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研究综述

贾平凹研究在中国

李雅昕

从“商州文学”到《极花》，贾平凹历经几十年依旧保持充沛的创作活力，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数量可观，且受众广泛，从普通读者到研究者，凡具有一定阅读经验的中国读者几乎无法绕开贾平凹。关于贾平凹的研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绵延至今，研究论著繁如星斗。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念、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视角不断深化。批评者每每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此贾平凹的作品常常饱受争议，毁誉参半。尤其是《废都》的问世，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撼文坛，掀动批评热潮。笔者对近四十年的贾平凹研究进行梳理，大致归为以下七类：一些学者关注贾平凹精神气质的变化对于创作的总体影响，其中不乏新颖的观点；众多批评家则尝试从文本出发解读某部具体作品，精彩论述比比皆是；另有研究者发现了乡土与地域在贾平凹作品中的独特性，主要探讨贾平凹的乡土情结与精神家园；较多论者肯定并发掘贾平凹小说的美学价值；而宗教哲学对于贾平凹创作观念的影响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有学者从审美风格、文化意义等方面将贾平凹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述评类的文章较少，但表征出研究者对贾平凹持续关注的兴趣，研究趋向成熟。

一、作家综论

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贾平凹的人格精神对其创作的影响。

孙郁从贾平凹的小说与散文中体察到古风韵致、古人气象。认为他的文学观念既与京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所超脱：“较之一般京派文人的文字，他深味染古而又脱古的重要，拒绝惯性，拒绝旧途的重走，有所不言而言，在词语的陌生化里另觅蹊径，是他的苦苦追求。”

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如实地描述贾平凹的“生命审美化”和创作中的审美情状。他认为“对于‘生命审美化’的作家来说，美就是人生，是一种生命活动和生命过程”。并举例说明贾平凹创作和生活中的审美心理。

程光炜以新颖的研究视角，发掘贾平凹人生历程中的关键词：“中年”“病与死”“创作与现实”“故乡”，其中消极与积极纠缠并存。解码他充满矛盾的双重身份：“‘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久居古都的乡村士大夫’。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比较少见的。”

谢有顺认为贾平凹既具有传统文人意识，又有着自觉的现代追求。他的作品在语言上借鉴传统，在精神上吸纳现代意识；他创造了“生活流”的独特叙述方式；对五四新文学传统有继承，有反抗。谢有顺这样评价贾平凹“我曾说，一个伟大的作家本身就是一部小小的文学史……这也就是贾平凹体量比别人大，来源于他不断地在传统与现代中往返博弈，既扩大了传统的边界，也深化了文学的现代精神”。

李星的《贾平凹的文学意义》（《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以时间为线索，探讨贾平凹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肯定了贾平凹点石成金、化丑为美的艺术想象力，认为他保持了对“东方艺术境界的神往和追求”。

梁颖的《贾平凹的角色定位与自我身份认同》，从五个方面对贾平凹的独特精神气质与角色特征进行了捕捉和评判。她认为贾平凹是天才型的作者；“疏离政治视角，醉心道禅，游走在边缘而远离中心话语”，持续边缘化的创作心态；居安思危，不断变化，超越自我；摇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陷入批评价值的混乱。

高春民将贾平凹的精神变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伊始的创作到《废都》问世，是第一个阶段——从时代的浮躁到心灵的迷失；以《白夜》和《高老庄》为代表，作为第二个阶段——从精神的游荡到尴尬的逃离；从《秦腔》到《极花》的出版，为第三个阶段——从土地的荒芜到精神的溃散。他认为贾平凹历经如此精神嬗变原因是在城乡之间无法找到平衡点。“这种双重视角、双重立场致其思想情感一直处于对立、分裂和矛盾的状态之中，而这或许恰是这位文坛鬼才感世忧怀的动力，也是其笔耕不辍的源泉。”

二、重要作品研究

对贾平凹作品进行文本解读的文章数量浩繁，这里围绕贾平凹八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以出版时间为顺序，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论述进行归纳。

（1）《浮躁》。李星的《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浮躁〉论片》，着眼于作家的主观感受和理性认知，分析《浮躁》的艺术价值，认为作家的主观性已经成为作品结构的有力部分，进而成为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而《浮躁》的思想价值则在于“由人生意味到时代意味、由生存个体到个体生存着的广大社会的过渡和加强”。接着肯定其没有结构的结构，旧小说的语言，以及性描写对整体作品构成上的必要性。

（2）《废都》。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对《废都》的书名、整体精神特征、写作意图、庄之蝶形象、性描写、叙事形态和风格类型等方面解析了《废都》，“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李敬泽《庄之蝶论》，十七年后，围绕庄之蝶展开批评。他认为《废都》叙事文本中的“□□”造成了庄之蝶的逃离，使他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把个人的责任交给了时代和环境。《废都》是以人的恒常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实际上写出了现代人精神中的古代因素，“他复活了中国传统中一系列基本的人生情景、基本的情感模式，复活了传统中人感受世界与人生的眼光和修辞，它们不再仅仅属于古人，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基因里就睡着古人”。而庄之蝶的出走，又将存在的难题交给了读者。郜元宝的《意识形态、民间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世纪末哀绪》，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剖析《废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疏离，而向民间文化走近，把《废都》现象看作知识分子回归民间文化的氛围。然而走进民间的知识分子并未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贾平凹用古典小说以痴呆癫狂的神秘局外人收拾残局的模式，对‘庄之蝶’们的生存进路以及他们沉溺其中的民间社会、民间文化来了个大否定”。王尧的《重评〈废都〉兼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从叙事角度解读《废都》知识分子问题，认为不是贾平凹放弃了“宏大叙事”或者解构了“宏大叙事”，而是在贾平凹写作《废都》之前或者写作《废都》时，“宏大叙事”已经被解构，“贾平凹的劣根性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但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局限，而是在‘废都’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得出《废都》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法救赎的可能性的结论。赵学勇、王鹏的《欲望的纵情与狂欢——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认为欲望叙事需要张弛有度，批判了贾平凹90年代小说纵欲主义泛滥和过分露骨的性描写。贾平凹90年代小说“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主体精神下滑与人文精神失落的典范”。从地域影响、时代影响、美学追求、沉默冷静、文化心理、性意识；传统文学给养；消费主义文化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原因探究。邵宁宁的《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从文化角度对《废都》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批评，描述了社会转型期文人价值的失衡。从传统的政治——伦理型社会，向现代经济——法律型社会的转移进程中，情与义，欲与利的关系，被大大地颠覆；“本来只是依附在某种政治机体的外缘，起一种装饰点缀的作用”的文化名人们，在经济意义远远超越了政治意义的工业文明的城中，惶然不知所归。知识分子无论对居住城市、夫妻关系，还是生命意义都感到无家可归，于是从女性身上寻求母爱的寄托。王富仁的《〈废都〉漫议》，从自身对西安的感受出发，推断《废都》的创作心理，乃至中国人的腐败心理；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得出贾平凹与其文学分裂的结论，“有一个贾平凹跟着他的作品走进了社会，而有一个贾平凹则被抛弃在自己的躯壳内”。费团结将《废都》中的庄之蝶，与阎连科的《风雅颂》中的杨科进行比较，“以探讨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困境及其出路……”

（3）《高老庄》。谢有顺在《贾平凹的实与虚》中探讨了《高老庄》的虚实问题。他认为，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担的作家”。文章通过对子路、西夏及高老庄人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老庄在非常细致、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刻画当中，表现出世纪末的焦躁，表现出对当代中国的忧患。这即是《高老庄》的实与虚。作者肯定了贾平凹写实的方面，但虚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没达到大虚的境界。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以《高老庄》为核心，解读作家的文化心理。子路的回家具有明确的自省意识，更多了批判和审视；西夏是高老庄的新的文化坐标，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菊娃则是乡村文化的代表。《高老庄》中开阔的文化姿态和感觉层面的艺术视野“又构成一个合题”。

（4）《秦腔》。陈晓明的《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从叙事主体和美学角度剖析，认为一直以来被中国文学作为叙事主体的乡村正在萎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萎缩，而贾平凹的《秦腔》则表达了乡土中国历史叙事的终结；小说充满了生活碎片，不再叙述宏大的故事，尤其是叙事采用引生这个半疯子的视角，“非常尖锐地表达了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乡土文化崩溃了，消失于杂乱发展的时代，但对其消失的书写本身又构成另一种存在，那是一种文化以文字的形式的还魂和还乡。”张晓琴说《秦腔》是对土地与乡土文明的哀挽，论述中抓住四个关键词：“秦腔”的式微代表着乡土文明行将消亡；面对“土地”，“……在现代文明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农村被边缘化，物质和精神上双重萎缩”；“生活流”的写作方法，加上引生的叙述，“他让《秦腔》具有了精神性叙事的品质”。；引生的“疯癫”比全知全能的叙述更加自由、丰富，而他的自残则成就了一种精神之恋。

（5）《高兴》。陕西评论家李星撰文《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主要从人文批判和语言艺术的角度评价《高兴》。“《高兴》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忽视人文价值、牺牲几代人利益的、反人文的发展。”刘高兴的形象“承继着人类的人性理想，排斥着社会环境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小说语言简洁，却在口语化的叙述中饱含着对社会自然本相的深刻揭示。

（6）《带灯》。谢有顺、樊娟在《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关于〈带灯〉》中，对《带灯》这部作品从海风山骨的角度进行了解析，这是他从明清韵致向两汉品格的转身，《带灯》的“柔软与硬朗相宜”，这部作品既关注社会伦理，也关注个体伦理。“海风与山骨，阳刚与阴柔，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绝望与希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这一阶段的写作面貌。”陈晓明的《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从重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女性形象，“带灯的光无法照亮现实的黑暗”。带灯既具有现实性又带有理想性，带灯并没有完成现实向理想的升华，她最多只能实现自我的救赎四个方面解析，得到带灯这个人物预示着政治伦理的困境与美学理想的终结的结论。而李星则主要从社会问题的层面看待《带灯》。通过对《带灯》所反映的群政危机的把控，并借用李敬泽的话，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始终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樱镇的危机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危机。通过对带灯这个人物的分析，肯定作者收放自如的章法布局，使得“坚硬而残酷、痛苦的现实小说，具有更多的心灵空间和优雅的品质”。

（7）《老生》。谢有顺、苏沙丽在《不仅是伤怀——读〈老生〉的随想》中谈到，贾平凹对百年历史的叙述方法上的处理有两个特点：“一是力图追求一种叙事的客观性”，“二是尽量回避了正史的写法”。在面对乡土的衰落，贾平凹不再限于审美或悼挽的姿态，而是摹写现实的细节，以细节带动情节；另外，唱师这个角色延续了他以往作品的特征，以超然角色拓展小说的意蕴空间，却也难免给人生硬之感。王尧认为，《老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以《山海经》作为解读《老生》意义的密钥。认为《山海经》在结构上对《老生》产生了影响：唱师与《山海经》之间互为表里，“神话”的历史为我们呈现真相。而《老生》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原生态’呈现了底层的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和改革，其中包括环环相扣的暴力，以及由于偶然的原因成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从而对百余年的国民性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张学昕以《老生》为切入点，论述贾平凹面对一百年中国历史的“世纪写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贾平凹在更大的胸襟和气度里，想寻找的是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民族在一个世纪里的尘埃。”而商洛则是贾平凹精神起源与回返的“原点”，是他获得历史或现实精神解码的重要来源。程华认为，贾平凹小说中的抒情特色体现为抒情氛围的营造、叙事者的情感注入、整体意象的象征手法，而《老生》的问世实现了贾平凹的叙述话语从抒情到反抒情的呈现。反抒情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叙述视角的双重性，“间隔的手法如同电影蒙太奇镜头的转换，模糊了具体的时空距离，把百年的故事放在无涯的时空领域中，感受人类在亘古荒原中的渺小存在”。作者还借助老生的特殊视角，叙述故事，编制情节，传达其对历史的超越态度。“《山海经》的引用在叙事节奏上起的是延宕故事的作用，在结构方面，《山海经》中所呈现的远古历史和现代历史正相呼应……寄意悲凉的人生感受和荒凉的历史感慨”。其二是作者注重作品中的寓言和隐喻的设置。其三是《老生》中民间方言的运用也体现了反抒情话语的特征，方言写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民间立场。

（8）《极花》。谢有顺、唐诗人以《极花》为例，探讨作家应当如何深刻地讲述苦，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悲剧。“这个时代的悲剧和绝望，核心原因是根本价值的虚空化、游戏化……呈现这种不可调和的对立、描绘在失败里挣扎的个体，这是现代悲剧的本义……它是想探求这个时代的受难者该如何实现精神自救的问题”。贾平凹凭借很强的叙事能力超越了现象式的书写，即足够密实的“物质”细节以及“人物内心围绕‘恶’和‘苦难’而来的各种现实与非现实的关联性细节……”。《极花》“白日梦”式的结尾，实现了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对现实的超越，实现自我救赎，“人物还得继续在这个充满荆棘的现世中寻求抵抗苦难的意志和希望，还得忍受现世的一切”，并且活得有尊严。

三、乡土叙事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

作为陕西作家，贾平凹将秦地当作自己创作的土壤，地域特色十分显著，赞美与批判都扎根于土地。因此学者对贾平凹小说中的地域因素关注较多。李继凯的《论秦地小说作家的废土废都心态》，认为秦地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具有共同的废土废都心态，其实质是反思忧患心态。而反映废土废都心态的代表作当推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和《土门》。贾平凹“创作心态在反思忧患的意向牵引下，开始以相当奇异的方式触摸这一太古老、太复杂的古都文化和变形的现代形态”。

陈晓明在《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中谈道：“他并不把文化当作全部，文化只是他的一些原料、一个背景。他要在性情中流露出民俗风习，要在风土人情中展现出人性。”

雷达在分析陕西“三大家”与乡土叙述的关系时，谈到贾平凹在文坛的地位是从“商州”奠定的。“故乡是作家的精神家园，也是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地。”《废都》中的庄之蝶就是一个身在城市，心在古老乡土的知识分子。而相对封闭的环境既促成了三位作家的深刻性，也带来了局限性。“贾平凹往往写出了生活是什么样子，却还难以写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程光炜在《贾平凹序跋、文谈中的商州》中以贾平凹的序跋和访谈文章为研究对象，厘清了贾平凹重回商州的原因，带着文化情怀的商州初录，以及“又录”以俯拍的角度对于“初录”的超越。“所以在我的观察里，贾平凹的‘又录’已经发展到可以借商州这个地方来说他自己文章的地步了。”最后谈及沈从文叙及故乡的文字对贾平凹的影响。程光炜的另一篇论文《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从文学史料的角度探讨“50后”这代非凡作家产生的历史根源，并以贾平凹考察商州一带作为一例，说明田野调查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如据此绘出一幅文学地理图，贾平凹四十年创作生涯的角角落落就水落石出了。”

张勇从贾平凹“‘流年式’的叙述”“传统乡村伦理的式微”“乡村社会自治性的丧失”“权力与市场的双重魔咒”四个侧面探讨21世纪以来贾平凹笔下乡村新的意义：“‘作为方法’的乡村实际上就是现代的一面警示牌”。

叶君、岳凯化的《贾平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探究《废都》前后贾平凹的创作心理。贾平凹失去了生存的现实家园、政治家园和精神家园，“灵魂面对着没有终极关怀的孤独与茫然”。他是作为一个带着深深的“失园之痛”的言说者在写作。

俞敏华以《极花》的叙事作为切入点，发现了作家在书写胡蝶的命运，以及塑造黑亮这个“理想”光棍形象时，完善了他的乡村理想。并且认为贾平凹这种固守乡土的方式来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我们将现代性简单地建构在单纯的物质追求上的时候，就标志着一种精神力度的先天性不足，这样的一种城市认同、现代性认同，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安和困顿”。并且认为贾平凹“以源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来缓解这种不安”其实是“面对社会现实的精神无力感”。

四、审美视角研究

贾平凹在艺术风格上不断地求新求变，他的小说审美特质也是学者们较多关注的话题。

李继峰的《文学朝圣的呼告和苦旅——论贾平凹审美气质的二重性及文学道路》，以贾平凹创作追求大气度的历程为主线，讨论其审美气质的二重性，即追求大气的美学视野和抱负与资质天分柔弱的才子气质。认为贾平凹没有实现“大气度”是“大气的美学向往和追求往往受制于自己的才子气质”造成的。

程光炜说：“我以为在当代最著名的十几位小说家中，他大概是对古书体悟最多最深的一个罢。”并由此对贾平凹在序跋文中谈及与“古代”有关的内容分四个方面进行整理，认为贾平凹的小说散文作品保存了中国的文学传统。

韦建国、户思社的《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比较中外读者对贾平凹作品中的“废”与“性”的接受态度。西方接受者对“废”和“性”都基本持肯定态度，而中国内地评论者在肯定“废”的同时，将作品中的性描写较多视为缺陷。而“西方读者对小说中性描写的解读与作家创作思维基本吻合”，由此得出“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结论。

李遇春对贾平凹进行了“回溯式的小说美学考察”，将贾平凹小说创作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文革”后期，从“革命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采用中式“散点透视法”结构小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废都》（1993年）为标志，贾平凹将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与古典写实主义的内核相结合，在“闲聊”中还原日常生活的原生态；新世纪以《极花》为例，提出“微写实主义”的概念，并阐释其特征：“客观冷静、价值中立的自白式写作”，“闲聊体”和慢叙事，全景式的或立体式的多元人物群像结构的雕塑。

段建军、李荣博在《贾平凹的现实主义探索及其贡献》中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梳理了贾平凹现实主义的探索道路，划分为风格成熟前的现实主义探索、精神写实的意象性现实主义、无字碑式的还原现实主义、写集体无意识流变生成的还原现实主义四个阶段，并对四个时期相应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同时谈到贾平凹现实主义写作的独创性表现为：“将现实主义真实性追求的通达方式，从经典现实主义的共时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转换为历时性的流变、生成及其‘共时性’衍射模式，既追求广度上的真实，也追求深度上的真实，从而对时代、社会与人，做到了立体地、真实地、全面地现实把握。”同时提及小说审美风格的民族化与思想境界的人类性融合，特别提到贾平凹的现代意识打破了传统范畴，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规范，“其核心是‘人文关怀’”。

五、宗教哲学视角研究

贾平凹的小说中体现出很明显的宗教哲学思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讨释道思想对其创作哲学的影响。

胡和清的《贾平凹论》从宗教角度分析贾平凹的创作思想，认为“平凹”象征“阴阳”，而阴阳是贾平凹创作中的先验主题，因此道家是适合贾平凹的生存哲学。由此，“贾平凹的创作美学，表现了一种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深度模式和东方神秘主义传统参炼成一体的尝试”。石杰在《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佛教色彩》中从佛教角度分析贾平凹的创作。认为贾平凹由于坎坷的人生遭遇，表现出宁静虚远、淡泊超脱的佛教色彩的人生观，而这样的人生观影响着他的创作。“贾平凹创作思想的核心是虚静，而根本之点是心性”。陈绪石的《论贾平凹创作中道家悲剧意识》（《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挖掘了贾平凹作品中的道家思想，并究其来源。认为贾平凹的内向性格、人生遭遇、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识都使他的创作心态与道家欲望与虚无的悲剧意识相合拍。

六、传承与比较研究

此类文章将贾平凹及其小说与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帮助读者更加透彻地辨析贾平凹创作的独特性并理解其创作体现的传承性。

雷达的《模式与活力》，探讨贾平凹创作中的“变”与“不变”。通过与张贤亮的比较，挖掘贾平凹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模式，即“女性崇拜”的倾向，而模式的轴心则是“情爱”与“性爱”。而他创作的活力则在于“他把社会的变革作为了产生他的人物情感冲突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被模式扼死，却反而呈现出了活泼的艺术生命力”。

樊星的《民族惊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采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汪曾祺、贾平凹两位作家创作实践的评析，探讨当代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血肉联系。认为贾平凹具有“人类眼光”，“中国传统士大夫‘念天地之悠悠’的忧患意识与当代思想者对人类命运的深重思考融成一体了”。

赵学勇的《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认为地域风俗的描绘与人文心态的展示融为一体，展现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的冲突是沈从文与贾平凹共同的追求；而他们的美学境界不尽相同，“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呈现的美学境界如水样的清澈、明净、透亮、秀逸；那么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却凝重、浑厚、拙朴”。

宋洁、赵学勇的《当代文学中的非常态视角叙事研究——以〈尘埃落定〉、〈秦腔〉、〈我的丁一之旅〉为个案》。从叙事学角度对世纪之交出现的三位重要作家的非常态视角叙事进行了解读，从阿来的《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到贾平凹的《秦腔》中的疯子引生，再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中的行魂，叙述方面不断补进。同时“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既是对源自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传统的承续，也是对西方、拉美等文学现代表现技巧的借鉴，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叙述面临困境时的创新努力”。

孙新峰的《三个人的文学风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作家的文化符号学意义》（《思潮与流派》2010年第4期）将作家作为一种终极的艺术符号（意象），一种独特的客观的文化生物（态）存在，从符号学和镜像理论角度进行剖析。用“车”“树”“枪”等实物阐释三位作家的符号学意义。

梁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现实主义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对三位陕西作家的继承性和发展性进行了解析。认为“贯穿于他们创作中的一条不变的线索：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在创作方法上又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而有所区别。路遥在形式上的探索相对保守，陈忠实则接受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贾平凹是最喜欢追新求异，尤其是《废都》和《秦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朱寿桐将贾平凹与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是一定时代、一定场域中一群人共有命运的执着书写者。他提到贾平凹的创作具有巴尔扎克式的背景，这一点“正体现在他同样善于揭示‘社会动力’的时代运程，也就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范畴的共有命运，同时也绝不盲目地表现‘永恒法则’和绝对命运”。并且提出关注一个时代的共有命运，在区别于其他时代时，将更加彰显这个时代的个性意义。

七、研究述评

这方面文章是对贾平凹几十年创作历程中出现的各类学者的研究性文章进行整体把握，自成角度地将这些研究梳理划分为几个阶段。

郜元宝的《贾平凹创作争鸣综述》（《贾平凹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以《废都》为分水岭，综合了《废都》之前、之中和之后三个阶段的争鸣，选取典型批评视角和代表性批评文章，进行简要介绍。涵盖了《浮躁》《废都》《怀念狼》等作品的批评。在郜元宝的另一篇论文《贾平凹文学年谱（上）》（《东吴学术》2016年第3期）中，以时间为轴，较为详尽全面地梳理了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历程，各时期贾平凹出版的作品与全国重要作品，以及相应的评论研究。符杰祥、郝怀杰撰写的《贾平凹小说20年研究评述》，该文将贾平凹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包括草创、发端（1978—1984）；徘徊、蕴积时期（1982—1984）；“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1985—1989）；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时期（20世纪90年代）。并对每一时期的研究（包括研究专著、文学史、专题史）状况做了详细介绍。黄长敏也对贾平凹创作研究、作品风格研究及重要作品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并阐述贾平凹创作研究的得失。得出贾平凹创作的当代意义是“继承传统民族文化，表现时代情绪；与世界文学接轨，把民族文化推向世界”。的结论，并指出研究方法应当多角度、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