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选题、研究思路及要回答的问题

一、为什么选择国家粮食征购做研究

农业是万业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保证。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农业文明发达且源远流长。原始社会后期，随着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国家的雏形产生，城市开始出现，王权形成，阶级压迫也产生了。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征购农产品，就是国家粮食征购的开端。自从国家出现后，粮食征购就伴随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粮食征购方式也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化、朝代更替而不断演进。历史上和现代，粮食征购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大历史”的贯通优势，纵向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主要粮食征购方式，并将这一制度的影响进行剖面分析，开拓了农业经济史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农民直接产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是粮食，粮食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必需品，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古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粮食的需求都没有改变，食物是人类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不同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虽然食物的具体形态不同，但食物中包含的维持人类生存的营养物质不会有变化。粮食作为国家必备的战略资源，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当前，粮食安全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问题，不仅是中国，全世界亦如此。简单解释，粮食安全就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饭吃。国际上最先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严重的粮价上涨问题。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从食物供给角度对粮食安全进行了定义，提出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保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实现个人层面上的粮食安全。198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重新对粮食安全进行了定义，提出了确保任何时候都有充足可供给的食物，并且让所有人能够买得起，这实际上强调了食物的可获得性。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对“粮食安全”再次进行定义，并被世界广泛接受至今，强调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世界上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拥有对食物的可获得权，这实际上是个人或者家庭层面的粮食安全；二是每个国家或者宏观层面上要具有食物供给的保障能力，这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三是人类食物供给要具有均衡性和稳定性。

据估计，当前全世界可能有十亿多人（即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遭受营养不足之苦，这主要是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的。2007～2008年世界粮价上涨，继而在2009年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提高了全世界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认识。国际社会不断采取措施，共同应对地球上的粮食安全困境，努力在地球上根除饥饿。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粮食供给的安全稳定是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一般地，将粮食供给理解为一定价格水平和一定质量的前提条件下人们可获得的粮食数量。在经济学领域，比较关注粮食供给数量，可以通过库存、生产、进出口等指标进行测度。粮食供给方式是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条件而产生的，其中国家征购农民粮食这种方式所占比例最高，征购量最大，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整个过程。通过粮食征购方式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情况和城乡社会关系。

（二）粮食征购政策的长期性和广泛性

粮食征购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为了解决粮食安全，世界的各个统治政权都一度采取过粮食征购的手段。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指出的那样：“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1]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就是广大自耕农民，他们生产劳动所提供的粮食通过税收成为国家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持。在封建社会中，农业税几乎是世界性的税种，大多数国家都概莫能免，成为国家征购粮食的主要手段。进入现代社会，很多国家陆续取消了农业税，但由于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及对粮食供给的必需性，国家对粮食的控制依然没有减弱，一些国家采取政府购买粮食的方式，如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采取粮食征购的方式，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粮食市场的调控，使粮食处在国家的掌控之中。

中国的粮食征购也有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是各个历史时期统治者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进入近代，工业才后来居上成为最主要的产业，但农业的基础作用无可替代。从长时段来看，国家征购农民粮食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证统治机器正常运转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条件。不同的粮食征购方式可以反映出城乡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

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率比较低，增加粮食生产，解决人民吃饭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存亡和社会稳定。统治阶级也认识到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就是有效控制农民的粮食，采取粮食征购的手段，实行强制赋税制度。一旦农民被剥削得太厉害，或国家和地主集团对农业生产剩余争夺比较激烈的时候，就会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或赋役制度改革，从而改变当时的粮食征购方式。国家向农民额外购买粮食一般都是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如赈灾或供给军队，作为国家征收税粮的补充。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粮食征购都是比较严苛的，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下，用行政手段征购农民的粮食，农民所剩的粮食只能基本满足自己生活和再生产需要，而且都是最低水平的，或者低于最低水平之下。

明清两朝和近代社会，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粮食供给出现更加紧张的局面，国家依然保持传统的粮食征购方式，尤其在战争年代所占比重非常大。此时，粮食商品化也大幅提高，国内和国外的粮食贸易都进一步发展，使粮食问题有所缓和，但粮食供给还存在很多矛盾和困难。

新中国的粮食征购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在当代社会，我国的粮食问题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粮食供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粮食征购在保证粮食有效供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销方式的强制性和低价政策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伤害，但随着农业经济改革的深入，征购政策中的“强征”已经不复存在，“购”的行政性和强制性也有所减弱，农业税被取消，市场力量更多地参与到粮食供给中来。目前我国实行的托市收购粮食政策，以及中储粮这样的大型国有粮食企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依然是国家对粮食市场行政干预的表现。

（三）粮食征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城乡之间存在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粮食征购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般农村人口比重占大部分（约80％以上），为国家和城市提供粮食等农副产品；城市人口比重占小部分（约20％以下），包括统治阶级和非农业生产者，是粮食的消费者。城乡关系直接会对粮食征购产生影响，国家和农民关系紧张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征购量下降，国家和农民关系和谐会使粮食征购量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发展成为城乡二元社会。所谓二元，就是城乡相互隔绝，彼此对立，交流不畅，城乡关系紧张，导致粮食生产增速缓慢。粮食征购问题也不只是简单的农村和农业问题，它与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影响了二元社会的形成。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社会逐渐被打破，城乡交流有所恢复，城市化进程加快。在新中国几代领导集团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粮食征购制度逐渐改革，粮食生产也接连跃上了几个台阶，目前我国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正向更高的粮食供给水平迈进。随着粮食供给状况的改善，粮食的社会政治意义由显性地位转为隐性，但其政治意义仍然大于其经济意义。在粮食生产的推动下，到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人，城镇化率达51.27％。粮食供给总量和食物的多样性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粮食征购方式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政策措施，它的方式选择将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给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目前城乡发展还是不平衡，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 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977元，两者还有较大的收入差距；在公共资源分配政策上城乡也有很大差异，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即在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实行城乡有别的二元分隔政策。这种不平衡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在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受到粮食征购制度的较大影响，城与乡、工与农的分化越来越严重，人为地将社会划为二元，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不平衡的发展水平。

学术界将粮食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制度、二元户籍制度作为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下派生制度安排的三驾马车。[2]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新中国执政者效仿苏联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随之产生了相关的粮食征购、人口户籍和农村劳动力的管理制度，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彻底将城乡隔离，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

进一步归纳，从古至今粮食征购对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都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将粮食征购作为衡量城乡关系、城乡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二元社会的政策设计及执行情况，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粮食征购水平。进而，对二元社会的改革进行展望，对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尤其是粮食征购方式选择、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确保粮食安全等方面做好高端政策设计，提出合理化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