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总揽朝廷大权的杨坚代周称帝，建国号曰隋，建元开皇；至开皇九年（589），隋兵渡江灭陈。至此，自西晋崩溃以来近三百年（如果从东汉末豪强割据算起是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便告结束。隋王朝仅传三世，立国不足四十年。公元618年，被隋封为唐国公、镇守北方重镇太原（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的李渊在农民起义和军阀逐鹿的战争中建立起唐王朝，建元武德。唐王朝经二十一帝（包括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二百九十年，最后灭亡在割据的强藩手中。唐灭亡后，在北方相继建立起梁（907—923）、唐（923—936）、晋（936—946）、汉（947—950）、周（951—960）五个短命的政权；大体相当于这一时期，在南方与两川先后建立起九个割据王朝，即吴（892—937）、楚（896—951）、闽（893—945）、吴越（893—978）、前蜀（891—925）、后蜀（926—965）、南唐（937—975）、南汉（905—971）和南平（荆南，907—963），加上北方的北汉（951—979），计十个小国(1)。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后周权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起宋王朝；经过近二十年经营，平定了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本卷所记述的，就是自隋建立经唐代到“五代十国”分立这近四百年间的文化发展状况。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辉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隋王朝立国虽然短暂，但无论是立国规模还是典章制度，它都为唐王朝作了准备。它可以看作是盛大的唐王朝的序幕。“五代十国”易代频繁，战乱迭起，但盛世的业绩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仍有延续。这可以看作是唐王朝的尾声，历史的潜流在这一时期正为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做着准备。作为隋唐五代的主体的唐王朝，以其飞跃的发展、纷繁的变革，也夹杂着不间断的动荡以至战乱（特别是在后期），演出了历史上极其宏伟壮丽的局面。在当时世界上并存的几个大国中，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天竺（印度次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大食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国刚刚在崛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看，唐王朝是最为兴盛强大的。它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人类文明的一大中心。
隋、唐的统一，唐前期社会发展到极盛，为这近四百年的文化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得以形成，则依靠了秦、汉以来中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创造的积累。即以隋王朝所接续的南北朝而论，在某些历史记述给人留下的印象里，北朝多是野蛮与战乱，南朝则显得软弱而腐败。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在这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的近三百年间，社会仍取得了不少对后代具有决定意义的巨大进展，孕育着统一繁荣的新机。这些进展举其大者如：由于晋室南渡，大批中原移民南迁，促进了长江以南的经济开发，使直到南海的广大土地得以垦殖；由于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从中原输入的先进农业技术，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江南的开发对此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例如唐中叶“安史之乱”之后，主要是江南的财赋支持了唐朝廷的经济命脉，对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自西晋崩溃，原来居住在北部边疆的诸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并建立起一批政权。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更迭固然带来不少破坏与战乱，但同时却又在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这些少数民族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同时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的血液。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事实：唐王朝实行的均田制与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都取法于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北周和鲜卑化程度很深的北齐，而这些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唐王朝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是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的。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南北朝又是个在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具有丰富多样特色的发展时期。分裂动乱的后果带来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发展趋向的分化。南、北学风明显不同，文学、艺术的风格也不同；特别是儒家“章句之学”衰落，佛教与道教兴起，造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与交流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后来。南北朝学术上的不同学风、文学艺术的多种流派与风格、思想与宗教的斗争与交流，不仅造成了文化的多方位、多样化，而且起到了某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在南北分裂、社会动荡的条件下，文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一旦国家归于统一安定，文化建设的条件成熟，这多方位、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积累得以交流，必然会促成文化的大繁荣。
隋、唐两个王朝从前代继承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成果。由于国家的统一，积极的方面能够发挥，而消极的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限制与克服。隋王朝立国短暂，特别是隋炀帝统治的时期，开运河，征高丽，酷役重赋酿成天怒人怨，造成迅速土崩的结局，多受史家酷评。但实际上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一朝行政颇有作为。就是隋炀帝，在统治的早期，在发展经济与文化上也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如制定新律（刑罚较前为轻）、推行科举、兴办学校等。还有两件颇引起后人争议的事业：一是发展与西域、中亚的交通，并亲自北上长城、西巡河西走廊，这是曾被司马光指责为“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的行为，却是唐代开发西域、重开“丝绸之路”的先驱；另一件是开凿运河，新河道与古渠道连接，组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贯通南北的水运系统，这一系统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意义到唐、宋时期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没有这条水路所担负的漕运，在中原的唐朝廷如何维持是难以设想的。这样，尽管隋末的大动乱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统一的隋王朝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却为唐王朝打下了基础或提供了借鉴。
唐王朝统治者在群雄逐鹿中夺得政权，又有前朝亡国破家的教训，立国之后，颇能躬自俭约，任贤纳谏，励精图治。一方面广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推行科举，制定刑律，完善法治；另一方面推行适应当时形势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制等一系列制度，轻徭薄赋，休养民生，使得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自唐建国到“安史之乱”爆发这一百几十年间，虽然有武后专政与篡位等政争和北部、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战争，但全国基本上保持了安定的局面，经济也持续地发展、繁荣。在广大的土地之上，朝廷实现了空前有效的行政管辖。统一安定的环境更有利于经济开发与交流。首先是作为封建经济主体的农业迅速发展，农具改良，水利灌溉发达，田地垦辟，产量提高。据考天宝年间（742—756）全国垦田数在750万顷左右，粮食亩产在2石左右，这比前代是大为提高了。人口在高祖武德（618—626）初只有200万户（这是朝廷掌握的数字，当然有隐漏），到高宗永徽三年（652）即达380万户，中宗神龙元年（705）是600余万户，至天宝十四载（755），有户890余万，人口5290余万。人口直线上升，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繁荣的趋势。唐前期的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也为以后唐王朝应付频繁动乱与重重矛盾、维护统一的国家提供了物质条件。
到唐玄宗统治后期，政治逐渐腐败，社会矛盾加剧，终于酿成了大动乱——“安史之乱”。这成为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或以为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即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变乱平定后，唐朝廷即陷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官朋党相争等重重矛盾之中，均田制破坏，税制混乱，赋役剧增，造成人口流亡，农业生产衰败。尽管从总的趋势看在走下坡路，然而唐王朝的统治体制仍保持完整，社会生产的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唐朝廷仍具有自我调整的活力（例如均田制破坏后改行“两税法”，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等），并几次做出重新振兴的努力（如宪宗、宣宗时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经济方面，由于历次动乱基本上没有波及江南，那里的农业生产仍在持续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成绩更相当突出，商贸发达，城市繁荣。这也是唐王朝得以延续统治的重要条件。
以黄巢起义为主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割据的强藩纷纷自立，最后唐政权被在镇压农民战争中扩张势力的军阀所篡夺，从而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虽然这以后半个多世纪割据的政权纷争劫夺，战乱不绝，但南方诸国的统治者原多是唐王朝的封疆大吏，他们的统治已有相当的基础，多能善自经营，保境安民。那里的手工业与商业在这一时期仍得到相当发展。由于兴修水利，农业产量也有提高，植茶业的发展尤为突出。相对而言，北方战乱频仍，国祚更迭，社会不稳定，生产停滞。但到后周郭威建国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严明法纪，禁断佛教，整顿军队，北败北汉，东取淮南，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宋太祖赵匡胤才得以完成使国家重归统一的大业。值得注意的是，十国的君主中颇有右文之主，特别是前蜀、后蜀、南唐等国都招徕文士，崇重文雅，使得江东和两川成为相当繁荣的文化中心，对这些地区此后的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综观隋唐五代这近四百年间，尽管后期多有动荡、战乱以至沦为彻底的分裂割据，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迅速的，这就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政治环境也保证了发展文化的基本条件。当然，这一时期文化得以繁荣又有其自身的规律在起作用，这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将有说明。
如果观察一下隋唐五代时期文化发展的总貌，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一时期文化各部门的普遍的、持续的繁荣。就普遍性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化在许多领域都创造出巨大成绩，形成发展中的新高峰。在学术领域，史学、地理学成就显著，经学、小学也有所进展，类书大量被编纂，“《文选》学”成为一时显学，更引人注目。在文学艺术方面，诗歌、散文、小说、舞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领域，都名家辈出，佳作如林，留下了无数后人难以企及的瑰宝。在宗教方面，佛教与道教都在这一时代发展到极盛期，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也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诸宗教并存发展给思想、文化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天文学与历法、医药学与化学、建筑与交通诸领域，都多有重要的发现、发明或创造。而作为文化发展基础的教育，在这一时期更加普及与提高，不但建立起系统、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民间私学与民众教育也得到相当普及；而与之相关的科举制度则已定型并不断完备。而就文化发展的持续性来说，则贯穿这整个时代的是保持着强大生命力的异彩纷呈、奇峰叠起的澎湃的文化浪潮。隋、唐立国未久，随着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面貌即急遽改观。隋与唐前期统治者一般都相当重视教育事业与文化建设。唐初兴建学校，大规模地从事修史，制定礼乐，以及唐太宗以下几位帝王对文学艺术的爱护与奖掖，对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繁荣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已趋衰败，社会处于长期动荡、战乱之中，但文化建设并没有受到大的破坏（除了唐末战乱的个别时期或某些藩镇所属的个别地区），而且能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之上不断孕育新生机、开创新局面。例如在文学方面，从开元年间到“安史之乱”结束后这五十余年被看作是发展的一个高潮，而到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则出现了另一个高潮。著名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以及传奇小说的繁荣，都是在这一时期。新兴的韵文——文人曲子词也发展于中唐而繁荣于晚唐、五代，南唐与前、后蜀成为一时创作的中心。在艺术方面，由王维所开创的文人画在唐后期继续兴盛，花鸟、仕女等新的画科也是在此时形成的。而今天饮誉世界的敦煌彩塑与壁画，其主要部分也完成于中、晚唐与五代，代表了这一时期绘画、雕塑的水平。在学术上，中唐时杜佑的史学（编纂《通典》）、贾耽的地理学（特别是地图测绘）等都是杰出的成就；晚唐《开成石经》的雕造，五代后唐至后汉“监本”“九经”的刊刻，也是经学史上的大事；而中唐陆质、韩愈、李翱等人倡导经学上的新学风，更为宋儒建立理学做着准备。在宗教方面，入隋以后，中国佛教宗派相继创立，佛教发展臻于极盛。“安史之乱”以后，禅宗中南宗一派大兴，至晚唐五代，衍为五家（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遂压倒诸宗派而呈一家独秀之势。佛教史的这一转变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巨，容后另述。道教同时也在发生根本变化，金丹道教极盛之后，到晚唐五代，内丹道教正在兴起并渐趋成熟。总之，尽管自“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即在走下坡路，但在文化诸领域仍持续发展并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样，隋、唐的强大与繁荣，特别表现在其文化的普遍、持续地高度发展方面；大唐在当时世界上声威远被，特别得力于它的文化成就；隋唐五代在文化上留下的大量的宝贵遗产，也是后代仰承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的精神财富。
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制度从极盛走向相对停滞的转折时期，社会经济体制与阶级结构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学家把转折点确定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或朝廷诏行两税法的建中元年（780）。无论如何计算，转折都大体发生在隋唐五代这近四百年的中期。社会发展到极盛接着产生一系列剧变，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许多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转折。所谓“承前”，是指总结、继承前代积累的成果，取得集大成的成绩；所谓“启后”，是指在内容与方向上出现新变，开拓出新的生面。以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经学即儒学而论，在隋、唐之际，许多儒学家即力图背离汉魏以来的章句、家法而开“通学”之途；唐初刘知幾更发扬疑古、惑经精神，倡导“一家独断”之学，带动了一代学风；到了中唐时期，陆质、韩愈、李翱等起来，高张儒学复古的旗帜，开创空言说经、通经致用的新路，并把探讨的重点转移到心性问题上来，从而为宋儒开了先路，开始了在学术思想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自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宗教方面的转变前已涉及。还应当指出的是，至唐前期，佛教与道教在教理、戒条、仪轨诸方面均已高度发展与完备，以后即进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交融，儒、佛、道三教及其各教派进一步融合（如佛教中的禅、教调和与禅、净合一，道教中传统的神仙道教、金丹道教与新兴的内丹道教的交融）以及向民众更广泛的阶层，文化更广泛层面的渗透。再以文学发展状况为例，到唐代，传统的诗歌（古、近体各体诗）、散文（骈文与散体“古文”）在艺术上均已臻于完美的极致；又产生了新的韵文体裁——曲子词；而唐传奇的繁荣与话本的出现，则标志着小说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形成；唐戏弄则是戏曲艺术的萌芽。而文人词、小说与戏曲乃是宋代以后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面向民众的小说与戏曲的兴盛更标志着整个文学的创作队伍与接受对象均明显下移。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艺术的许多领域里。社会变革时代的诸多矛盾激发人们的灵感，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调动起人们在文化上的创造力，这一点在隋唐五代文化史上反映得十分明显。
隋唐五代文化是高度开放的文化。这首先表现在国内各民族的交流和与域外诸国的交流方面。隋、唐的统一不仅是南、北国土的统一，还实现了南北朝以来几百年间中华民族新的大规模融合的巩固与深化。在南北朝时期，北方诸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相继入主中原，南方的“蛮”族、奚人、俚人、僚人、爨人等也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从而造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到了隋、唐时期，这一过程继续巩固与深化。一方面，在统一的国土上，前朝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兴盛的统一国家吸引着边疆少数民族慕风向化，而中原、内地的人民则以强固的自信心和宏大的气魄欢迎与边疆或已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的交流。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向内地移居，中原人民则远出四塞，开发边疆。统一强盛的唐王朝对周边远、近诸国采取了睦邻（就其基本倾向而言）、开放的态度。东至海东的日本、三韩，西方远到东罗马帝国，南方越洋至南海诸岛以至东非的部族国家，四海众多的国家都与隋、唐建立起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隋、唐与诸国间使臣报聘、商贾往还，宗教信徒求法传道，留学生徒求知受教，频繁的人员往来传播着各国、各族的文明。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传出、影响到各国，本书将有专章说明。就中华民族吸收域外文化以丰富与推动自身的文化发展看，这一时期成就也相当突出。无数域外的学者、艺术家、宗教家等来到中国，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外国的优秀的文化成果融入中国的传统之中而结成新的果实，这在舞乐、美术、宗教等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向域外诸国的开放，对整个民族精神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培养了强固的民族自信心与高昂的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这曾被某些学者概括为“盛唐精神”的思想面貌，又成为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
隋唐五代文化的开放性的又一层含义是思想意识的开放。在封建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政策对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隋唐五代各朝基本上秉承南北朝的传统，采取儒、佛、道三家并立的方针，没有用一种御用思想学说钳制文化界。三教的斗争与交流又大大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特别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颇能招贤纳谏，优容直言，为以后的历朝行政树立了良好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帝王和当权者中又多有崇尚文化之士，有些本身即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采取了不少奖掖文化的措施。再有值得注意的是，贯穿这整个时代的虽有多次改朝换代，也有相当严酷的政争，但对文化领域却较少波及。即以唐后期而论，藩镇割据成为威胁唐王朝生存的一大矛盾，但却给不少士人提供了庇护场所，一些藩镇幕府还成了文人士大夫相当活跃的地方。由于具有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学术上的各种新见得以发挥，文学艺术上的不同流派、风格得以发展，文化上的创新也具有了广阔的空间。这方面的开放对文化的繁荣也是关系重大的。
前面曾论及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文化各部门普遍的兴盛之中，在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与宗教得到异常突出的发展。这在与各门类学术、科技相比较时显得非常明显。文学艺术与宗教都属于人的主观精神创造的领域。文学艺术创作集中反映了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就具体作品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创作者主观精神的体现。宗教则在信仰中追求人的生命价值，它归根结底以曲折的形式反映了精神拯救与永生的幻想。而无论是从反映人的精神追求的内容看，还是从幻想与形象的表现形式看，文学艺术与宗教都有相通的地方。隋唐时期昌盛的国势、发达的经济以及相当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都给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相当开阔的天地。人的个性的自觉大为加强，这就成为培植文学艺术创造与宗教幻想的良好土壤。从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看，其特征之一就是更加着重追求统摄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智慧，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协调发展，而把掌握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放在次要地位。在隋唐五代人的主观个性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理想与幻想的空间相当开阔的条件下，中国文化的这一重要特征也就得以充分发挥。对中国文化这一传统特征的评价，或褒或贬，言人人殊。但就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则确乎是相当典型、相当充分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与优势的。
隋唐五代的社会条件培育了一代高度繁荣的文化，而这文化又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国家的建设、政权的巩固来说，经济与文化是主要的起支撑作用的两翼。而这两者间，文化直接关系着历史创造者——人的精神水平，它虽然往往是在无形之中，却发挥着更为巨大，也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儒家，历来重视“人文化成”，树立了重视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不过在程度与形态上有所不同而已。而隋唐五代无疑是文化得到社会上下普遍重视的重要时期之一。在这里，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文化的措施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而从统治阶级上层到普通民众努力发展文化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更是文化繁荣的基本推动力。文化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教育水准的上升，国民素质的提高。这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都是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而统一的文化传统的发展，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即以唐后期的情形为例，这种文化传统乃是抑制分裂割据势力的极其强大的力量，一方面在官僚士大夫间形成强大的反对割据、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舆论；另一方面在民众中也存在着要求统一、安定的普遍心态。这造成了统合社会上下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唐王朝在内外矛盾中几经危殆，数次播迁，却一直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而维持下来。后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仅短短五十余年又复归于统一，在这一历史发展中也不能不看到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至于在封建社会掌握文化教育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这一阶级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学校教育的普及、科举制的完善以及由此推动的庶族地主阶层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健全法制、改善吏治、安定社会等治国安邦之术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证，也是显而易见的。隋唐五代统治者一般都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远见的；当时采取的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是有魄力、有成效的。隋唐五代文化的繁荣，是这一代历史的重要成果，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光辉篇章。
隋唐五代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遗惠后代巨大而深远。由于这是与其他时代相比较而极富特色又特别繁荣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被后人当作模仿的蓝本和借鉴的楷模。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从思想、学术到文学、艺术，后代都从中汲取到有益的滋养，对各时代的文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例如“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后世历朝当权者的致治理想；这一时期完善与定型的三省六部的政治体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监察制度、遴选人才的科举制度、史官修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为历代王朝所沿用；唐律是以后历朝制定律法的样本，《唐律疏议》也为历朝疏释法律所依据；隋唐五代的儒学开宋、明理学的先河；这一时期的佛教与道教也为以后的发展开拓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更不必说“韩、柳文章李、杜诗”，是历代文人所仰慕与追摹的典范了；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创造给后人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而这一时期光辉的文化积累，特别是盛唐文化的成就，更给后代展现出一种丰富、开阔、繁盛的理想境界，鼓舞着一代代人为追攀这一理想而努力创造。
隋唐五代文化在当时与后代，对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汇入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之中，成为世界人民的财产。在当时，周边远近诸国慕风向化，除政治与经贸的联系之外，仰慕与学习中华文化也是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东亚，所谓“汉字文化圈”就是从唐代逐渐形成的。日本与新罗都是在全面地学习与模仿唐朝的基础上完善了封建制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个“汉字文化圈”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一直发展到今天，包括隋唐五代文化的中国文化仍然或隐或显地对所在诸国的发展起着作用。隋唐五代文化更有力地树立着中国的国际声望，促进了与各国间的友好交流关系。后来外国人把中国叫作“唐土”，把中国人叫作“唐人”，也表明隋唐五代的文明引起了多么高的崇敬。到今天，敦煌石窟和大雁塔、唐代乐舞与诗文、大运河与长安古城……这无数隋唐五代的文化遗产仍吸引着世界各国千千万万人，使他们艳羡与神往，从中追寻中华文化的真谛，求得新的文化创造的灵感，并从而培养起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敬重与友好的感情。
在今天，隋唐五代文化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规律，这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认识历史上的光辉的文化，对于全民族可以培植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信心，对于个人可以陶冶情操、提高修养，这更是关系国民素质提高的大事。当然从时间上看，历史已是过去的陈迹了；但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上看，历史却永存在国家与民族的生命里。当代的中国人在带有无限自豪与神往回顾隋唐五代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时候，并不只是在凭吊古老的遗迹、思念往昔的荣光，而是更自信曾经创造出如许辉耀寰宇的文明的民族精神不会衰败，它一定会一代代地发扬光大的。当代的中国人应当也能够在前人走过的路上更上一层楼，向人类贡献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
(1) “十国”起讫年代有些是依据各政权割据时期，不全是称帝、建元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