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框架及要解答的问题
在阐明了研究意义之后，还要将研究的思路再梳理清楚。先界定什么是本文要研究的，什么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不是西方经济学所用的常规方法（统计、计量等），主要以经济史的方法来探究规律和原理。并用长时段研究发现回答一些短时段研究不容易发现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困扰着当代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发展定位、国家粮食安全等，都将在本文的研究中找到答案。
（一）研究框架
1．研究范畴
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征购农民粮食是将粮食进入国家消费环节最重要的方式。粮食征购包括：“征”就是国家对农民粮食的无偿征收，主要是以农业税及其附加税的形式，还有粮食征借、官田地租或者涉及粮食实物征收的苛捐杂税等；“购”就是国家对农民余粮进行购买，大多依靠行政命令，粮食价格和购买量都由国家决定，农民没有自主权。除了国家与农民的粮食征购关系外，在封建社会还有地主与农民的地租关系，现代社会中还有外国与中国的粮食贸易关系等，这些基本都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只是在讨论粮食生产、供给形势或地租的转化时会有所提及。
本文所指“农民”即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概念，即是靠务农生活的人，从事农作物生产的人；不论是奴隶制、封建制、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国家”就是所属的中央政权。本文将重点研究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国家征购农民粮食的几种重要方式，如古代的租庸调法、两税法，近代的战时粮食征购法，现代的统购统销制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中储粮公司托市收购政策等，分析这些征购方式的时代背景、形成原因、特点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影响。粮食的稀缺性、必需性和弱质性，使粮食征购方式的选择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许多重要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经济、城乡社会角度来研究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分析随着一种征购方式的形成和确立，宏观经济政策和城乡社会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本研究以“国家征购农民粮食主要方式”为研究对象。粮食征购是国家将粮食从农民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家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是一个行政决策实施的过程。粮食征购方式受到粮食生产能力、土地制度、人地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控制力等因素的影响。对粮食征购方式的研究，主要是对粮食政策层面的研究，古代社会主要包括农业税制度和粮食购买制度，以及与农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在近代社会，除了以上相关政策外，随着粮食商品化的提高，也会涉及粮食生产数量和粮食价格；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还增加了粮食进出口政策、农业劳动力转移政策等。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国家社会性质的转变，农村土地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国家经济计划指令性加强，粮食购销制度发展为统购统销制度，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资和人力支持，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城乡二元社会分化严重，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影响农业发展及粮食征购的重要制度因素。直到改革开放后，经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二元结构不断改革、调整，粮食征购方式中行政干预的色彩减弱，农业税也被取消，粮食流通逐渐以自由市场交易为主要方式，粮食托市收购越来越成为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从中可以分析出政策发展沿革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尤其是国家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变迁上，在粮食征购及其相关的政策演变中会有更加清晰的体现。
2．理论基础
关于长时段粮食政策史变迁的研究，主要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参考了有关二元经济理论和现代化发展理论。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起源于希克斯，被弗农·拉坦和速水佑次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将这个理论发扬光大，做了最完整的说明。拉坦—速水模型假定了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和需求，认为要素禀赋和生产需要对于制度变迁来说是同等重要的源泉。农业的发展要依赖于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还指出，制度变迁不一定是剧烈的或革命性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粮食征购方式变革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中国古代大部分制度变迁都是强制性的，是在政府命令和法律的指导下进行的。
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Institution，即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斯称之为“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诺斯的国家理论为本次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国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最大化。诺斯研究发现，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减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上述两个目的之间存在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为出现，是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4]
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1954年）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双重性质，建立二元经济模型。一个是农业部门，按传统路线工作，主要以自我维持为基础，使用了劳动者大部分的劳动；一个是现代倾向的市场部门，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经济的推动力来自后一部门，它的发展依靠通过从农业移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的支持，并且这些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使储蓄增加，提供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本。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无限劳动力供给为零。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为零时，工业部门必须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来吸引劳动力。这种供给情况的转折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5]。费景汉和拉尼斯在20世纪90年代合著的《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他们改进了刘易斯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说，提出了“隐形失业”的概念，认为很多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是不充分的，没有经济效益。将劳动力流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过剩且存在隐性失业；第二阶段，无过剩劳动力但存在隐性失业；第三阶段，隐性失业彻底消失，进入商业化阶段，农业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6]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二元社会，直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制度改革。
现代化理论。罗斯托（1960、1971）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7]，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他认为，传统社会阶段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由于生产力受到限制，这些社会不得不把很大部分力量用于农业。传统社会绝不是停止不动的，而且也不排除生产率可以提高，耕地面积可以扩大。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问题，希望通过现代化来增强经济实力。这个阶段是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它的重要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创造条件。这个阶段的主导产业仍是农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近现代中国都处于“准备起飞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起飞阶段”。罗斯托认为，在起飞阶段，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以一些快速成长的产业为基础，国家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该阶段完成的标志是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农业出口转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3．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有两条主线：一是“大历史”的发展思路，二是实证的检验思路。
（1）“大历史”观
在社会制度变迁中，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国家征购农民粮食主要方式的变迁过程和影响因素，以及粮食征购主要方式变化后产生的经济社会效果。每个时代的粮食生产能力、土地制度和人地关系情况等都会影响粮食征购方式，不同的粮食征购方式对宏观经济发展、城乡关系和城市化进程都会产生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
从“大历史”的视野，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粮食征购方式贯穿起来研究，找出共性和规律的同时，发现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如古代社会中粮食征购出现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的趋势，在一个王朝中，一般也是开始时粮食征购量较少，到王朝晚期粮食征购量较大，农民负担较重。现代税费改革调整后，国家才更加重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对不同的粮食征购方式进行总结和评价，对政策的不足和缺陷进行分析，以史鉴今，对未来粮食收购方式做出政策设计。
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国家征购农民粮食的方式，包括其影响因素和实施效果，对于中国粮食经济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不乏研究成果，但从古代一直到近现代几千年的粮食经济通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著作还并不多，尤其是还没有对国家粮食征购方式的专题研究。本篇论文正是对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征购农民粮食方式的研究，用更宽阔的视野、更长的时段来分析粮食征购方式的演变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本文研究跨越了远古到当代，涵盖了中国文明史的全部阶段，关于历史分期，历史学界的专家有很多划分的标准和判断，这里笔者将结合粮食征购的特点和研究现实的侧重点将其整合划分为五个时段。具体说明如下：第一时段是从夏商周三代至清朝末年（1840年），约四千年的历史，即从国家形成、阶级分化开始，至封建王朝灭亡为止。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分期，时间跨度最大，经济结构单一，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经济。第二时段是近代社会（1840～1949年），虽然只有百年历史，但中国由传统社会逐渐走向现代社会，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经济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但由于战争和殖民侵略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缓慢。第三时段是新中国建立早期的历史（1949～1957年），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等经济改革，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土地制度也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第四时段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历史（1958～1978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使中国的农村经济组织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高度集体化；国民经济中工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第五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1978年至今），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开始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代表的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增速很快，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深入发展和战略转型阶段，国家对“三农”发展高度重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存在，成为影响城乡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总体来说，对这五个时段的划分，是为了更加方便对国家征购农民粮食方式的研究，作者提出的一些基本划分方法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2）理论和现实检验的思路
在这五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围绕着粮食征购方式展开研究，并参考苏美日韩四国的农业发展经验，结合有关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先分析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粮食征购基本情况，再重点解析当时选择这种粮食征购方式的影响因素及有关政策内容，最后再评议这种粮食征购方式的实施效果。一般地，土地制度和人地关系情况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粮食征购总体情况，反过来一个时期的粮食征购方式会帮助统治阶级来解决土地和人口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国家粮食收购制度赋予了更加多元而丰富的内涵，与城乡二元社会、“三农”扶持政策、农民增收、劳动力流动、现代化建设等都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对相关因素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粮食收购方式是否适合当今社会发展，并做出合理的政策建议。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比较研究，可以借鉴这四国的发展优势和劣势，从而在制定政策中使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粮食收购等方面少走弯路，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二）要解答的问题
本文以国家征购农民粮食的主要方式作为主题，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中粮食征购方式的发展变化。围绕着粮食问题，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与粮食征购相关的土地制度、人地关系、赋税制度、户籍制度、城乡关系、城市化率、工业化等重大问题，以及它们对粮食征购的影响。从而，努力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国家为什么要选择粮食征购这种方式？
2．在中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粮食征购方式是如何演变的，其影响因素有哪些？
3．在中国粮食征购方式的选择对宏观经济和城乡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4．未来城乡二元社会下国家将如何选择粮食供给方式？是否还要保持国家对粮食的征购政策？如何既能保证国家层面上的粮食高度自给，又能保证农民作为脆弱群体的粮食自给？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分析粮食征购的性质和政策的社会效果本身，国家选择一种粮食征购方式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其他的原因还要对具体时代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个问题要分析怎么发展的问题。通过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粮食征购方式，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和规律，找出影响粮食征购的重要因素，如粮食生产能力、土地管理制度、人地关系等，并提出了最终的影响因素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粮食征购方式的研究是粗线条的，以历史发展为主，更多涉及粮食政策的变迁，对粮食数据的分析并不多，更强调宏观政策执行情况。如粮食征购主要方式的变化是渐进式还是突变式，按照征购比重属于过度强制征购、强制征购、宽松征购还是保护收购等，重点研究了国家和农民在征购问题上的矛盾和统一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回答政策效果。即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征购方式的实施效果，对宏观经济和城乡社会造成的影响。在粮食征购方式的演变中，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如何使城乡社会最终走向了二元分割。分析当时决策者的思路和动机，认识制度演变的机理和规律。
第四个问题是回答发展预测和未来走向。从几千年粮食征购方式的发展经验中总结出规律，并深刻剖析了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的情况，分析粮食征购和二元结构的关系，粮食征购通过影响粮价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努力找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合理方式。它是一种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测，对当前尚存缺陷的粮食政策的改进建议。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寻求一种达到平衡稳定的局面，并希望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的结构，使粮食供给更有效率，使更多农民得到实惠。所以，当前粮食收购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对城乡二元社会的走向将有深远影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第18～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 速水佑次郎、弗农·拉坦著，郭熙保等译：《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刘易斯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6].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著：《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7].参见罗斯托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罗斯托著，贺力平等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