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战争

克雷纳克（Kraynak）的《霍布斯思想中的历史和现代性》仔细检查了霍布斯理论的历史层次。霍布斯以历史写作方式写出的作品，往往被人视而不见，比如《狴希莫司》和《哲学家和英格兰法律家的谈话》，克雷纳克倒是经常引用（Kraynak，页10）。[9]如果从这些较少受赞誉的作品来看，就像从人们熟知作品的一些较不出名的段落来看一样，那么，霍布斯的理论就带有强烈的历史因素。他描述英国人的进步，从“最初的状态即我们仅存的权威是父亲或征服者，他们通过‘自然力量’统治他们的家庭和部落”，到罗马人统治时期，英格兰人发明了成文法和租税，但是它仍然分成“很多王国”，到第三个时期即威廉作为征服者，最后“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并带领英格兰进入公民社会”（Kraynak，页13-14）。

霍布斯认为，艺术、文学、科学及社会学本身，仅在第三个时期（即公民社会）才成为可能。实际上，只有在成功征服之后，在随之而来的和平中，这种文明的状况才能出现。但是这听起来有点像卢梭，人们常常以为，他的环境论对立于霍布斯对人性无休止的怀疑，不过，霍布斯把严格的注意力转移到被这种文明腐蚀的意识形态。因为即使文明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它同时也产生余闲去追求投机的科学。牧师、哲人、演说家、律师以及知识分子用意见的统治取代了自然力量的统治。为了土地或财富的战争被教条的战争取代。战争不再由需要推动（争论的最初原因），文明人为“头衔”、“身份”和“发布知识”之类的“非必需品”而竞争（Kraynak，页16）。就像克雷纳克指出的，最重要的是，霍布斯认为，人们对伙伴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了进入高级文明的途径。人类最后的目标不是安全，而是建立至高无上的意见。残忍和憎恨发展到野蛮人无法思议的新程度。

克雷纳克强调，这些观点带有在《论公民》和《利维坦》中出现的历史时代性。他看到霍布斯把历史分成以下几个时代：“预言的时代”，由近东的古代王国为代表，以相对的和平为特征，君主就是他们自己的先知；“哲学的时代”，由古希腊和罗马为代表，其中有很多派系的倾轧；以“教条的时代”，以封建的和当前的欧洲为代表，在这个时期，曾作为知识分子特权且强大有力的哲学，现在却遍布各色人中。根据克雷纳克的观点，霍布斯相信“哲学的出现和普及已经伤害了文明”（Kraynak，页18）。

要理解霍布斯对这些不同时期的评论，最好的方式就是简要表达霍布斯如下观点：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变得越来越繁荣和悠闲，所以虚荣的增长导致人们更多地争论。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霍布斯把最早的时期叫做“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国王通过武力保障安全，通过宗教授予无可置疑的权威进行统治。最早的时期与霍布斯所处的时代不同，那时，宗教的权威无可置疑。人们不能形成不同和独立的观点。但这种黄金时代没有持续多久。

霍布斯描述古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时代，是那些（通过庸众获得荣誉的）演说家的野心导致动乱纷纷的时代（卷六，《狴希莫司》，页252）。在他翻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志》的介绍性评论中，他描述古代的雅典充满了狂妄的政治家和轻信的愚民。例如，霍布斯称克瑞翁（Cleon）为“最可恶的马屁精”，他“因此是民众最易接纳的演说者”（页15）。

无论如何，霍布斯也没有减轻古代哲学家对他们时代派系之争和冲突的责任，但是，他似乎在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区分了探讨哲学的途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古代哲学家的意图模糊不清，所以一般人仍旧忽视他们的教导。在翻译修昔底德时，霍布斯赞成古人的特性，“因为一个智慧的人应该这样写作（虽然这些语词能被所有人理解），智慧的人们只会去称赞这个智慧的人”（页25）。在霍布斯的时代，这种模糊写作和训导的能力和意愿已经可悲地消失。在他的时代，无论考虑何种政治理论，都必须完全考虑普通人的意见。

当然，霍布斯多次批评，他那个时代学院门墙里学说混乱，但即使这样，也比匍匐在传教士的脚底要好，遑论那些革新。在《狴希莫司》中，他谴责传教士（比如长老会和中立派）引导人们反对已建立的英格兰教会而喜欢更民主的教会政府。他们被那些学说怂恿，受那些像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这样的哲学家的作品刺激，他们在市民国家（civil state）中要求民众的政府，就像教士在教会中要求的一样。这些民主人士使得人们

通过在议会中的长篇大论，通过在国家中和人们讨论和交流而喜欢民主制，接下来赞美自由、抨击暴政，使得人们收集他们的信息时认为，这种暴政就是他们的当局。（卷六，《狴希莫司》，页192）

在霍布斯的观念中，野心和嫉妒导致了这些煽动性的行为。牧师嫉妒教会官方的主教，民主人士嫉妒个人委员会，“他们认为那些人没他们聪明”（页192）。他们的愿望正是要把政府从君主制更迭为民主制。

假如这是对争论原因的历史解释，我们就很难完全同意多兰（Frederick Dolan）的观点，比如，他告诉我们“除了上帝的‘自然’世界，人们离开天堂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像霍布斯曾说的，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页195）。[10]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过霍布斯的历史论述，就会发现，在最早的时代，即先知的时代，天堂确实是天堂，至少霍布斯这样衡量。君主借上帝的权威统治，他们的法律和教条无可置疑，国内也就有更多的和平。根据霍布斯的逻辑，因为国内有更多的和平，国家间必然存在更多的和平。在哲学时代，人们开始从天堂坠落，教条的时代就完成了这种坠落。所有这些似乎显示出，霍布斯的理论并不像最初一样，对社会和文化的进化视而不见。

伦德（W.A.Lund）指出，霍布斯认为政治的往昔（past）不像宗族或家族的往昔那样，有足够的契约性。社会源于获取，而不是协定。但产生政府的这些实际原因，并没有与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逻辑解释矛盾。两种争论提供了不同的目的。霍布斯在自然权利之上建构它的理论，“因为他不相信过去发生的事情，能符合或控制当前的讨论……”（Lund，1988，页226）。[11]在霍布斯的时代，政府没有足够合理而持久的基础，政府的权威更容易受到挑战。因此，伦德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区分了描述的（descriptive）和说明的（prescriptive）两个种类。

他对“骚乱”的抽象解释和对英语特殊性的说明，似乎假定“骚乱”“不可缺少的原因”（causa sine qua non），在于人性的普遍真实以及人性倾向于“不满”。然而，因为那些是永恒的而且不能完全根除，他继续关注其他能与它们结合的因素来组成内战的全部“神助原因”（concourse of causes）[12]，这些原因可以公开修正和排除。（Lund，1992，页67）

我们必须记住政治权力的真正起源，政治权力立足于安全和保密的需要，还有以武力凌驾于他人的欲望。从这点来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理论根植于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对政府的原初记忆，国王“通过自然权力来统治”，却因为文明的腐蚀已被淡忘。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关注人性，因为它已经被高度发展的文明尤其是文明的教条歪曲。

至于这些观察如何与国际关系有关，我们会看到，这些国际关系从相对简单的时期发展到复杂的时期。在自然状况下讨论个体时，霍布斯解释说，即使普通人也被鼓动去战斗，这并非出于无止境的欲望，而是对安全的需要。这种需要无疑也是国王和国民的原初推动力。不过，还有其他缺乏理性的动机，霍布斯认为它使国王想挑起战斗，这在他的时代更为常见：“在新的对抗中获得名望”、“安逸和肉体之乐”、“赞赏”或成为“在某些艺术或智能方面出类拔萃”（卷三，《利维坦》，页86）。“确实我们容易看到邻国嫉妒彼此的荣誉，更不能忍受更大的怨恨……”（卷六，《狴希莫司》，页203）。在这些情况下，霍布斯不能只是对政治哲学家或政治领导人宣扬他的理论。既然残忍的武力和宗教权威并不足够，他就必须创建能吸引人的理论来建立合法的政府。这个新的理论可为众人理解，它包含了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