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柏拉图的著作及其编纂
柏拉图著作的真伪，即究竟哪些作品属于柏拉图，或者说柏拉图一生究竟写过哪些作品，这个问题最早由谁提出来的？他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提出真伪问题？柏拉图的“全集”最早由谁编纂，这些编辑家依据什么版本，他们的工作有多大的可信度？对此，我们需要顺着文本的流传顺序倒退追溯，顺藤摸瓜去考察柏拉图著作的来龙去脉，以此从根本上解决（或解释）其真伪问题。
英、德、法、意等国都有专家对柏拉图著作进行了艰苦的校勘，也都有自己的“柏拉图全集”（Platonis Opera）的现代编本，有的国家还不止一种古希腊文“全集”，比如英国就有牛津本和洛布（Loeb）本，其中最受学界认同的要数Ioannes Burnet编校的牛津本。[19]这些全集本都收录了柏拉图的“所有著作”，因而似乎无法对“真伪”问题有所参考，而此前一直到公元16世纪出版的编本似乎也不能给出真伪问题的答案，因为还不到问题的源头处。最早提出“真伪”问题的，是第欧根尼，他在《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中译本简作《名哲言行录》，似不太恰当）最早提出了“柏拉图学案”，他总结了阿里斯托芬和忒拉叙洛斯的编排，提出了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我们将逐一往前考察，理清这个问题的线索。
1.第欧根尼·拉尔修
我们据以判断柏拉图著作真伪的材料，主要是第欧根尼·拉尔修（其鼎盛年为公元3世纪上半叶）的记载，他的记述在数千年的柏拉图经学史上，是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任何研究者似乎都不能不提到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它甚至几乎是惟一可资参考的文献）。但第欧根尼的这部学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他与柏拉图学派的关系疏密程度如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的判断？
《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第三卷谈柏拉图，共109节，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1-47节讲述柏拉图的生平，48-66节叙述柏拉图的著作，余下的部分介绍柏拉图的“学说”或“主要观点”。与我们论题直接相关的第二部分又可分为三个更小的部分，开头和结尾介绍柏拉图的“对话”特点以及阅读柏拉图所应采取的方法，而中间部分（56-62节）则详细地记录了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编纂工作，这部分为后世大加征引，重复千万遍之后几乎已成“定论”。
第欧根尼的记载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写作目的，如果他是要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学术史，那么就大体可信；但如果他仅仅为了说明自己或本派的观点，兜售私货，那么我们就需要小心对待。为此，我们且先分析整个第二大部分的内容，看看第欧根尼通过其选材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48-51a节交待“对话”体的由来和性质，51b-52节证明柏拉图不是教条主义者（从其对话和逻辑就可知），53-55节从对话逻辑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柏拉图学说的性质，56节讲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了悲剧，而忒拉叙洛斯就以悲剧的四联剧（tetralogies）形式“发表”或“出版”了柏拉图的对话。57-61a节完整地叙述忒拉叙洛斯的“四联剧”式的柏拉图“全集”，这个部分几乎为绝大多数讨论柏拉图真伪问题的学者所引用，因此它虽然十分重要，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再次重复一下这个随便哪部相关著作中都能找到的材料。61b-62a节对比讨论拜占庭文法学家阿里斯托芬的“三联剧”（trilogies）编排体系。62b节列举各家各派关于柏拉图著作之开端的观点，这里的“开始”一词含义颇为模糊，从上下文来看，应指我们研读柏拉图的次序，而非柏拉图的创作顺序（详下）。而62c节则叙述了“大家公认”的“掺假”的伪作，这个论断为后世所有学者所接受，而其内容也不再纳入柏拉图著作范围内。[20]第欧根尼的这部分内容是古代对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规模最大的一次清理行为，这样庞大的工程不太可能是他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由此可见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在第欧根尼时代十分常见。
从整个第三章来看，第欧根尼撰写的是“柏拉图导读”，[21]而中间所引的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对比编排，以及作者明显偏向忒拉叙洛斯的立场，则不仅仅是简单地列举柏拉图的著作，而是表示作者所采信的一种阅读柏拉图的顺序（详下）。既然这是一篇“导读”，那么其中的记载自然比寓言故事更为可信，尤其中间罗列的忒拉叙洛斯和阿里斯托芬的文献部分（这种史料是不可能伪造得出的），但它却并非柏拉图学园中人的“传灯录”，其可靠程度当然要大打折扣。据西方学者分析，第欧根尼的生平和学说虽然都不详，但其传世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尤其全书最后一卷）明显偏向伊壁鸠鲁学派，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找不到证据说明第欧根尼是柏拉图主义者，因此，我们对于他大体可靠的记载还是要稍微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比如说他也许过分强调了忒拉叙洛斯在柏拉图文本史上的地位。至于说古人经常把传说和流言当成史料载入典籍，这种情形在第欧根尼那里似乎也无例外。
既然第欧根尼不是柏拉图的门徒，那么其“柏拉图导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即便他是学园中人，他的“师门杂记”也必由来有之。有人认为他手中必然有忒拉叙洛斯的导论性著作，其3.1节讲述柏拉图生平的部分，似乎就是直接从忒拉叙洛斯那里来的。Harold Tarrant分析了第欧根尼材料来源的五种可能性之后，认为第欧根尼的记载不是自己独创的，也不是直接承自于忒拉叙洛斯，而是来自于忒拉叙洛斯的后学，尤其是中间57-61a关于忒拉叙洛斯的那部分文献。其间阿里斯托芬以降的亚力山大里亚编辑传统在忒拉叙洛斯以及第欧根尼那里的影响依然存在，而最为重要的是第欧根尼同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在他编写这部“导读”中的巨大作用。[22]《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第三卷67节以下对柏拉图“学说”长篇的讨论更多地是“柏拉图主义”的论调，其中“灵魂、自然、善恶、正义”等问题正是第欧根尼时代的柏拉图主义者喜欢谈论的话题。
第欧根尼既不是学园中人，也不是柏拉图专家，他的材料虽与柏拉图主义者有着深刻的关联，但与柏拉图的思想相去已远，因此，他的文献记述虽较为可信，但无疑也有所夸大。[23]至于说他对柏拉图义理的分析，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柏拉图主义的理论。柏拉图著作最权威的证据，迄今还在冰山之下。
2.忒拉叙洛斯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柏拉图著作编排体系经过中世纪而来自于忒拉叙洛斯。忒拉叙洛斯生卒年和出生地都不详（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来自埃及Mendes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我们仅仅知道他是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Tiberius，公元14-37年在位）的御用“监天正”（astrologer，或译“星占家”）。忒拉叙洛斯也没有著作传下来，他的只言片语和编纂柏拉图著作的丰功伟绩都是靠他人（尤其是第欧根尼）的记载才为我们所知，[24]因此从第欧根尼那里再往前走，柏拉图的经学史大多是猜想，顶多是推测，一鳞半爪的材料很难帮助我们完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当然，我们对这种材料不足征的情形也并不是完全束手无策。
从第欧根尼的记载可知，至少在忒拉叙洛斯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柏拉图有三十六部作品，而其余诸如《西绪福斯》等著作，虽归在柏拉图名下，但肯定是伪造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忒拉叙洛斯是如何对待这三十六篇作品的。有的学者认为忒拉叙洛斯不仅按照“四联剧”的模式编排了柏拉图全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校勘过柏拉图的著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柏拉图全集是经过忒拉叙洛斯处理过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忒拉叙洛斯虽然在柏拉图经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毕竟不是柏拉图学园（包括雅典学园和亚力山大里亚学园）中的主持人（甚或其成员），因此算不得柏拉图主义者，[25]那么他的工作不过是利用柏拉图著作来“六经注我”而已。
在忒拉叙洛斯所处的时代，雅典学园还健在，而且亚力山大里亚学园的传统依然十分强势，因此忒拉叙洛斯要在柏拉图著作的编校上下多大功夫，似乎不太现实。即便忒拉叙洛斯“编辑”过柏拉图著作，也主要是指他在形式上按照一定的体例来组织现成的文本，而不是指他在柏拉图著作内容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这种事情在雅典学园内部更为可能，而尤其是亚力山大里亚那些专业编辑的工作。再退一步说，即便忒拉叙洛斯在内容上有过编校行为，这与其外在的编排来说，那也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忒拉叙洛斯的历史功绩，不在于编校了柏拉图著作，而在于按照一定的形式排列了柏拉图的著作，由此给我们留下了柏拉图著作真伪的可能依据。
但柏拉图著作的这种四联剧形式真的是忒拉叙洛斯的首创吗？据第欧根尼，此前的阿里斯托芬已经用一种“三联剧”的形式来排列柏拉图的著作，忒拉叙洛斯的工作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了调整而已。而且阿里斯托芬的编排方法也并非自己的首创，它必定有所参照和模仿。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柏拉图著作的“四联剧”形式在忒拉叙洛斯之前很早就已经有了，从古罗马伟大的作家瓦罗（Varro，前116-前27年，曾在雅典学园求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阿尔比努斯（Albinus，公元2世纪）和亚力山大里亚“缪斯宫”（Museion，或作“博物院”）最后一位“祭酒”特翁（Theon，约335-405）的记载来看，柏拉图著作也许一直就有某种类似于“四联剧”的编排方式，甚至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这种形式很可能还是精通戏剧形式的柏拉图本人亲自安排的（Theon即如此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入门方法和阅读路径。[26]
忒拉叙洛斯为什么还要在雅典学园和阿里斯托芬已有的编排方式上另起炉灶呢？对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预备性的问题，忒拉叙洛斯编排顺序不等于柏拉图写作次序，而毋宁是研读顺序——尽管研读顺序比写作次序（即所谓“编年”）重要得多，但它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似乎并无多少关系。而忒拉叙洛斯编排柏拉图著作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自己对柏拉图思想的理解，准确地说，主要是建立自己的“柏拉图主义”。在他的九部四联剧中，逻辑、伦理和政治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忒拉叙洛斯对逻辑、形而上学和宇宙论的强调，为柏拉图主义理论的“新柏拉图主义”转向奠定了基础。柏拉图主义虽然与新柏拉图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他们都有着对形上要素（比如逻辑、数学和天文学）的偏爱，可以说它们联手把苏格拉底—柏拉图费尽心思从天上拉下来的哲学又送回了天上，偏离了“柏拉图式”的主航道。[27]
忒拉叙洛斯的学术身份虽然有些模糊，[28]他对中期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却是有案可稽的。尽管他的编排方式是一种“六经注我”，但他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柏拉图思想全貌的参考图，尤其难得的是，他为我们保存了柏拉图著作真伪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线索。[29]但仅仅是可能的线索而已，真正可靠的线索也许还需要进一步发掘。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忒拉叙洛斯是柏拉图文本史上最后一个对柏拉图著作进行大规模收集、整理和编排的学者，他的普遍体系成为后世所有柏拉图全集的蓝本，也是“真伪”问题最常用的证据。从忒拉叙洛斯—第欧根尼以后，学者们（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对柏拉图著作的评注，[30]这种细致深入的注疏把柏拉图研究转到了正轨上，而这种“转向”对我们当今的柏拉图研究可谓极具范导性。
3.阿里斯托芬
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亚力山大里亚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伊始，到斯蒂凡努斯（Stephanus，柏拉图文本标准本的编辑者）于公元616年奉诏离开亚力山大里亚赴君士坦丁堡任帝王师之前，一直都是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一。就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科学研究方面，亚力山大里亚甚至盖过了雅典的光芒，雅典在基督教兴起之后慢慢衰落，而亚力山大里亚则多维系了百来年的古希腊文明之命脉。
亚力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当时西方最大的文献宝库，该馆第二任馆长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前257-180）对柏拉图著作进行了最初的整理。据第欧根尼说，“有些人，包括文法学家阿里斯托芬，把这些对话（粗暴地）拖拉成了三联剧（trilogies，或译三部曲）”。[31]但奇怪的是，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只有十五部作品编排成了三联剧的形式，“其余的都是独立的，而且是混乱的”（3.62.4）。这是为什么？阿里斯托芬的编排和此后的忒拉叙洛斯的体系有什么不同，与此前的体系有什么关系？阿里斯托芬在文本上下了什么样的功夫，其可靠程度如何？
我们无法从第欧根尼的记载中看出阿里斯托芬手中究竟有多少柏拉图著作，Harold Tarrant认为“其余的都是独立的，而且是混乱的”（3.62.4）这句话是后来加上去的，阿里斯托芬手上只有十五部作品，否则，他为什么不把所有著作都编排成三联剧的形式呢，换言之，如果他手中有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他一定会把其余的也编成三联剧形式。[32]我认为这种说法较为武断。当时亚力山大里亚的藏书堪称世界之最，各种文献抄本大量送到这个皇家图书馆，而各阶层也尽力搜罗和整理，比如就荷马史诗来说，亚力山大里亚拥有各式各样的手抄本，而其整理者才有了如此可靠的编本。[33]由此推想，阿里斯托芬手上虽未必有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但可以肯定地说，至少不止十五部。
至于说为什么十五部作品编成了三联剧的形式，而其余的任由它仍为散篇，这似乎不难解释：要知道，包括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在内的亚力山大里亚的图书馆馆长全都是文法学家，而不是荷马专家，更不是柏拉图的徒子徒孙。与今天情况颇为相似的是，阿里斯托芬是语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或思想家，因此他无法像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忒拉叙洛斯那样吃透柏拉图思想的基本精神，并按自己的理解而把柏拉图著作全都编排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尽管柏拉图本人未必有什么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看来，阿里斯托芬不仅仅是简单地编排了柏拉图著作，而且对柏拉图文本上肯定作过颇为细致的校勘——这是亚力山大里亚图书馆的本职工作。从亚力山大里亚精审、理性和严肃的作风来看，[34]阿里斯托芬的校勘颇为可靠，这一点亦可从20世纪中叶出土的莎草纸得到证实。[35]据第欧根尼说有人在柏拉图的书中加上了各种符号，表示重点、精辟、修订、无误、存疑和伪作，并据《芝诺的生平》的作者安提戈努斯（Antigonus the Carystian）说，当这些修订版后来得以出版时，如果有人想要借阅，还必须付费（3.65.6-3.66.9，中译本第206页）。第欧根尼在此并没有说“谁”在柏拉图的书上进行了细致的校订工作，但这种做法是亚力山大里亚典型的编辑手法，而且希腊作家安提戈努斯（公元前3世纪末）稍晚于阿里斯托芬，由此可见，上述工作极有可能是亚力山大里亚的编辑家（也有可能是雅典学园中的本派学者）所为。无论如何，从时间上看，这都不可能是指忒拉叙洛斯。这种谨慎严肃的编辑态度亦表明阿里斯托芬的工作成果颇为可信，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由于他不是柏拉图学园中人，也不是思想家，因此他的工作范围、效果和成就不得不打一些折扣——毕竟，柏拉图亲传弟子才是最可靠的材料来源。
这一点从第欧根尼的记载中亦见得端倪，即，阿里斯托芬在分类时更加注重柏拉图著作的文学性（尤其戏剧性），而忒拉叙洛斯的分类则更看重其哲学的内涵，或者说为柏拉图经学史增添了哲学解读的维度（3.50.1-4）。[36]而阿里斯托芬与忒拉叙洛斯的这种区别似乎也可以用在阿里斯托芬与此前柏拉图专家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说，柏拉图学园内部有一种四联剧编排方式（尽管其具体内容与忒拉叙洛斯有异，但形式并无不同），而阿里斯托芬用希腊化时期常见的三联剧形式来编排柏拉图著作，显然与柏拉图经学史主流不合，故第欧根尼才会说阿里斯托芬“把这些对话（粗暴地）拖拉成了三联剧”（3.61.8）。[37]这里的批评意味不是来自于阿里斯托芬与忒拉叙洛斯的比较（前者毕竟先于后者），这里的“拖拉”一词所体现出的“粗暴”含意显然是与此前一直就存在着的柏拉图文本史传统相比而言。由此反证，阿里斯托芬之前的雅典学园有一种自己秘而不宣的编排体系或教学进阶。
4.雅典学园
真伪问题最权威的证据应该来自于亲眼目睹。柏拉图最初几代弟子就见证了其师的创作生涯，阅读并引用过老师的著作，因此，他们的记述当是最为可信的。其中，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学习达二十年之久，本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材料当然比圈外人可靠得多。此外，亚里士多德另立门户后，执掌柏拉图学园的历代学者作为柏拉图著作的保存、宣教和使用者，他们的记述无疑也非常重要，只可惜他们流传下来的文本非常有限，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柏拉图学园中（尤其早期），一直有一个严格的秘传制度，外人、后人和蠢人很难窥其堂奥，即便博学如阿里斯托芬者都很可能一知半解，何况今人乎？所以从根本上说，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是一个不太可能有最终答案的问题，除非今后出土更直接的早期学园的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讨论柏拉图著作的真伪问题意义不大，还不如直接研究那些归在柏拉图名下的文本更来得实在。如果这个真伪问题对我们有什么教益的话，就在于它让我们明白柏拉图学园中（包括在柏拉图本人那里）为什么会存在着这种秘传制度。
现代学者（比如Hermann Bonitz，1814-1888）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梳理，找出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著作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同时提到柏拉图（有时提到的是“苏格拉底”）及其著作名的有《斐多》、《王制》、《会饮》、《墨涅克塞努斯》、《蒂迈欧》和《礼法》，未提到著作名但很容易辨识出是引用自柏拉图的有《美诺》、《斐德若》、《泰阿泰德》、《智术师》和《菲勒布》（以及《王制》、《蒂迈欧》和《礼法》），相似地提到苏格拉底之名的有《申辩》、《普罗泰戈拉》和《尤提德谟》，提到著作名称却未提及柏拉图之名的有《高尔吉亚》（“《高尔吉亚》中的卡利克勒斯”云云）、《希庇阿斯后篇》（还包括《美诺》、《斐多》、《斐德若》和《蒂迈欧》）。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段落很可能涉及到柏拉图的其他著作，比如《政治家》等等。[38]大体说来，亚里士多德所涉及到的这些著作当是真作。
柏拉图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原稿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似乎无从考证，但他的学生们必定拥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以作研读和教学之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柏拉图的第一代学生就已经开始收集柏拉图著作，尽管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像今人那样弄出个柏拉图著作集来，但他们拥有柏拉图所有作品（至少拥有其抄本），因此柏拉图全集显然以某种零散的方式存在于雅典学园中。
据第欧根尼所载，“阿尔凯西劳斯（Arcesilaus）似乎非常崇拜柏拉图，并且拥有他的著作”（4.32.9-4.33.1，中译本第246页），这里所说的“崇拜”一词，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所用的那个“惊异”是同一个词。这位阿尔凯西劳斯（约公元前316-241年）之所以对柏拉图如此仰慕，这似乎不难理解，他毕竟是柏拉图学园的第六任掌门人（前五位分别是Speusippus，Xenocrates，Polemo，Crantor和Crates，不算亚里士多德的话），也是中期学园的开创者。[39]不好断定的是，阿尔凯西劳斯究竟拥有多少柏拉图的著作，不管他是私人收藏，还是替整个学园保管，我们可以推想，他必定拥有柏拉图的绝大多数著作，甚而可说就是柏拉图的全集。[40]而且这些版本的可靠性无疑是最高的，比学园外的抄本自然更权威。第欧根尼归在忒拉叙洛斯名下的功劳（3.57.9-3.58.1），即，为柏拉图著作所加的双重标题（人名和主题），也很可能是早期学园所为，应该算在柏拉图的嫡系传人身上。
在格罗特看来，忒拉叙洛斯的编本是直接从阿里斯托芬那里来的，而阿里斯托芬的目录则应该追溯到柏拉图及其稍后的老学园时期。[41]他认为，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亚力山大里亚的缪斯宫和图书馆，我们会进一步相信，柏拉图的著作必定完完整整和原封不动地传到了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约公元前305-240年，亚力山大里亚的学者和诗人），因为柏拉图学园中的历代门徒无疑都把柏拉图的原稿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圣物而倍加珍视，这些手稿自然也就是各种抄本的母本，其间不可能掺杂什么伪作（至少在学园内部是如此），如果有什么托名之作，还没有等它传到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们早就把它剔除出去了；即便在学园之外有伪托之作，严谨的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也会有相应的记载，任何伪作都不可能以真作的形式瞒过历代注疏者而以假乱真地流传到今天。[42]
真是像格罗特所相信的那样吗？我们且通过一篇作品，即《厄庇诺米斯》，来探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