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1.第2章和第3章的大意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学必须讲究事实,而事实本身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历史叙述的是按先后顺序发生或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只有进行推理才能解释这些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种多样,但很多工作都必须要用训练有素的判断力进行研究,这种判断力是每个实际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经济学只不过是运用判断力,借助于有组织的分析和一般推理方法,使这种方法便于进行收集和整理特殊事实以及从中得出结论的工作。虽然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虽然没有判断力的帮助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是徒然的,但却能使判断力进一步得以说明经济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否则,就无法做到这样。
经济规律是对人类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某种活动倾向的表达说法。经济规律是假设的,正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是假设的一样:因为自然科学规律也包括或暗含种种条件。可是,要弄清楚这些条件,在经济学中要比在物理学中有更多的困难。而且,如果不弄清楚的话,危险也更大。人类活动的规律的确不像引力律那样简单、明确或者能被清楚地探求到。但其中有许多规律是可以与那些研究复杂主题的自然科学的规律相提并论的。
经济学之所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存在,就是因为它主要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最受可衡量的动机支配的那部分,因而这部分活动就比其他部分更能系统地接受推理和分析。诚然,我们不能衡量任何种类的动机本身,不论是高尚的还是低下的动机,我们只能衡量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都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标准,除非我们仔细考虑运用货币进行衡量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所研究的穷人与富人的活动,否则,货币甚至算不上是一种很过得去的衡量标准。不过,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相当好的标准,成为衡量形成人类生活大部分动机的动力。
理论研究必须与事实研究同时进行。对于大多数近代问题的研究,近代的事实最有用。因为,古代的经济记载在有些方面无关紧要而且不可靠;且古代的经济情况与近代的自由企业、大众化教育、真正的民主、蒸汽和廉价的印刷品及电报这样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
§2.科学研究不是按照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来排列的,而是按照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来排列的 因此,经济学的目的首先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的,其次才是用来解释实际问题。虽然我们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必须先仔细考虑这种研究的种种用途,但我们却不应当直接根据这些用途来计划研究工作。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当某种思路与我们当时心中的特殊目的没有直接关系时,我们就会打断这种思路,进而直接去追求实际目的。这样虽然会使我们将各种知识的点点滴滴归拢到一起,但这些知识除了供当时研究使用而集中在一起之外,彼此并无关系,也很少能相互作出解释。我们的心力就消耗在从一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上,而不能彻底想出其他什么东西来,也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所以,为了科学的目的,最好的分类法就是把所有性质相似的事实和推论收集在一起。这样对一事物进行研究就可以明了与之有关的事物。长期进行这样的研究,就能逐渐接近那些被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的那些最基本的统一性:我们首先探索这些规律单独产生的作用,然后探索它们共同发生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慢慢地并确确实实地取得进步。经济学家绝对不应当不注意经济研究的实际用途,但是他们的专门工作是研究并解释种种事实,同时找出不同的原因单独及合在一起产生作用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列举出一些经济学家向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便可以阐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问道:
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尤其是近代的财富的消费与生产、分配与交换、工业与贸易组织、金融市场、批发与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这一切活动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们最终的倾向与目前的倾向有什么不同?
任何东西的价格作为衡量它是否值得向往的标准受到了哪些限制?社会上任何一个阶层的财富如果有一定的增加,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福利增加?任何一个阶层的收入不足会对其产业效率造成何等程度的损害?如果一旦实现的话,任何一个阶层收入的增加靠提高其效率和赚钱能力会维持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任何地方对社会上任何一个等级的人或是在任何特殊的工业部门,经济自由的影响实际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或在某一时期它已达到什么样程度)?此外,还有哪些影响最为有利?这一切影响及合在一起的作用如何?尤其是由于经济自由的自动作用会趋向于促成何等程度的联合及垄断?垄断组织的效果怎样?社会上各阶级受到经济自由作用的影响怎样?当经济自由的最终结果还有待于实现时,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考虑这些结果将蔓延的时间,最终的和中间的这两种结果的相对重要性是什么?各种纳税制度的归宿将会是什么?纳税制度给社会大众带来的负担是什么?它将为国家提供多少收入?
§4.激励现在的英国经济学家进行实际问题的研究,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以上讲述的是经济学必须直接研究的主要问题。经济学的主要工作——收集事实、分析事实并进行推论——应该根据上述主要问题来安排。实际问题虽然大部分是在经济学的范围之外,但却对经济学家的工作在幕后提供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实际问题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同,甚至比构成经济学家研究材料的经济事实和情况的变化都要大。当前,下列问题在我们国家似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提高经济自由最终结果中好的影响,而减少其坏的影响?如果最终结果是好的,而中间的效果是坏的话,但是那些遭受害处的人却未得到好处,他们得为别人的利益而受苦,如果说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正确到何等程度呢?
如果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比较平均地分配财富,那么只需这一点就可证明改变财产制度或者限制企业自由是合理的,即使财富的总数会因此减少也不在考虑范围之列,但这究竟合理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增加穷人的收入和减少他们的工作为目的,即使这样涉及减少国家的物质财富也不管,但这个目的应该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这样做公平,也不会使进步的领导者的努力松懈下来,那它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纳税的负担应当如何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是否应当满足于现存的分工形式?大部分人专门从事没有升级机会的工作是否有必要?逐渐培养大多数工人从事比较高级工作的新能力,尤其是培养他们合作担任雇用他们的企业中的管理工作,这是否可能呢?
在我们这样的文明社会里,个人和集体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怎样才算合适?应听任各种形式的新旧自发组织或团体为了集体的特别利益而将活动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些商业事务应由社会本身通过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来进行?比如像空地、艺术品、教育、娱乐的手段及我们必须采取联合行动才能供给文明生活的物质必需品(如煤气、自来水和铁路等等),其实行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的计划是否已经达到应该做的程度?
当政府本身不直接参与时,政府应允许以多大程度使个人及团体随自己的意愿去办理自己的事务?政府应允许以多大程度限制铁路以及其他有点儿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经营?还有,应当以多大程度限制土地与其他在数量上人类不能增加的东西的经营?完全保留所有现存财产权利是否必要或是对于这种权利的最初的需要现在已经部分消失了吗?
现行的使用财富的方法是否完全正当呢?在那些经济关系中,政府对个人活动的干涉如果严厉而猛烈,就会弊大于利,就会有社会舆论道德方面的压力来约束并指导个人活动,但这种压力的程度又如何呢?一国在经济事务上对别国所负的责任在哪一方面不同于一国之内人民之间相互所负的责任?
如此,经济学是指对于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等经济方面的情况的研究;但尤其侧重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但是为求知识而求知识,并且还是为在生活上尤其是社会生活上获得一个对实际行为的指导。对这种指导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下一代人也许会有比我们现在更多的空闲从事研究工作,解释清楚在抽象思考中或以往历史中存在的模糊之处,但对于现在的困难却不能马上有所帮助。
但是,虽然经济学如此极大地受到实际需要的影响,但却尽可能避免讨论党派组织间的紧迫问题,还有对内对外的政治上的策略问题,这种策略问题是政治家所必须考虑的,然后才能决定提出某种办法,使他最容易达到想要为其国家达到的目的。诚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帮助政治家决定应该持有何种目的,以及为达到那个目的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及最好的方法。但是,经济学却避免讨论讲究实际的人所不想忽视的许多政治问题。所以,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实用的科学,而不是一种艺术。为此,对这样一门科学,用“经济学”这个有广义含义的术语来命名比用“政治经济学”这个含义比较窄的术语更好。
§5.经济学家需要训练自己的知觉、想象、推理、同情和谨慎的能力 经济学家需要拥有三种重要的脑力功能:知觉、想象和推理。其中,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以使他能探索到显而易见事件背后可见或不可见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比一切研究人类活动的学科都更具有作为准则的极大优点,即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使这些结论能从以后的观察或实验中得到证实。如果他满足于表面上的原因和结果,或者忽视各种自然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中,每一种运动都改变了周围的一切力量,同时也被这一切力量所改变着——那么,他的过失不久就会被发现。一丝不苟的物理学学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是一般性的分析;他不断地努力以使这种分析成为定量分析,并目按适当比重划分问题中的每一因素。
在与人类有关的科学研究中就不易获得精确性了。阻力最小的途径有时是唯一的可行之路,而这条道路总是充满诱惑力,尽管它往往是不可靠的。但即使在极果断的工作中开辟出一条比较畅通的路径,而要走这条道路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科学的历史学者因不能进行实验而受到阻碍,并且甚至因为缺少估计历史事件相对重要性所依据的客观标准而受到更大的阻碍。这种估计几乎在他的论断的每一阶段中都存在着:如果他没有绝对估计出一些原因的相对重要性,那他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某一个原因或某一类原因已被另一个或另一类原因胜过。他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了解自己是如何依赖自己的主观印象的。经济学家也受到这种困难的阻碍,不过其阻碍程度比其他研究人类活动的学者小。因为,经济学家享有一些如物理学家那样的工作准确而客观的优点。不管怎样,只要他研究现在以及新近发生的事件,就可以将许多事实归纳成不同的种类,并对这些种类给予明确的表达和说法。在过去,这种说法在数字上往往接近正确,这样,他就更方便寻找在表象之下那不易见到的原因和结果,也更方便把复杂的情况拆分成为各个因素,并把许多因素重新组建成为一个整体。而在较小的事情中,凭借简单的经验就能看出许多不明显的因果关系。例如,经验会使人知道,如果欠考虑去帮助浪费成性的人,那么虽然在表面上看到的是对这种人有所帮助,但却不利于这种人的性格的成长,而且对其家庭生活有害。但是,比如说,要探索提高就业稳定性的许多貌似合理的计划的真正效果,我们就需要更加努力,视野要更开阔,并且要更有利地运用想象力。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必要了解信贷、对内对外贸易竞争、农作物收获以及价格等各种变化及相互间有怎样密切的关系,以及这一切变化对就业稳定性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必须观察在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每个重大经济事件是如何影响其他各地及为何影响某些行业的就业情况的。如果我们只研究眼前的失业原因,恐怕就不能修正我们所看到的害处,反而会造成我们看不到的害处。我们如果能寻求那些潜在而遥远的原因,并权衡其轻重,那么当前的工作对我们的大脑实在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另外,当任何行业的工资由于“标准规则”或其他方法保持得特别高时,就要运用想象力探索一下因为这种标准规则而导致那些不能做他们所能做的工作,而其本身又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如果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有些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就如平常所发生的那样,是不是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少数人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呢?还是正相反呢?我们如果注意那些表面上的结果,也许会认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多数人。但是,如果我们科学地运用想象力,设想出一切来自工会或其他方面权威的阻碍性因素,就是这一切因素使人们不能尽其最大的能力而获得最多的收入,我们将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生活水平已经降低的是多数人,而提高的却是少数人。这部分人是由于受到英国的影响,有些在澳洲的殖民地正在进行大胆的冒险事业,而这种事业向工人提供的许诺实际是似是而非的眼前更舒适以及更安乐的生活。澳洲的大量地产中的确积蓄着巨大的借款力。如果所提出的捷径会造成工业衰落的话,那么这种衰落也许只是轻微而暂时的。但是,现在有人主张英国也应当像澳洲殖民地那样做。英国如果遇到这种衰落可就更为严重了。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需要的以及我们所希望出现的就是对这类计划进行更广博的研究,我们要开动脑筋,就像判断一条军舰的新设计在恶劣的气候中是否会坚固那样进行周密的研究。
研究这类问题时,最需要的就是纯智力性的,有时甚至是批判性的能力。但是,经济研究需要同情心,而且开发这种同情心,尤其是开发那使人们不但能为同伴,而且还能为其他阶级的人设身处地着想的难得的同情心。目前,该阶级同情心因对以下各个问题的研究而极大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研究也正日益变得迫切起来。这些问题是:性格和收入、就业方法和用钱的习惯彼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效率如何被每一经济集团的成员——家人、同一行业中的雇主和雇员、一国的公民——聚集在一起的信任和情感巩固着?同时效率又如何巩固了这种信任和情感?混杂在职业规则和工会惯例中的个人无私主义和阶级自私性是什么样的?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机会来增进现代和后代的福利的行动是怎样的[1]?
§6.续前 经济学家为了实现理想尤其需要想象力。但是经济学家最需要的是谨慎及严谨,这样他的理想才能不超出对未来的把握。
经历了许多代人之后,我们目前的理想及方法似乎属于婴幼儿时期了,而不属于成年人阶段。有一种进展是明确的。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如果没被证明是软弱或卑鄙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就应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十足的把握猜出这样开始的进展最终会通向哪里。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初步开始研究产业组织,认为它包容了所有人性。接下来每一代人都看到了那种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看到的发展才是最大的。随着产业组织的发展,对其进行研究的迫切性也随之发展。人们为了了解产业组织而作出广泛多样的努力,这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最近研究的主要结果使我们更充分认识到了我们对形成进步的原因了解甚少,而且对产业组织的最终命运也极少能够作出预测。而前代人对这一点的认识并没有我们这一代充分。
上一世纪早期,一些为广泛的阶级特权而进行辩护的无情的雇主和政治家声称,他们拥有政治经济学权威会很方便;而且他们常常称自己为“经济学家”。甚至在我们这一时代,这个头衔也被那些反对在大众教育方面花费较大开支的人所采用。尽管在世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这种花销的的确确是经济的,而且认为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否认这一点既是错误的也是糟糕的。
但是卡莱尔和罗斯金不作调查研究,就认为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该为他们所厌恶的说法与做法负责。而他们的追随者,即其他许多并没有他们那样光辉而崇高的理想化观点的著作家也那样认为。结果,现在对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及特点已经形成了误解,而且这种误解还很普遍。
事实上,几乎所有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都性情温和、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他们本人并不太在乎财富,但他们却非常在乎广大人民群众到底有多少财富。几代的经济学家都支持反对阶级立法的运动,此立法剥夺工会向雇主协会敞开大门的特权;他们还努力寻找一种方法,以解除旧的济贫法向农业及其他劳动者的心灵和家庭所灌输的流毒;他们支持工厂行动,尽管一些政治家和雇主声称是以他们的名义讲话的,但却极力反对他们。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忠实于这样的信条:即整个民族的安康应该是所有个人努力的以及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尽管他们极其勇敢但又显得谨慎、冷淡,因为他们不愿承担提倡在未试过的途径上迅速前进的责任。这些途径是否安全,只有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的信心与希望作担保,而没有得到知识的保障,也没有经过努力的思考。
也许他们有点儿谨慎得不太必要了。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的伟大先知的观点和看法也要比当今时代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狭隘得多。在社会科学中,部分上是由于受到生物学研究的提示,环境影响通常被认为是塑造性格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已经相应地学会以更深远、更有希望的眼光看待人类进步的种种可能性。他们已经学会相信人类意志在精心思考的指引下,能像改变性格那样去改变环境,而且因此还会带来对性格更有利的生活新环境,所以也会带来对经济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安康都更有利的生活新环境。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反对所有通往那伟大目的的貌似合理的捷径,因为这些捷径会消耗精力与进取心的源泉。
这样的财产权利并未受到那些建立起经济学的大师们的敬重,但是,这种科学权威却错误地为一些人所拥有,这些人竭力推崇这种被赋予的权利,主张极端地而且是反社会地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也许最好应该注意到:认真的经济研究趋向并不是将私有财产权利基于任何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一种观察,这种观察在过去是与稳定的进步不可分的;因此,负责的人应该谨慎地、试探性地废除或修改可能不适合理想的社会生活环境的那些权利。
[1]此章节节选于1902年向剑桥大学提出的《在经济学和与政治学有关的学科中开设一门课程的请求》,这个请求在下一年就被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