罗那街头，到处闪耀着“5G（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is in”（5G时代已经到来）的口号。数万家参展企业齐聚巴塞罗那，从华为这种世界顶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到西门子、GE（通用电气）、谷歌、苹果这些国际巨头，从奔驰、宝马等著名汽车企业到各种机器人企业，从百年老店到创业企业，无不以5G和AI（人工智能）为其最鲜明的口号和最重要的战略。大会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人类确实正在进入一场新的划时代的工业革命，那就是人工智能革命。

任正非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间，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其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人工智能。人口众多将不再是成为工业大国的必要条件和优势。加拿大、瑞士、德国将成为工业大国。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个人的工作量将相当于十个人乃至上百个人的工作量。加拿大将变成拥有3亿人的工业大国，瑞士将变成拥有8 000万人的工业大国，德国将变成拥有8亿人的工业大国。

因此，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即将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完成——我们正在经历划时代的人工智能革命。现在非常热门的5G技术，其实也可以看作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突破和准备。5G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万物互联。中国现在处于5G技术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华为的5G专利在全球首屈一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说明中国追上了新工业革命的脚步，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主要是制造业产业的量的扩张），但我们的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有许多优势，但中国拥有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却很少，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远。如今恰逢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可能持续数十年乃至上百年），这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中国各个行业的企业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我们靠什么实现了经济的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找到答案。总体而言，它的实现是依靠邓小平开启的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从基本增长方式上来说，改革开放让中国低人工成本的优势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还有人总结过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呢？这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市场竞争+后发优势”。而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奠基人科斯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产权+市场经济”。这些概括都有道理。

然而依我看，市场化改革、市场活力的逐步释放，尤其是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是中国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应给予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企业充分的肯定、全方位的支持和大力弘扬。

首先，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2018年，刘鹤副总理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半壁江山。

其次，政府越少干预的产业发展得越好。计划经济色彩越浓的地区和产业，其发展就越差；计划经济色彩越不浓的地区和产业，其发展就越好。互联网行业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同时，深圳和杭州成为颇具活力的创新中心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最后，目前我国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创新活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从底层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客观地说，具有创新活力的国有企业实在不多，甚至可以说，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下面是一些大家都熟悉的例子。

华为：华为于1988年创立，注册资金2万元，如今销售收入接近万亿元，成为全球最领先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它还是5G行业的领袖企业，每年的研发投入超过120亿美元，排名位居世界前五；它的业务覆盖全世界170多个国家，成了真正的大型跨国高科技企业。

腾讯：腾讯于1998年创立，如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于1999年创立，如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吉利汽车：传奇创业家李书福艰苦奋斗数十年，使吉利汽车成为全球汽车巨头之一。

广州长隆：草根企业家苏志刚经过30年的奋斗，使广州长隆成为全球最优秀的主题公园之一。

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所以，一旦中国企业家奋发创新，中国经济必将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刘鹤副总理说得好：“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必须同时承认，我们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次历史性跨越的实现付出了很大代价，或者说付出了沉重代价，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经济结构失衡、地区发展失衡、产能过剩、金融风险等，且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家可以看到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包括具体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经济的转型升级来展开的，其核心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有经济学家用“突围”来形容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其必须要跨越的台阶，该说法形象生动，抓住了要害。成功突围依靠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

十九大报告描绘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

讨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我们必须要牢牢掌握对中国经济大趋势的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非常精彩的一段话，它值得我们仔细去琢磨。

这段话对中国经济大趋势给予了高度的总结和概括。

而中国经济大趋势就是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完成的第一次历史性跨越。这个历史性跨越是指量的扩张，基本工业化的完成，完整加工制造体系的建立。这是了不起的成绩。第一次历史性跨越或者第一个高速增长阶段主要是指量的扩张。现在，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从量的扩张、速度的扩张到质量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完成这个目标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量的扩张的阶段时，其GDP增速都比较高。美国经济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经历了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在明治维新后的三十多年，以及二战后经历了高速增长。德国经济也在二战后经历了高速增长。总之，这些国家都是通过量的扩张快速实现或重新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了较高的GDP增速。相比较而言，量的扩张比较容易实现，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也能对GDP增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一旦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前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不再适用了，以前的企业经营策略和管理方法也不再行之有效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GDP增速或很多企业的收入利润增速都会大幅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对很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所以，20世纪后期的美国GDP增速基本都保持在5%以下，日本GDP增速和德国GDP增速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迅速下降到3%左右。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因此，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是一个思维方式和战略策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这个苦练内功的过程需要真正的科学精神、工匠精神，它将带领国家走向一个新时代。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一直沿着这个基本的方向在调整。但经济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就更加困难了，短则需要二三十年，长则需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

2012年，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最早的一个提法是经济的新常态。2013年、2014年，各方都在讨论经济的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我们主要从GDP增速放缓的角度来讨论新常态，也就是说中国GDP增速将从高速放缓到中高速，甚至中速。因为中国过去的GDP增速都是8%以上，或者至少7%以上（这是一个很高的速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尤其是大国），其GDP不可能永远维持高速增长。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英国也好，任何国家的GDP在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后，GDP增速都将放缓。

比如，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GDP增速都维持在9%甚至10%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奇迹。所以日本在二战之后，很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战后，德国的GDP增速也非常高。德国每年的GDP增速都超过了7%，有的时候更高。

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GDP增速都大幅度地下降了（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如今的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GDP增速很少超过2%，偶尔可能为2%~3%。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GDP增速也是很高的（5%以上），但后来其GDP增速也开始放缓。

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里根供给学派经济政策革命”——里根实施的大幅度减税政策。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减税，和今天美国的减税政策异曲同工。实施里根减税政策之后，美国的GDP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增速达到5%左右，但后来的GDP增速也逐步放缓。现在美国的GDP增速若能达到3%或3.5%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很难超过4%。

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最高决策层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虽然这个新常态着眼于GDP增速，但它告诉我们要有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心理准备——不再单纯追求GDP增速和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所以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GDP增速的强调在逐渐减弱。2017年以后，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取消了“确定GDP增速指标”的要求。中央已经提出要从省市开始确定高质量增长的政绩考核体系，并且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一直在沿着这个方向调整。

为什么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维持高速增长？因为一旦经济这块“蛋糕”被做大了，需求就会减少，投资机会自然就会减少，新增空间变小，经济增长自然就会放缓。譬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在得到满足之后，这部分需求就不可能高速增长了；汽车发展初期，人人都想买车，每年汽车销售量的增速都是两位数，等到多数人或有购买力的人都拥有汽车之后，需求必然大幅度减少，所以这两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都是负增长；在房地产行业发展初期，人人都需要房子，房地产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期，当大多数人都拥有房产之后，购买力被释放，房地产行业就必然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或没有增长或负增长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这个道理，高速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可见，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是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有一些经济学者试图用复杂的模型来论证“中国经济未来可以高速增长30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些预测是在很多假设的前提下做出的，不具有参考价值。事实也已证明有些预测是错误的，我们需要面对现实。

党的十八大之后，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一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应该注意，新常态强调解决GDP增速过快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不可能再维持高速度？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经济内在的增长速度（对应的经济学名词是“潜在增长速度”）或者国家现在的资源状况、技术水平所允许的潜在的增长速度是逐渐下降的，那么采取刺激政策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甚至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就好比一个人虽然已经长成了一个大胖子，却是虚胖，他需要通过健身调整身体状态。如果这个人依然胡吃海喝，那么他的身体早晚会出大问题，他甚至会因病死亡。经济体系也是一样，不能“看错病”，更不能“吃错药”。

所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它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关于政策调整的决策。当然，推进政策调整工作的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到今天为止，这些改革和调整也并没有被完全落实。但从理论判断、政策判断和战略判断上看，这些调整工作肯定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而且它还取得了一些成效（虽然这些成效还不是很明显）。只是结构调整的任务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都非常艰巨，不可一蹴而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结构失衡问题也变得非常突出。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包括很多层面，如城乡发展的失衡，东、中、西部发展的失衡，各个产业之间发展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失衡，信贷资源配置的失衡，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等等。

经济结构失衡似乎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譬如，老百姓最关注的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就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年轻人无法为将来的孩子找到托儿所和幼儿园。虽然我国的很多城市已经高楼林立，但这些楼盘却大多为商品房住宅项目。一方面是商品房过剩，另一方面是教育和医疗设施短缺。这难道不是最突出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吗？我国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一方面是低端钢材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钢材（比如用于制造高端武器装备的钢材）的进口依赖。类似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还有很多。经济结构失衡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当然，结构调整的过程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经济大趋势的判断更加系统和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将不再是量，而是质，即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预示着中国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战略部署是符合中国经济现实的。当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讲的这些战略部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