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与用人：魏文侯的治国之道

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崛起的大国，它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利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很发达的区域。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和”的问题。

一、营造和平的环境

先说外部的“人和”，主要表现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曾来借师伐赵，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魏文侯采取“和事佬”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两国都不满于魏国。后来，他们知道魏文侯是想二家和平友好，于是“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成为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

二、改革与用人

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魏文侯魏斯（前472—前396）是魏国的第一位封君，在公元前403年正式被周天子批准为诸侯之前，就执掌魏氏的政柄达四十二年（魏文侯于前445年即位）。魏文侯执政的最大特点是用改革促发展，同时用人不拘一格，治国强调儒法并用，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战国时期的改革始自三晋，而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前455—前395）的思想务实，总体上属于儒法兼修的杂家范畴。他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变法的起点。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于李克的一则故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适合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时看他亲近谁，富贵时看他结交谁，显赫时看他保举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接着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的人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听后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谁做国相了。李克这一套识人术的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李克刚出门，就碰到了翟璜。翟璜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他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的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了当时各国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王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包括担任中山守将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职，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翟璜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

三、田子方的教诲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短长。”（《全唐文》卷二七四，刘子玄《自叙》）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能够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吃饭。魏文侯突然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迷惑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辨识啊。”田子方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应在用人当否，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做即兴式的品头论足。田子方不愧是子贡的高足，深谙领导艺术。

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却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可以骄傲呢，还是贫贱者可以骄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乃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魏击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导者，应该比他人更自律和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者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

总之，魏文侯的治国，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明君治国的一个模本。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