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研究汉语方言的形成、分布、演变与自然地理以及人文地理的关系，着重考察河流湖泊、山脉、地形地势以及历史移民、历史政区、交通往来、文化区域对方言形成、分布和演变的影响。本书属于方言地理学的范畴，主要利用语言地图来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并结合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下面将与本研究相关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分类综述如下。
一、方言地图研究成果
地理语言学研究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1876年，文克尔（Georg Wenker）开始调查德国方言，编制《德国语言地图集》。后来，法、德、意等欧洲以及北美等国家也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日本从20世纪初也陆续出版不少方言地图，尤其是“台湾地理语言学之父”小川尚义在《日台大辞典》卷首所附的《台湾言语分布图》，图中详细绘出漳、泉、客各方言在台湾的分布情形。后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了好几种汉语方言地图。1940年，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 A. Grootaers, 1911—1999）奔赴山西、河北，他走遍大同、万全、张家口、宣化等地，运用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调查当地的方言、民俗和宗教现象，并把调查结果绘成详细的方言地图。中国的学者也在方言调查研究中绘制过一些方言地图。中国最早的方言分区分布图是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第一部专门的中国语言和汉语方言（包括海外的）分区分布地图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年由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出版。早期的汉语方言特征图，首推赵元任等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的66幅地图，后来陆续出版的调查报告和方言论著里也附有一些方言特征图。第一部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是王辅世在1950年完成的《宣化方言地图》。中国学者的汉语方言地图，大多是方言调查报告的附属内容，编制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说明当地方言的分区情况，真正按地理语言学的要求调查、编制的方言地图极少。大部分汉语方言地图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语言分类（方言分区）服务的，很少用于地理语言学其他方面的研究(1)。2008年，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地图集按地理语言学的要求，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调查了全国930个地点的方言，编绘了510幅方言地图，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2009年日本白帝社出版岩田礼主编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其特点详见下文。甘于恩主编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有400多幅地图，有待出版。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
二、汉语方言分区研究成果
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2)，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分区的结果的论文非常多。其中，对整个汉语方言分区最重要的两大成果是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和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1987年版《中国语言地图集》在给汉语方言分区时使用两个语音标准，这两个重要的标准是古入声字的演变和古全浊声母字的演变。该书把汉语方言分为10个区，即在以往官话区、吴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7区的基础上，增加晋语区、平话区、徽语区。其中，又将官话区分为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8个区，但将“平话区”改为“平话和土话区”。《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吸收了最近20多年中汉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对10个区内部进行了一些调整。除此之外，对各大方言或各个省区的方言进行划分的论文非常多。
三、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成果
1. 相关主要论著（含学位论文和专著）中的研究成果
贺登崧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发表了大量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中的部分成果被编成著作，后被翻译成《汉语方言地理学》出版。贺登崧在书中指出，通过对语言地图的解释，能了解两个方面的情况：方言的历史演变所产生的新旧层次以及这个变化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样式。这需要对地方史有很深的认识，特别是要了解古代行政界线的正确位置和移民的途径。作者从行政史和居民史的角度指出在中国做研究的特殊性。关于行政史，可利用各地大量的方志和碑铭。关于居民史，可利用家谱、墓碑和寺院中镌刻的布施者名单，由此可以了解当地居民的来源及其历史。贺登崧在书中还指出弘州线这束同言线反映了10世纪的行政界线的变更：线西属辽金时代的西京路（大同县），线东属金元时代的弘州。这条弘州线并不是因单纯的语言变化而产生的(3)。作者在概括它的语言特征时，强调要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它因自然地理、历史、民俗和社团内部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而成一体地发展变化着；而语言的变化能最清楚地体现出各种文化要素这个混合体的真正面貌。贺登崧的研究启示我们，研究语言的分布、变化要联系自然地理与行政史、居民史、民俗等人文要素。
王辅世在辅仁大学的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方言地理学著作，1994年在东京，由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他的导师贺登崧称此书是开创性的著作，是“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样板”。该书绘制了15个调查项目的“方言特征图”，并从外方言、地形、交通线及心理等角度分析了它们对这种方言特征分布的影响，该书还考察了宣化与万全两地的历史沿革，重点讨论了明代政治区划对今宣化方言的影响(4)。
李如龙在《福建方言》第二章第四节“福建方言的分区及其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认为，闽东方言跟闽江与交溪、莆仙方言跟木兰溪、闽南方言跟晋江与九龙江流域、闽北方言跟建溪、闽赣方言跟富屯溪、闽中方言跟沙溪、闽客方言跟汀江流域大体相当(5)。
项梦冰、曹晖在《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指出，语言特征地理分布的两种基本类型包括连续分布和不连续分布，并分析了移民运动、外方言的侵蚀以及方言中心新兴音变的扩散等会造成不连续分布。该书还介绍了Matteo Bartoli关于方言演变与方言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的四种“区域模式”：孤立区域模式（与外界隔绝的闭塞地区倾向于保留古老的形式）、侧翼区域模式（原本统一的某区域被从中楔入后，该区域的侧翼部分倾向于保留古老模式）、主要区域模式（某区域分裂为两大部分，较大的区域倾向于保留古老形式）、晚期区域模式（愈晚被征服的区域倾向于保留古老形式）。该书在“汉语方言宏观分区”中归纳了层级原则、音韵差异的深度原则、地理纵深度原则、忽略负同言线原则等7大分区原则。根据古微母是否读m，划分汉语方言为官话（北部方言）和非官话（东南方言），再根据阳上同言线划分非官话为北方型（湘、赣）和南方型（吴、闽、客、粤）(6)。项、曹的研究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用微母、阳上等同言线来为汉语方言分区，体现了汉语方言分区“两分”的思想。
史皓元、石汝杰、顾黔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绘制了方言地图并画出同言线，他们在《江淮官话和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一书中，用几个专章分析了跨越长江的同言线、丹阳和丹徒的口语词、声调的同言线(7)。这是利用同言线划分两种方言界线的一个较好的范例。
岩田礼在他主编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的“绪论”里，从理论上对语言地理学做了相当详细的探讨。他首先归纳了汉语方言主要的边界线和分布类型。汉语方言的边界线分南北对立线和东西对立线。南北对立线包括淮河线和长江线：淮河线是“淮河—秦岭线”的简称，指以淮河—秦岭为界构成的南北对立线；长江线是以长江为界构成的南北对立线。东西对立线包括南方的东西对立线和北方的东西对立线：南方的东西对立线以天目山—武夷山为界，客家方言处于其间；北方的东西对立线以山西为界，晋语处于其间。汉语方言的分布类型包括“长江型”“古老长江型”和“楚地型”。“长江型”是指从江淮地区起源，沿着长江逆流传播而在长江流域形成的方言特征分布现象。“古老长江型”是指从江淮地区起源，沿着长江逆流传播，到安徽或湖北转而南下，延伸到江西、湖南甚至福建、广东的方言分布现象；“古老长江型”的一个分支是“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型”，指北方方言从江淮地区直接侵入吴语的现象。“楚地型”是指集中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安徽至四川）的方言分布现象，这可能是当地土著方言特征的表现。其次探讨了汉语方言词语传播的3条主要路线：以江淮为起点的传播路线、北方的传播路线、近代时期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路线。最后以汉语方言为例阐释了连续性分布原则、通俗词源、类推牵引、类音牵引、同音冲突、同义冲突和所指转移等与地理语言学相关的一些概念(8)。《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与汉语的实际紧密联系，书中收录了49个条目共95幅地图，每一幅地图一般都有文字说明，说明词的条目、词形的分类并对词的分布特征进行解释，为对方言分布的解释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该书对汉语方言特征的边界线与分布类型归纳得较好，对本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
以某一河流、山脉为研究对象的地理语言学著作有好几部。王临惠以汾河流域干流的22个县市为代表点的方言语音为研究对象，详细描写了汾河流域方言的特点，讨论了汾河流域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尤其是用专章分析了汾河在这些语音演变过程中“纵向贯通、横向阻隔”的作用(9)。莫超在描述白龙江流域的地理、历史、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重点揭示了该流域方言的语法特征，他指出白龙江流域方言有两道“界”，一是流域方言与藏语康方言的“界”，一是流域方言与西南官话的“界”。在这两道“界”的过渡地带，有不少语法特征处于“兼收并蓄”或“叠置使用”的状态。他还指出，经济活动类型的差异加上封闭的地理环境，会产生“方言岛”，也会使方言保存较多的古语成分(10)。贡贵训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专章论述了安徽淮河流域方言格局的形成与淮河的关系。他认为，在皖北沿淮方言北方化以及本区域方言语音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淮河具有“南北阻断、东西贯通”的独特作用。他还结合移民史阐释了沿淮方言所经历的三次大的“北方化”过程，认为中原官话信蚌片是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混合的产物，是江淮官话在中原官话侵蚀下的变种；结合历史行政区划、移民来源等因素，解释了中原官话信蚌片各小片形成的人文背景(11)。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在对湘江流域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考察后指出，湘江及其支流，南岳、阳明山对方言的传播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南岳周围、阳明山以南的永州6县等两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别处的方言区域特点，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山岭对方言传播的阻碍作用：南岳衡山隔断了长益片、娄邵片与衡州片的联系，阳明山隔断了广西湘语和永州湘语的联系(12)。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指出，南岳衡山作为天然屏障是它东南边的前山话和西北边的后山话的自然界线，在它们之间的地势平坦的地区形成一个过渡区域，即以后山话为主体的混合方言“夹山腔”(13)。这些研究具体地体现了特定的河流、山脉对某些汉语方言传播、分布的影响。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汾河、白龙江、淮河在水流方向对方言的传播产生贯通作用，在垂直水流的方向则是阻隔。黄河对方言传播的作用与之不同。衡山、阳明山对方言的传播产生阻隔作用，然而罗霄山却没有阻挡住赣客语的西扩。我们整体考察了中国的河流、山脉对汉语方言流播、分布的影响之后发现，不管是河流还是山脉，对汉语方言的流播、分布可能无影响，但更可能产生了影响。有影响时，既可能阻隔也可能贯通。到底属于何种情形，归根结蒂，要视其对人类活动影响的有无与多少而定。
王文胜对处州方言进行地理分类，并且运用行政区划、地貌地缘、政治经济、传媒教育、文化心理等非语言因素解释处州方言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14)。张驰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结合移民史的数据，试图探寻宜宾、泸州地区数县市方言音韵结构的共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15)。这些研究较好地体现了人文地理及自然地理对汉语方言的影响，但是只局限于分析处州、宜宾、泸州等个别地区。
2. 相关主要单篇论文中的研究成果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16)收录了31篇学术论文，分“理论研究”“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区域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四个专题编排。大西拓一郎的《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认为语言地图所表示的方言分布不仅可以反映语言的历史，还可以反映各个地域的社会形态。曹志耘的《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把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分为对立型和一致型两大类。对立型又分南北对立型和东西对立型，其中南北对立型包括“秦淮线型”和“长江线型”；东西对立型整体上指“阿那线型”，“阿那线”即从内蒙古兴安盟的阿尔山市到广西百色市的那坡县之间的一条汉语方言东西分界线，其北方地区的核心地段是太行山，故称之为“太行山线”。一致型包括“长江流域型”和“江南漏斗型”。史皓元等人关于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研究，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他们的一个做法是把语言特征的分布和行政区划边界线的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其余论文基本上是分析某一地域方言的特定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
其他主要的单篇论文有：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地理与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以浙江方言分区为例》一文，以浙江方言为例，论证同一历史政区内部的方言存在一致性(17)。周振鹤、游汝杰在《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中认为，方言分区当然要从语言现象的分布出发，但是如果不跟历史人文地理结合起来研究就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8)。李芳元和徐守山的论文《影响方言的地理因素刍议》，通过方言地图探讨了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政区和移民等对方言语音、词汇地理分布的影响(19)。张晓虹在《陕西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理背景》一文中认为，陕西方言分为陕北方言区、关中方言区和陕南方言区，3个区与自然地理界线并不吻合，但与行政区划、人文地理的关系密切(20)。张维佳在《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中指出，随着方言地图制图方法的成熟，方言地图应该更加注重反映一定区域内各种方言的专题现象以及方言差异与水系山脉、交通网、政区、居民点等要素的关系(21)。张双庆、庄初升在《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与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关系》一文中揭示了广东方言的地理格局一方面直接受到区域内山川、河流、平原、台地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与历史上长期稳定的行政区划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22)。孙宜志在《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及其在汉语中的实践》一文中认为，将语言地理学的理论与传统汉语方言学结合起来，更加重视解释是汉语方言地理学今后要注意的问题。汉语方言地理学应该加强对方言地图的解释工作。方言差异的成因有的是移民来源不同，有的是方言接触而导致的变化，有的是方言自身发展形成的差异，汉语方言地理学应该对地图反映的情况作出恰当的解释(23)。
目前，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成果，除了曹志耘、岩田礼等人的论著外，大部分只是对某地或某类方言的研究，立足整个汉语方言来研究其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关系的很少。目前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共时的描写与研究，从历时的角度来分析、解释方言地理分布及其变化的就更少。因此，本书拟对整个汉语方言的共时分布、历时演变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做一些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