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鐸（1593.1.2-1652.3.26）字覺斯、覺四、覺之，號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啓二年（1622）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崇禎間歷任右諭德、南京翰林院掌院、詹事府詹事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三年遷南京禮部尚書，以丁艱未赴，十七年國變前夕陞禮部尚書，未赴任。弘光間任文淵閣大學士，位至次輔。順治二年（1645）五月與錢謙益等於南京迎降清軍，次年起仕清，任禮部侍郎管弘文院事，直至去世，七年不遷。

早在舊朝時，王鐸雖然胸有大志，且頗好談兵，但他從未獲得人主真正的重用。1638年，他曾經奏請四千強兵，“請纓以繋寇頸，致之闕下；或巡邊閲師，修理邊堡，可效一臂之需”，但崇禎帝對此不屑一顧；而在與馬士英的角力中，弘光帝雖稱他是“忠臣”，但所上奏疏多無回應，在危難之際請求“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亦以“不允”告終。盡管王鐸在政治上無甚作爲，甚至還留下不少迂闊的笑話，爲當日的野史所渲染，但他與明末清初衆多政治事件仍有不小的關涉，諸如天啓朝辭修《三朝要典》、崇禎朝彈劾楊嗣昌、弘光朝主審假太子案、獻城降清、清初的南北黨之争等。在北京的貳臣圈中，他也是十分活躍的一員。

就王鐸的自我設計而言，他祈望成爲集名臣、文學、小學、書法、繪畫、鑒定於一身的文化權威。他對於自己的詩文有極高的期許，在翰林時，與蔣德璟、倪元璐齊名，又與黄道周、陳仁錫等刻厲爲古文。自天啓後期開始，屢屢刻集，今存文八十二卷，詩萬餘首。他更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書法家，兼善山水與花卉。這一時期的書法趣味與風氣，他是重要引領者之一，諸如高堂大軸、雜體卷册、創造性臨摹、大量使用古字、應酬性文本、表演性書寫等。即使在入清以後，他背負貳臣之名，北方五省仍奉爲書法宗主。孟津王氏兄弟還是其時書畫收藏的重鎮，王鐸更以鑒藏圈的董狐自負，一時重要的收藏家如袁樞、韓逢禧、孫承澤、李元鼎、曹溶、戴明説、宋權、王鵬沖、周亮工、梁清標等都與他有密切的交往。雖然明清鼎革戲劇性地粉碎了王鐸個人形象的經營，貳臣的身份使得他的政治人格與藝術品第在隨後的物議中盡落下風，但當國破的陣痛漸漸消釋之後，王鐸藝術上的才華仍舊得到人們的認同，“好書數行”的歷史形象也終究定格。

以上的簡要介紹，旨在説明王鐸在明清之際的藝術史、文化史與政治史上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編纂一部資料詳實可信的年譜，不僅可以讓人們瞭解王鐸一生的仕宦、行蹤、交遊及藝術活動，也能爲治明清文化史和政治史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材料。

20世紀初，日本出現現代展廳與書法展覽，摹仿以王鐸爲代表的“明清調”（即巨軸行草書）的作品以強烈的視覺性大獲成功。這刺激了日本書家開始對王鐸進行研究，其年譜方面的成果，首推須羽源一1975年在《書品》雜志發表的《王鐸年譜（稿）》，1992年村上三島主編《王鐸の書法》五大册，也收入福本雅一所撰《王鐸年譜》。這兩部年譜以部分王鐸書法作品以及藏於日本的《擬山園選集》詩集（清順治十年刊，五十四卷殘本）爲核心資料。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的書法展覽也蓬勃興起，王鐸及其他明末清初書家如張瑞圖、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也受到普遍的青睞。1993年，有關單位在王鐸家鄉孟津舉辦了一次王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同年，由高文龍、劉正成主編的《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由榮寶齋出版社出版。這本書附録了簡要的《王鐸年表》，成爲大陸學者王鐸年譜（表）編著的開端。隨後的一些相關出版物中也都附録王鐸的簡要年表，但這些成果未能全面超越日本學者。

2007年，張升編纂的近20萬字的《王鐸年譜》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作者出身歷史學，他使用正史、實録及野史著作，也從時人的詩文集中輯得部分資料，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於王鐸的認識。但該譜也存在一些不足：一、對各版本的王鐸詩文集，及詩文集未收詩文、信札與題跋等未能進行充分的輯録與考訂，納入年譜的詩文作品有較大局限。二、對於王鐸傳世書畫作品的搜集明顯不足。作者僅將《中國書法全集·王鐸卷》所收100餘件作品編入譜中，且對於既有的編年考證一概採信，而未能進行驗核。此外，該書對明清書畫著録中收入的王鐸書畫作品及題跋，也未能加以利用。近年來各大拍賣會中的相關作品，作者亦概不關注。三、對王鐸行蹤及社交圈的考察較爲粗疏。比如，對於一些友人名號的考證有所闕略，或存在較多錯誤，如將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王鐸《贈張抱一詩卷》的受書人“張抱一”定爲浙江平湖人張培，其人實爲河北道參議張宏道。書中“無考”的標識更是比比皆是，但事實上其中絶大部分人的身份都可以明確考知。

總體上看，已經出版的王鐸年譜（表），不是使用文獻不足，材料捉襟見肘，就是未將王鐸作爲文學藝術家這一特殊的譜主身份來對待，未能充分反映王鐸文藝活動的全貌。

2006年春，筆者開始研究王鐸與晚明書法，決心系統搜集各種相關資料。日積月累，資料日豐，在撰寫相關研究論文的同時，也整理與考訂這些資料，重新撰寫王鐸年譜。本書力求全面展現王鐸各時期的行跡、活動、交遊與藝術活動，約略而言，著力點有四：

一、本書使用了明清若干版本的王鐸詩文集，如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年刊《擬山園選集》詩集，這一版本比日本所藏殘本多出了整整二十一卷。天津圖書館藏《王覺斯初集》黄居中鈔本、河南圖書館藏明崇禎刊本《擬山園初集》以及上海圖書館藏《擬山園選集》殘本，收録了較多王鐸早年的詩文，對於我們鈎稽王鐸五十歲以前的生活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書也對30餘種傳世的王鐸詩文手稿進行辨識、採録，並力圖考證寫作時間，納入譜中。筆者還仔細爬梳王鐸周邊友人百餘部詩文集，以及清初各類總集、選集，其中的相關材料經過選擇，皆編入相關年份。本書所使用的詩文集有不少較爲罕見，如國家圖書館藏張鏡心《雲隱堂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張文光《斗齋詩選》、上海圖書館藏張鼎延《嶰谷巵言》、臺北漢學研究中心藏鄭之玄《克薪堂詩文集》等。本譜還廣泛利用各種地方志，除了人物傳記之外，也從中輯出不少相關的唱和詩、序記、碑志、往來書札等，如《（順治）汾陽縣志》卷四《藝文》就收入王鐸寫給他的同年進士朱之俊的兩封長札。

二、以圖像資料而言，王鐸的書畫作品，《王鐸書法全集》僅收360餘件，《王鐸書畫編年圖目》收500餘件，且真贋雜厠。本書從海内外各大博物館、有關機構與私人收藏、明清刻帖、民國書刊及國内外拍賣會圖録中搜集到1000餘件可靠作品——既包括卷軸扇册等正式“作品”，也包括書札、題跋、簽條、詩文稿等日常書寫，兼及刻帖、碑版、版刻序跋等經過編排加工的手跡，其中有近半數難得一見。每條盡可能詳其形制、材料、尺寸、著録情況、收藏地、内容，並釋讀題識、跋文與印鑒。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鐸書札60餘通，上海圖書館藏王鐸書札20餘通，香港近墨堂藏王鐸致戴明説30餘札，這些重要的資料素不爲學界所知。又如刻帖，過去學界熟知的惟王無咎刻《擬山園帖》、張鼎延刻《琅華館帖》，但梁羽明刻《銀灣帖》、薛葳生刻《日涉園帖》、張縉彦刻《論詩文帖》、李化熙刻《二十帖》等其實皆有拓本傳世，除了保存部分王鐸書作外，刻帖的主體部分都是王鐸與友人的書札，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三、本書力求考訂王鐸詩文、書札、題跋中所涉及人物的確切身份。有些通過詩文集與地方志就可以獲得信息，有些則頗費考索之功。如臺北石頭書屋藏王鐸《楷書卷》，卷中並無明確的上款，但筆者注意到第五行高出左右半格，起首兩字是“遂兄”，並根據序文中提及此人在蕪湖徵税，考證出這件作品乃爲王思任所書，王思任字遂東，崇禎初年曾以户部主事榷關蕪湖。又如，上海崇源2009年春拍有一件王鐸書作刻帖，題爲《予患難中千里提攜千古義人爰用作歌》，從《擬山園選集》詩集七古卷四《千里過存》中“我愛季千里，無能度其美”句，知“千里”姓季，又據五律卷二十一《千里榷廣陵閘不及相送》，知其人曾榷關揚州，查《（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職官志》，于揚州鈔關下發現季之駿之名，因知千里即季之駿。再如，王鐸書作的一些上款，常常只寫其姓字，如“威老蔡親家”，或是字號中的一個字，如“帶老先生大詞宗”、“皓老先生”，筆者利用各種資料進行綜合考證，知其爲蔡鳳、王瀠與路振飛。本譜共考證出各類人物數百人。而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些問題從未被解決。

四、大量無紀年的詩文與書畫作品，筆者也極力考索、推求，納入相關年月，如此，則零散的材料與信息便成爲有組織的結構。將王鐸不同形式的作品進行信息勾連與綜合排比，常常可以得出較爲可靠的結論，如濟南文物商店藏王鐸草書《唐人詩卷》，款識云：“天啓乙丑孟冬，夜漏二鼓書，時同韓官岑、南思敦、温與恕、余望之，酒後糊塗，滿紙葛藤，可笑也。涵一老先生大詞宗教我，嵩下樵王鐸。”涵一即陝西三原焦源溥，此作書于1625年十月。北京大學藏《王鐸手書殘稿》有《焦涵一詩集序》，中有“涵一與余相遇於十年之前，長安舍中，同南中幹燒蠟談詩”云云，思敦、中幹都是王鐸同年進士南居仁的字，故知此序亦作於此際。又，私人收藏王鐸《與涵老札》，無紀年，中有“諸老諭以畫者，俱未敢領。……兼之天寒研凍，又無煖室，故如此。然老先生一畫，雖手足肆應中必欲爲知己一塗汙之”之語，據“諸老”、“天寒”亦知作於此時。這三條材料在年譜中組織於一處，其作用非零碎狀態可比。系統的資料搜集與排比，不但使得以年譜的形式全面揭示王鐸的生平、仕履、行蹤、交游及藝術創作活動成爲可能，也爲勾勒王鐸的同僚圈、鄉黨圈、藝文圈等不同的人脈網絡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光陰荏苒，匆匆十年。面對成稿，筆者絲毫没有覺得輕鬆。一方面這項工作雖耗時費力，但成果不敢稱完善，一些看似多餘的資料也未忍删除，名之以“長編”，表明本書的撰寫更傾向於材料的豐贍，而非整潔。另一方面，王鐸好尚古體，文字晦澀，加之《擬山園選集》刊本訛字甚多，雖然筆者在識字、斷句與考證上反復推敲，但自知學植淺薄，必有失當與錯謬之處。加之地理知識貧乏，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行旅迂道的情形又時有發生，因此在梳理王鐸歷次行蹤時，我仍然頗費躊躇。誠望發現錯誤的讀者，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