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导　言

第1章　绪　论

§1.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塑造了世界历史　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的研究；是对个人与社会活动中获得和使用保证生活安康物质必需品的最密切相关的部分的研究。

因此，一方面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研究；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对人的研究。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形成于日常工作及由此获得物质资源的过程之中。除了宗教思想的影响之外，任何其他影响都不能塑造人的性格；而且塑造世界历史的两大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虽然对于武力的崇尚或对于艺术精神的热爱在各地也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仍居第一位，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未被取代过，而且它们几乎总是比所有其他的影响合在一起还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强烈，但是宗教动机的直接作用却不如经济动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广泛。因为，一个人在心情最好时，在大部分时间里想的都是有关谋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工作中运用才能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与感情，还有他与同事、雇主或雇员之间的关系就塑造了他的性格。

但是，即使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对于他的性格产生的影响不大，但也不比获得收入的方法产生的影响少多少。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这个家庭生活的富足状况也许关系并不大；但是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就有很大差别了：因为如果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但只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即使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生活，尤其总是在拥挤不堪的地方工作，就会使有较高才能的人受到窒息。那些被称做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几乎很少有机会寻求友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文雅或宁静，甚至不太了解家庭生活的和谐；而且宗教也常常不能光顾他们。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不健康，虽然部分上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里，还有许多人是在缺衣少食、居无定处的情况下长大的。他们幼年辍学，很早就出去工作、赚钱；且他们那营养不良的身体还长时间地做着令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更高的智力。这些人的生活并不一定就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他人为乐，他们甚至可能还拥有某种自然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拥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过得更充实。但是，尽管如此，贫困仍总是他们生活的一种巨大的、几乎是不折不扣的灾祸。即使在健康时，他们的疲劳也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很少；当生病时，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可能会令他们甘心受苦，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是这种精神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的，如过度劳作及教育不足、疲乏及优郁、缺乏安静及空闲等，使他们没有尽情发挥才智的机会。

虽然有些常常伴随着贫困而来的邪恶并非总是贫困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贫困毁了穷人”。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类中的一大部分人的堕落的原因。

§2.贫困是否必然令经济学家最关心　奴隶制被亚里士多德看做是天经地义的，而古代的奴隶自己也大概是这样想的。人类的尊严得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近百年来的维护；只是最近由于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感受到此词的全部含义。现在，我们要开始认真地研究一下所谓“下等阶级”究竟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即是否应该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注定要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儿都分享不到这种生活。

的确，十九世纪工人阶级不断进步的事实燃起了人们消除贫困和愚昧的希望。蒸汽机使工人从许多费力又损害身体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工资提高了；教育有所改善而且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铁路和印刷业能使国内各地同行业的人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执行更具前景的政策方针；同时，对智力工作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并且超过了那些完全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中一些人的生活甚至比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的生活过得更高雅、更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使人实际关心这一问题：所有的人初来这个世界时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都应有免受贫困痛苦和免除由过度机械劳动所带来的令人呆滞的影响的机会。但这个是否真是不可能实现呢？这个问题在当代由于其日渐迫切而首推到前列。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地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能力来解决，而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特别方法的能力：他必须像别人一样做，尽力去推测。但是，由于这个答案还属经济学范围内的事实和推论，因而经济学主要的以及最关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3.经济学主要是最近才得到发展　人们也许曾经这样认为：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相关的至关重要问题的科学一定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思考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应该是发展得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相对于要做的工作的难度而言，具有科学家头脑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总是比较少的，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处于新生阶段。造成这一事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较高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常常令许多学者乍一看上去生厌，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是不大关心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这一主题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中，以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出现的。诚然，实质性变化在某些方面确实没有外形上的变化大；更多的近代经济理论虽然比最初时更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实质上的统一性——更令人不易察觉，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产生的结果是，各个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获益较少，而不是更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比从前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从前更明确。生意与其他事情分得比较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力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习俗的束缚，以及更多的自由活动、不断产生的先见之明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类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都具有新的准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4.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但即使当竞争是建设性的时候，也没有像合作那样有利。不过，近代商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及未雨绸缪　人们常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更具竞争性，但这种说法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比赛，尤其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比过去更激烈、更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基本特征中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性的东西。

没有一个词能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这些特征。就如我们现在将看到的一样，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性和习惯，自己做主；谨慎而快捷的选择及判断；对未来进行预测以及向遥远目标前进的习惯。的确，这些特征可能（而且往往）使人互相竞争。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倾向于（而且现在的确正倾向于）使人走向合作以及走向各种好坏结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从前的大不相同，因为这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是最适合他达到目的的，而不论这些目的是利己还是利他。

“竞争”这个词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着某种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安康漠不关心的意思。的确，以前的产业形式不像近代的那样有着有意的自私自利的特点，但也不如近代的那样具有有意的无私奉献之心，近代的特点是有意识性而不是自私性。

例如，当原始社会长安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一个人对其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已被后来的文明废除了——同时也确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善待家人的情感虽然涉及较小的范围，但却更为强烈；而对邻居和陌生人都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人平常对待这两类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对待邻居的某些方面要低，但比原始人对待陌生人的却要高多了。这样，只有邻里关系疏远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才能唤起更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意识。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有意识的利他主义的不断增长的源泉，在近代以前从未有过。那个近代竞争发源地的国家用于慈善事业的收入金额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花了两千万元去赎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试图用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过比较高尚的生活。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历史记载和对当代落后民族的观察都不能支持这一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总体上更苛刻冷酷；或者说，在习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意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但却有许多人与邻居交易时的斤斤计较，表现出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乘人之危的商人，莫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毫无疑问，在近代，贸易有了新的欺诈行为的机会。知识的进步发现了许多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且使许多新的掺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现在，生产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相距甚远，其不正当的行为不会立刻受到严厉处罚。而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老死于故乡，当他欺骗乡邻时，就会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欺诈机会。相反，近代贸易方式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而另一方面则又包含着抵制欺诈行为诱惑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所有社会条件下，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地区建立新式商业的人却常常感到不能对当地人委以重任。那种需要良好道德品质的工作比那种需要高超技能和智力的工作更需要引进外援。贸易上的掺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而且程度之惊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在当时普遍存在。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纯粹的有形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歌中都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诗歌描写得非常美丽，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的社团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充分满足了这些欲望。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求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会看到从比远处看起来更多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见到过如此多的在今天西方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痛苦和不舒适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应当在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上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将“恶意”这层含义加到“竞争”这个名词中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实际上，当竞争受到非难及反社会的形式变得非常突出时，人们很少在乎它是否还有其他形式。而恰恰是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非常重要，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非常有害。当商人或生产者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更大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时，便对这种冒犯行为勃然大怒，并抱怨受到了损失，虽然那些购买廉价物品的人也许确实比他们贫困，也许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确实有利于社会。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词，掩盖了生产者中特权阶级形成的事实，因为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努力从低于他们的阶层中发展起来。在抑制反社会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人创业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如果他人创立了新事业，并对商品消费者做出了贡献的话，就会大于对反对他人竞争的那一小群人所做出的损害。

如果将竞争与为公众利益义务无私工作的积极合作相对比的话，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竞争形式也有害，至于较为苛刻卑鄙的竞争形式简直就是可恨了。这样，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了；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力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邻居享受更多一点生活上的舒适与奢侈。实力较强的生产者较能忍受困难，因此就会希望那些较弱小的邻居在生产出的东西较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有较多的东西可消费。因为假如他们以这种想法为乐，就会以所拥有的全部精力、创造力和热切的进取心去为公共利益工作；就会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无往不前。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向往的黄金时代。但是，做事要负责任，忽视仍然依附在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乃愚蠢之至。

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总体上表明普通人是不能长时间地在一起实行纯粹的、理想的利他主义的；只有一种例外，即少数的虔诚之至的笃信宗教者，与之相比，他们对崇高的信仰的关注胜过对物质的关心。

毫无疑问，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比通常做的大得多的无私贡献：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发现如何才能最快地发展一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并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绝不要不加分析地就对竞争统统加以诋毁，对竞争的任何特殊的表现都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相信人类本性确实如此，抑制竞争绝不会比竞争本身会更起到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词不太适合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或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一个更能说明自力更生习惯、更有远见以及更为谨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只有“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意思更接近。在没有更好的词之前，可以采用它。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最好的途径时，这种谨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某种与个人自由背道而驰的选择。至于这些谨慎的联合形式，对从它们中发源的个人自由会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对公共福利会有利到什么程度，这已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外[1]。

§5.有关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个版本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概述：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和经济自由的发展；另一篇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虽然经过压缩，但它们也不足以称作系统阐述；它们仅仅旨在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层次水平的历程中的某些里程碑而已。现在这两篇概述已被移到本书末的前两个附录中，部分上是因为只有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白这两篇的全部意义；部分上也是因为自从这两篇概述最初写成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公众意见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据的地位已经大有发展。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说，许多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皆取自近来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迫切性都与对大众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仁慈的。但是，即使生在阿的卡（古希腊一个小国），市民都不会将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看做是生活的主要目的。生活虽然崇尚理想，但只与少数人有关：在近代极其复杂的价值学说在那时也可以计划出来，就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几乎所有体力劳动都由自动机器代替就可以了，而这种机器仅需要使用一定量的蒸汽力和原料，但它却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无关。在中世纪的城市里，人们也许的确预先见到了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那里，第一次有了智慧、大胆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勤劳相结合的情况。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自己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这种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是英国，在逐渐准备这项任务。但在接近十八世纪末时，一向缓慢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得迅速而强烈了。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处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都能尽量自由地讨价还价；同时，这一切还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不过这些增加的人口只在工厂和作坊里仅仅有立足之地而已。这样，自由竞争，或者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就如同未驯服的怪兽一样被放任自流。那些能干却未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新力量导致了各种罪恶。母亲们担任不适合的职务；孩子们因过度劳累和疾病而倒下；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堕落了。同时，《扶贫法》原本善意但却显得草率，甚至比残忍的工业纪律的草率更降低了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这是因为《扶贫法》剥夺了人们适应事物新秩序的能力，增加了自由企业产生而造成的害处，减少了它带来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出一种反常的冷酷形式时，却正是经济学家对其大加颂扬的时候。这部分上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所具有的那种残酷性，而我们这一代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了；部分上也是因为当时英国人一般都倾向于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换取享有一切政治和社会自由都值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做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其比当时所能实行的规章制度只有较少的害处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由中世纪商人首倡。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得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将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了一种自由企业（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作用的理论。这一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也许将与世共存。他们的著作在所涉及的狭小范围内极其完美，其精华主要包括有关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　—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过，其中李嘉图以特定方式解决的许多问题，都与现在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的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得范围狭小；这种狭小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现在当更多的经验、更多的空闲和更多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有害力量而增加它的有利力量时，一些经济学家却产生了一种对自由企业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其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咎于自由企业。其实，愚昧和痛苦是以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者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在许多不同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怀着探求真理的公正愿望，甘愿经历获得有价值的科学成果所必须经历的长期的、繁重的工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问题注意的部分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整理有关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差不多要根据手中的事实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觉得前一工作比较吸引人，而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更有趣。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相悖，而是和谐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质量和人类行为的特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1]在即将出版的《工业与贸易》中，这个问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