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居东北
自从曾祖父赵尔丰四川殉难后,祖父赵世泽一直南北颠沛,奔波了数年。在随同曾伯祖赵尔巽回京之后,虽然全家衣食无忧,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特殊的经历和当时的环境,让祖父养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他期望有一番属于自己的作为。于是在民国初年,因为曾伯祖与张作霖的旧年渊源,祖父前往齐齐哈尔(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任职,署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局长。那时,祖父举家定居在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两地。齐齐哈尔的房子我估计是官署,而哈尔滨的房子则是私产。
那时,祖父经常往来于黑龙江与北京之间,回京之时,也会住在曾伯祖于北京的一处宅院(位于今天的北兵马司)。如今这处宅院早已不在了,1948年以后,那里盖了大楼,成为交通部的办公场所(也即后来的三机部、航天工业部和航天工业总公司)。其实曾伯祖在京还有一处宅院,在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那个大园子虽房屋不多,但是花园极大,每到春天,满园的芍药、牡丹,姹紫嫣红。50年代,老七爷赵尔萃的侧室住在里面,我称“七老祖”,算是赵家当时辈分最高的长辈了。我小时经常随两位祖母乘着三轮车去那里玩,尤其是七老祖每年过生日时,恰逢暮春,正是园子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我会在那里满园地疯跑。赵尔巽晚年所生之子,十二叔祖赵世辉与张怀瞳(张作霖之女)夫妇1950年曾从美国回京省亲,还在那个园子里住了十几天。
当时,祖父任署地是在省会齐齐哈尔,但两位祖母特别喜爱当时哈尔滨的洋派生活,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全家都居住在哈尔滨。为此,祖父在当时的哈尔滨南岗地区置办了房产,供两位祖母常年居住。祖父则因此频繁往来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提到张作霖,不得不说起他与我曾伯祖赵尔巽那段极深的渊源。清末时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当时东北的匪患猖獗,其中以张作霖的势力最大。曾伯祖爱惜张作霖是个人才,将其招安,并一手提拔,为其日后成为东北王奠定了基础。因此张作霖对曾伯祖感戴一生。曾伯祖在六十一岁时得子赵世辉(1942年移居美国),他感到此生无憾,自诩“无补老人”,对儿子疼爱有加。而赵世辉的夫人,便是张作霖的三女儿张怀瞳(张学思将军的胞妹)。因此赵张两家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使得两个家族在以后的岁月里,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赵张两家联姻一事,绝非如唐德刚记录的张学良口述中所说“是赵尔巽主动向张作霖提亲”。而是当时张作霖确有此意,但我曾伯祖认为两家出身、门第悬殊,因此坚决不允。直到曾伯祖去世后,张家再度提亲时才被应允。
祖父任署东北期间,适逢张作霖五十大寿。张聘请七伯祖赵世基担任演出堂会的总提调。因七伯祖与梅兰芳相交甚笃,虽然梅兰芳有不出关演出的惯例,无奈冲着七伯祖的情面,破例为了张作霖的五十大寿,在奉天(沈阳)登台唱了三天大戏。而当时的大轴戏便是梅兰芳与杨小楼的《霸王别姬》(按说,在寿辰之际演出《霸王别姬》是不祥之兆)。同时被邀请前往奉天的,还有京剧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以及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谭富英和王凤卿、姜妙香等,他们都被安排居住在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只有梅兰芳,因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由七伯祖陪着住在中国银行沈阳办事处。张作霖对梅兰芳很是敬重,曾由七伯祖陪同,携夫人前往梅兰芳下榻处拜访。(七伯祖赵世基一生才华横溢,只可惜身体一直不好,1927年不到五十岁时便去世了。)
当时全国的货币尚未统一,关内与关外的货币汇率不同。因此,祖父在东北任职期间,通过关内外的货币汇率差价从中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获益颇丰,家道也逐渐殷实起来。也是在这期间,祖父又续纳了我的亲祖母。亲祖母是江苏扬州人,随其姑母在安徽长大,名汪姞,字曼殊,后随夫姓称赵曼殊。因为她好吃甜食,又喜欢散糖给小孩儿们吃,我称她为“糖奶奶”。
1926年1月18日(旧历乙丑腊月初五),我的父亲赵守俨出生在齐齐哈尔。老祖母每与我讲起父亲出生时的场景,总是满脸骄傲的神情。父亲出生时,老祖母为了孩子的平安降生,找到当时在齐齐哈尔的日本医生伊藤夫妇(伊藤是当时著名的妇产科大夫,他的妻子是日本助产士),为我亲祖母接生。而当孩子的脐带剪断之后,医生便将孩子(我的父亲)放在了老祖母手中。老祖母对我讲:“她(指我的亲祖母)那时才十八九岁,能懂得什么呀!”不想,多年以后,两位祖母却常因此旧事拌嘴,一个说“儿子可是我生的”,一个说“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我在一旁听来倒也觉有趣。
祖父给父亲取的乳名叫“安儿”,这其中是有个缘由的。在我父亲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11月,时任东北军京榆驻军副总司令郭松龄在冯玉祥的挑唆下,举兵倒戈反奉。后被张学良平定,同年郭松龄夫妇兵败身死。也因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东北局势转危为安,祖父更希望家中的亲人和新生的孩子,能相安于世,于是才给父亲起乳名为“安儿”。
而此时在北京主持纂修清史稿的曾伯祖赵尔巽,虽然晚年得子,号称“无补老人”,但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在“北京政变”之后也曾应段祺瑞政府之邀,以德高望重出任临时参议院议长,但是实际已经不能做什么具体事情,健康状况堪忧,已近灯枯之年。他一直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稿》的完成,一再催促着《清史稿》的编修完竣。1927年,为了了却曾伯祖的夙愿,《清史稿》仓促成书。由于仓促,书稿确实存在不少疏漏和问题。后又由金梁(1878-1962,号息侯,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经其增删修改后的版本称为关外本。而曾伯祖主持修撰的版本称为关内本。1928年后,国民政府对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都不予承认,宣布了它的二十七条罪状,例如“反革命”、“不奉民国正朔”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两个版本的《清史稿》依然对清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