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闪电战与反闪电战

德国准备进攻苏联——闪电战的三个阶段——敌方空军以燃烧弹轰炸伦敦——下议院被毁——德国航空部队调往东部——射束之战延期——鲁道夫·赫斯在苏格兰登陆——我对希特勒想法的解读——我就如何对付希特勒做出指示

1940年末，我们仍持续遭受闪电战袭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十分有必要展望一下未来，对我们还要遭受多大苦难进行估算。敌人对我们的工厂和人民所进行的夜间空袭还要持续多久？以及这一袭击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是否还会持续增大？

首先我们要准确评估德国空军的实力，包括实际力量和相对力量，此外，还要对他们1941年可能执行的计划进行推测。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毫无疑问，德国必将在这个冬天大规模地扩充他们的空军，估计他们会在明年春天对我们展开更大规模的空袭。我们一定要估算清楚在3月31日之前以及6月30日之前，德国空军规模将扩大多少。当然，不一定非要以这两个时间点为参照，若有其他更方便计算又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时间点也可以。重要的是，切勿夸大德国的能力，如此一来，一些限制性因素，比如引擎、特种原材料、飞行员训练以及我方所造成的轰炸效果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我们还应密切关注德国对被占领国家工厂的使用情况。

如果你所属的情报处能就这一重要问题向我发送一份报告（最多两三页纸），那是最好不过了。在准备这份报告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和林德曼教授保持沟通，办起事来就会非常顺利，我们也就不用担心因为计算标准的不同而产生争执。我希望报告内容尽量简短，但我想看到具体的数据和推理过程。我不确定飞机生产部对这一过程到底了解多少，如果各部门之间的意见一致，那我就会放心许多。至于具体该怎么做，请向我汇报。请一个星期后给我答复。

1940年12月2日

在林德曼教授和他所在的统计处的帮助下，我开始慢慢地探索这一不明朗的领域。我们分析了空军部门所提交的报告，并将报告里的内容与经济作战部、空军情报处以及飞机生产部的判断作了比对，我们发现各个部门的报告在数据和论断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我容许部门之间存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是找到真相的一个好方法。在这三个部门中，职位较低的官员们相处比较融洽，因而非常容易进行协调。一天下午，我把他们都聚集到首相别墅，以进行讨论，对此我也感到十分开心。他们各抒己见，提出自己认为准确的事实和数据，但又因这些数据疑点重重而被推翻。各方所提供的证据之间存有很大差异，而在场的每个见证人又急于找出真相，而我认为，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位判断公正、思路清晰敏捷、没有先入之见的人来做决断。因此，我让相关人员将自己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提交给一位杰出的法官，由他进行调查。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上周六，我和空军情报局，以及经济作战部的官员们一起讨论了四个小时，可还是没有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

或许真相就在其中。这件事情对我们未来的规划至关重要，同时，它还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用兵计划。上面所提到的两个部门，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我非常希望这两个部门的官员能够面对面坐下来，一起进行调查，筛选证据进而找出真相。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位正直不阿、善于分析和判断的主席来认真掂量这些证据，并进行反复核查。法官辛格尔顿先生曾有过当炮兵的经验，最近我还让他做了一个关于飞机炸弹瞄准器的调查，所以我想请他来主持讨论，也希望他能解开种种谜团，找出有价值的线索，可是，我又不太确定他是否能胜任这一工作。当然，我们还是要向他提供现有的一切材料。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此外，我已经把我们周六所讨论的内容写成一份报告，供各部门参考研究。若对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有疑问，欢迎大家质询、修正或者推翻之。我已经向各部门发了一份副本，这个报告将作为本次调查的纲要。

1940年12月9日

我足足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亲自完成了这份报告。

首相致空军大臣：

据空军情报处估计，德国每月大概能制造一千八百架飞机，其中只有四百架用作教练机，这个数量似乎太少，因为德军前线的实力是我军的2.5倍。就我方来说，如果空军部每次都是出于正当理由而使用教练机，如果我们不是毫不顾惜地使用教练机，（如果不是）把大批教练机停放在机场上闲置，那么德国便无法凭借如此少量的教练机维持其前线的战斗力。

在这一周日，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将前来与我共进午餐，我到时会派他负责我们已经定下的调查工作。

1940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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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辛格尔顿先生与飞行员们及其他专家合作得十分愉快，工作进展也十分顺利。1月21日，他将报告最终版本递交给我，而最难的是用实际数字对英德两国之间的空军实力进行比较。每一方都将空军力量分为几个项目：在编飞机、飞机总数、作战适用型飞机、前线飞机。这些项目区别明显，随意性大，变动性也大。

况且，英国皇家空军有本土空军与海外空军之分，然而，此时德国空军都在国内，我就不用一些有争议的数据为难读者了。法官的结论是，德国与英国的空军实力之比大概为四比三。空军情报处认为德国的比重还要再大一点，经济作战部认为德国的比重没那么大，但整体数值相差不大。因此，辛格尔顿先生的结论就成了我们工作所遵循的基准。他所做的报告内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报告显示，我们的空军实力正在一步步赶超德国。法兰西之战刚开始时，德国的空军实力是我们的两倍之多，此刻已经变成了四比三。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才知道其实两国实力对比更接近三比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方面我们空军的发展速度还没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美国前来支援的飞机还在路上，并未抵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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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底，希特勒已经意识到，直接空袭无法摧毁大不列颠。大不列颠之战令他首次受挫，因为对城市的狂轰滥炸并未吓倒这个国家和它的政府。

德国准备在1941年初夏进攻苏联，还为此投入了大批空军。从我们5月底之前所遭受的多次激烈轰炸中可以看出，敌人已不再集中全部火力攻击我们。对我们来说，遭受多次轰炸是极其残酷的事情，但对于德国最高统帅部或德国元首来说，轰炸英国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希特勒的理想蓝图里，继续空袭大不列颠只是集中手段为对付苏联做必要和便利的掩护。希特勒认为，倘若一切顺利，他们只需六个星期就可以像摧毁法国一样摧毁苏联。因此，他们接下来就可以集中所有德国军队，在1941年秋天全力进攻大不列颠。而在此期间，英国这个顽强的国家会慢慢耗尽所有精力，首先，他们会派出远程飞机协助U型潜艇对其进行封锁，接着将空袭城市，尤其是港口。现在，德国陆军的“海狮”计划（针对英国）已经被“巴巴罗萨”计划（针对苏联）所取代。德国海军接到命令，要集中对付我们在大西洋上的交通线，而德国空军则负责对付我们的港口。这一计划比对伦敦及其市民进行狂轰滥炸更加致命。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继续用尽全部力量对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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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1941年的闪电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月到2月间，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敌人前进，他们只攻击了加的夫、朴次茅斯和斯温西，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我们的民防组织得到一次极好的喘息机会。港口紧急事务委员会体系代表着一切与港务机构有关的重要权益，早在战前就由帝国防务委员会建立起来。经过1940年冬天的艰苦磨炼，再加上后来军事运输部的分权支持，现在这些港口的紧急事务委员会已可以自力更生、有效克服困难，此外，他们对通过地区委员进而获得外界援助也比较有把握。我们十分重视一些积极的防御方法，比如烟幕和诱敌篝火。当地居民很讨厌烟幕，因为这会污染他们的房屋，但是后来烟幕却在保护英格兰中部工业中心时大显神威。诱敌篝火，或者称之为“海星”，主要用来迷惑敌人的轰炸机。与此同时，我们还将整个防御计划整合成一个配合得当、运作协调的系统。

天气转好以后敌人便蠢蠢欲动，于是，新一轮的闪电战又开始了。第二阶段，有时将之称为“德国空军的港口之旅”，是从3月初开始的。敌方每天会进行一到两次空袭，尽管轰炸十分激烈，但并未彻底摧毁我们的港口。3月8日及接下来的三个晚上，朴次茅斯遭到猛烈轰炸，船坞也被摧毁。12日，默西赛德郡遭受攻击。13日和14日，德国空军对克莱德河进行首次猛烈轰炸，居民死伤超过两千人，船厂停工，有些工厂甚至到6月份才复工，而有些则推迟到11月。约翰·布朗造船厂因大火停工，直到4月份才能恢复正常生产。3月6日，这家公司受到大范围罢工影响，大部分罢工的工人由于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但正是由于遭受轰炸所带来的痛苦和危险又令他们再次回到船厂，并积极投入到生产中。默西赛德郡、英格兰中部地区、埃塞克斯郡和伦敦在3月底又遭受了一轮轰炸。

而在4月份以后，德军便展开最猛烈的空袭。4月8日，敌人首先集中火力轰炸考文垂，其次是朴次茅斯。而伦敦则在16日和17日遭受严重空袭，在这期间共两千三百人死亡，三千多人重伤。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敌人试图轰炸我们的大部分主要港口，他们对一些地方的轰炸时间甚至长达一个星期之久。4月21日至29日，普利茅斯遭受空袭。尽管我们借助诱敌篝火保住了一些船坞，但这对整个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5月1日则是整个空袭的顶峰。利物浦和莫西河一带连续七个晚上遭受袭击，这造成七万六千人无家可归，三千人死伤。原有一百四十四个停泊点，其中有六十九个被炸得无法使用。而船只吞吐量曾一度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如果敌人继续轰炸下去，那么大西洋之战更加胜负难分。但像往常一样，敌人转而袭击别处。连着两个晚上，敌军都对赫尔发动猛攻，四万人所居住的房屋被毁，粮仓被炸，海军机械厂停工达两个月之久。而就在当月，敌人又一次袭击贝尔法斯特，这个地方之前已经被轰炸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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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我以布里斯托尔大学名誉校长的身份授予美国大使南怀特先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以及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我的夫人与我同行。晚上，我们的列车停靠在野外的一条铁路侧线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布里斯托尔城遭遇的激烈的空袭，炮火声不绝于耳。第二天一大早，列车进站，我们直接奔向饭店。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高级官员，接着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市里遭受空袭最严重的地方巡视。空袭服务部的人忙得不可开交，不断有人从废墟之中被挖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但他们的意志依然坚不可摧。在一个休息站里坐着一群老妇人，她们的家已经被毁，看起来仍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场面十分凄惨。看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们却立刻把眼泪擦干，大声地为英王和国家欢呼。

学位授予仪式如期进行。我用了一个小时乘车巡视遭受空袭最严重的地区，随后来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切都按照严格的仪式进行，但是大学旁边的一栋大楼仍在燃烧。尽管几位主人公外面套着崭新的学位长袍，但仍然掩不住他们因为一夜忙乱而被汗水浸湿，已然弄脏了的制服。这番情形着实让人感动。

我说：“在今天到场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彻夜坚守在岗位上的，大家一直都处在敌人剧烈而持久的炮火轰炸之中。今天你们以这种方式聚在一起，是毅力、是冷静、是勇气、也是超脱世俗的品质体现。与我们所熟知、所相信的古代罗马和现代希腊所拥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相比，你们毫不逊色。”

每当我可能有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不用处理总部事务的时候，我就去各地看看。这次，我看到了敌人空袭所造成的伤害，但我也同样看到了，在战后的废墟之中，那一双双沉着自信、明亮又带笑意的眼睛仍然闪烁着光芒，仿佛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和一项崇高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而这项事业已经超脱任何人类或是个人的问题；我还看到了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我也看到，它从自由中孕育，在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中成长。在这一刻，在这个世界历史性的转折点，这种精神一定能让我们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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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巫术战”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逐步开展。至于巫术战中第一批新式武器的制造情况，我在前一卷书中已经提过。当时，雷达的作用还尚未可知，但我们的科学家保证以后一定能派上用场，我们也选择相信。所以，早在1937年秋天，我们就根据这个设想重新制订了大不列颠空防计划。1938年9月，当张伯伦先生的专机载着和平代表团出国时，我们最初沿海雷达网中的五个雷达站，即防护泰晤士河口的五个雷达站，就已经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飞机的往返轨迹。从1939年春开始，敦提到朴次茅斯之间的十八个雷达站就已开启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测，这在其后的六年时间里从未中断。

这些雷达站就是空袭警报机构的忠实守门人，它们保护我们的战时生产免受严重损失，还免除民防工作人员难以承受的负担。高射炮手们也无须时时刻刻坚守在操作岗位上，以免浪费时间；我们因而得以避免人力和机械的消耗。虽然战斗机队伍的实力无与伦比，但数量太少，天天巡逻也会消耗掉太多战斗力，到时候势必难逃厄运。虽然这些雷达站对夜间截击的精确度还不够高，但它们却能在白天让战斗机在最佳高度和方位上静候敌机。雷达站在白天的战斗所取得的胜利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得到其他配备新式技术监测站的支持和辅助，而这些监测站在低空飞行的敌机逼近时就会发出警报，尽管警报十分短暂，但却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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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间，尽管德国对射束进行了种种改进，但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干扰。举个例子来说，5月8日晚上，德国人打算在两个地方发起空袭，第一个地方是在德比的劳斯莱斯工厂，第二个地方是诺丁汉。他们原本打算射往德比的射束遭到了我们的干扰，结果诺丁汉遭到了袭击，前一晚的小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由于计算误差，第二次轰炸落到了贝尔沃山谷，从这个山谷到诺丁汉的距离和从诺丁汉到德比的距离大致一样。德国公报宣称，德比的劳斯莱斯工厂已被炸毁，实际上德国空军根本未靠近德比。二百三十颗高爆炸弹和大量燃烧弹被投掷在空旷的山谷，而仅有两只小鸡伤亡。

德国的最后一次空袭也是最惨烈的一次。5月10日，敌机载着燃烧弹回到伦敦，这次袭击导致两千多个地方着火，还炸毁了一百五十多处自来水管道。当时恰逢泰晤士河退潮，所以我们无法扑灭火灾。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所接到的报告称，有数百处火情无法控制，有四处火灾一直持续到13日夜间。这次空袭是整个夜间闪电战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五个码头和七十一处要害地区（其中一半是工厂）被击中。所有主要的火车站，除一处之外，甚至长达几个星期无法通车。直达干线直到6月初才恢复全线通车。死伤人数达三千余人。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次空袭也算是颇具历史性。下议院被毁，一颗炸弹所造成的破坏，我们很多年都难以修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下议院里并没有人。与此同时，我方高射炮部队和夜间战斗机击毁了十六架敌机，这是我们在夜间战斗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一整个冬天在巫术战中所付出的辛劳。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敌人临别前的最后一击。5月22日，凯塞林将空军司令部转移到波森，6月初，他将全部空军调至东部。将近三年以后，也就是1944年2月间，伦敦民防组织才不得不对付一些小型“闪电战”以及随后的导弹袭击。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的十二个月中，我国居民死亡人数达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人，重伤人数达五万零八百五十六人，伤亡人数则共计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

敌人除了用雷达协助高射炮部队作战外，还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像射束这种攻击性的设备研发上，而等他们发现需要一些防御设备时，1941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在大不列颠，我们理所应当地将寻找定位目标的工作交给航空学校，这些学校规模很大，投入也多，最开始我们打算将雷达用于自我防卫。在我们掌握射束技术之后，情况也渐渐好转时，我们就开始研究德国的雷达系统，为的是能在反击时扫除障碍。1941年2月，我们首次发现并拍摄到德国的一个供侦察机使用的雷达站，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接收到了它所发出的电波。这个雷达站位于瑟堡附近。后来，在摄影侦查和特工的帮助下，我们沿着欧洲敌占区西海岸寻找到了近似的雷达站。到了1941年年中，英国皇家空军准备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夜间空袭。若想顺利实施行动，我们就必须非常了解德国的全部防御设施。他们的设施很有可能和我们的一样，依靠雷达运作。在对海岸线一带的德国雷达站进行一番研究后，我们又要逐步回到德国夜间战斗机的防御问题上。这些战斗机的防御范围是以石勒苏益格（丹麦南部）——荷尔斯泰因（德国北部）为起点，穿过德国西北部和荷兰，直达法国——比利时边境。但是，在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的新设施都没有发挥作用。德国的轰炸机部队曾信心满满，要在六个星期之内拿下苏联，然后凯旋。如果真能凯旋，那么这些轰炸机部队在进攻大不列颠时就能够得到更多新的射束站的支持，这些射束站设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拥有更强大的发射器，并且能帮助德国轰炸机冲破英国的干扰，进而准确定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用以干扰和回避新射束的新型发射器，以及夜间战斗机上所配备的经过大幅改良的雷达。然而，德国可能会陷入与苏联的苦战，无法脱身，因此，这阻止了射束战的新一轮角逐。而我们与德国在无线电设施方面所投入的巨大努力还暂未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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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星期日，我在迪奇莱度过了周末。而晚餐过后就传来伦敦遭遇猛烈空袭的消息。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在主人的安排下看起马克斯兄弟主演的一部喜剧电影。在这期间，我出去了两次，询问空袭的情况，据说情况十分糟糕。这部电影非常欢乐，与此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不一会儿，一个秘书告诉我有一个从苏格兰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代表汉密尔顿公爵，想与我通话。这位公爵是我的好朋友，他时任苏格兰东部一个战区的司令，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他有什么要紧的事非要现在和我说，连明早都等不了。他强烈要求和我通话，说是有一个惊人的消息要传达。于是，我派人去请他。他一到就和我说，他单独接见了一个俘虏，那个俘虏自称是鲁道夫·赫斯。“赫斯到苏格兰了？!”。这太不可思议了，可这一消息千真万确。

他自己一个人驾驶飞机，身穿德国空军中尉制服，从德国奥格斯堡机场起飞，跳伞着陆。他一开始说自己叫“霍恩”，因为他着陆时受了轻伤，所以就被送往格拉斯哥附近的陆军医院，而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久，经过多次辗转后他被送往伦敦塔，后来又被转移到了其他监狱，一直待到1945年10月6日。那一天，他在纽伦堡的监狱里和一些旧时同僚重逢，他们都是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等待着胜利者的审判。

我觉得这一逃亡事件并没有什么重要价值。我知道这与事情的发展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在英国、美国、苏联，尤其是德国引起很大的轰动，还有人专门为此写了书。我仅仅把我所相信的真相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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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赫斯是一个相貌堂堂的青年才俊，颇得希特勒青睐，后来他成了希特勒幕僚中的一名亲信。他非常崇拜希特勒，对处在紧急关头的世界性事件也十分有热情。他经常单独陪希特勒吃饭，有时也会与其他两三个人一起。他十分懂得如何揣摩希特勒的内心想法，比如希特勒对苏联的憎恨、对大不列颠的仰慕、殷切希望可以和英国皇室交好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蔑视等。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希特勒，在希特勒闲暇之余，赫斯也是与他会面最频繁的一个人。战争爆发以后，事情有了一些变化，和希特勒一起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三军将领们、外交官，还有一些高级官员也不时加入这个特定的强权圈子。这位副元首感到自己黯然失色。党的指示算什么？这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而非嬉戏的时候。

他发现，在战争爆发以后，他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成为他所敬爱的元首的密友知己。于是，他开始存有嫉妒之心，而这又对他原有的性格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对他这次所采取的行动的价值打个折扣。在这里，他认为所有将领以及一些其他人都和元首关系密切，他们甚至同桌共餐，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但他夫凭借着他无比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一定要带给元首更大的成就和慰藉，一定要比他们全部加起来所做的奉献还要大。他要去英国讲和，他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但他很乐意为实现这一美好愿望而舍弃生命！这些想法虽然天真，但一定不是恶毒和卑鄙的。

赫斯对于欧洲局势的看法是：英国已经被夺取了真正的权益，与德国不再交好，这都是那些好战者搞出来的事，丘吉尔就是其中一个肤浅的代表。只要他鲁道夫能够深入英国的中心，让英国君主相信希特勒一直是向往英国的，那么现在统治着这个不幸的岛国的邪恶势力就会被扫除，很多不必要的苦难也会随之消失。不列颠要怎么存活下来？法国已经被征服了。德国的U型潜艇很快就会破坏英国所有的海上交通；德国的空袭会把英国的工业搞垮，把城市摧毁。

但他能向谁求助呢？汉密尔顿公爵和他的政治顾问豪斯霍费尔的儿子相识。他也知道公爵是皇室事务长，像他这样的人也许每天晚上都能与君主一起用餐，也能与国王推心置腹。这是能直接接近君主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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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德国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通告，其内容是：“看来，党员赫斯还真是活在幻想之中，他居然认为他能促成德英之间的和解……这位空想家成了他幻想的牺牲品，国社党对此深表遗憾。不过，这场强加于德国的战争将会继续，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件事让希特勒十分尴尬。这就好比我非常信任的同僚，一个比赫斯还要年轻一点的外交大臣，偷了一架喷火式飞机，跳伞降落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纳粹党人抓了赫斯的几名副官，权当泄愤了。

首相致外交大臣：

1．总的来说，将他（赫斯先生）当作一名战俘交给陆军部而非内政部处理更为方便；同时，他也有可能是被控诉为犯下严重政治罪行的人。像其他纳粹党的领袖一样，这个人可能是一名战犯，在战争将要结束时，他和他的同党很有可能会被剥夺法律权益。因此，如果他悔悟的话，这对他来说就会有很大好处。

2．此外，现在应该在距离伦敦不远处选一所合适的屋子，将他严格地隔离起来，想方设法研究他的心理状态，问出有价值的情报。

3．应确保他的健康和舒适，为他提供食物、书籍、文具以及消遣。除非外交部准许，其他时间内禁止他与外界有任何接触，也不允许有人来探访。委派特别看守人员进行看守。不允许他看报，也不允许他收听无线电广播。要尊重他的人格，就像对待落在我们手里的将军一样对待他。

1941年5月13日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1．请立刻将与赫斯所进行的三次谈话内容整理成一份详细全面的摘要，尤其要强调我（为下议院）拟好但还未发表的那篇声明中所提到的重要内容。我会将之发给罗斯福总统，同时也会附上一封电报。

2．陆军部提议今晚将他送至伦敦塔，与此同时，也会在奥尔德肖特（英国国会选区）准备拘留他的场地，对此，我已做出批准。

1941年5月16日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外交部代表已经和赫斯进行了三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是在5月11日至12日晚上，赫斯看着自己的笔记，滔滔不绝。可以将他所讲述的内容概括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过去三十年来英国与德国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指出德国一直都是正确的，而英国一直都是错误的；第二部分是强调德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因为德国的潜艇和空中武器之间的配合不断进步、士气愈发坚定，德国人民也众志成城一起支持希特勒；第三部分提出了解决办法。赫斯说，对于英帝国，元首从来没有制订任何与之对抗的计划，英国只需归还德国的殖民地，除此之外，其他不会有任何变化。交换条件是允许希特勒在欧洲自由行动。但是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希特勒不会和现英国政府进行谈判。他故技重施，企图诱惑我们，令我们为暂时保住大部分国土而背叛我们的朋友。

外交部代表问道，他所提出的允许希特勒在欧洲自由行动，这里的欧洲是否包括苏联，苏联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他回答道：“亚洲。”但他又补充道，德国对苏联的一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还对关于德国正计划进攻苏联的谣言矢口否认。

赫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认定德国一定能取得胜利，但他也明白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这场战争将造成很多流血牺牲，也将导致无法避免的毁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能够说服英国人相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么战争就可以结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第二次谈话是在5月14日，赫斯又提出两点：

1．在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德国都会支持拉希德·阿里，同时，他们还保证会将在伊拉克境内的英国人驱逐出去。

2．德国方面在空军配合之下的潜艇战还会继续，直到把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切断为止。即使英伦三岛投降，但只要大英帝国还在坚持作战，对大不列颠的封锁就还会继续，哪怕所有的大不列颠居民都被饿死，封锁也不会解除。

5月15日进行第三次谈话，他只是偶尔语气轻蔑地提到一些关于你的国家以及你们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援助的事情，除此之外，他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我尤其担心的是，他自以为十分了解你们的飞机类型和生产情况，实际上他对此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赫斯的健康状况看起来还不错，他情绪平稳，也看不出有精神错乱的迹象。赫斯声称，这次冒险之举是他个人的想法，希特勒事先并不知情。如果他所说的属实，那么他是想和英国国内“和平运动”的成员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推翻英国现政府。如果他为人老实、精神正常，那就充分显示出德国情报机构的愚昧无知，这也倒是件好事。我们不会虐待他，但是报纸不该过度渲染他个人以及他的冒险经历。我们要记住，对于希特勒所犯下的罪行，他也负有责任。他以后可能是一名战犯，他的命运最终应交由盟国政府审判。

总统先生，以上所述仅供您个人参阅。我们认为最好是让报界继续报道这件事，好让德国人捉摸不透。关押在我们这里的德国军官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大为不安。我认为，德国武装部队一定很不放心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1941年5月17日

赫斯自己对医生所做出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5月22日，他的医生报告说：“他说他一想到1940年德国大举空袭英国的行动就觉得很可怕。每次想起很多妇女和孩子们被杀的情景，他便会极度反感，尤其是在联想到自己妻儿时最为强烈。因此，他想飞往英国，他认为那里有很多反战派，因而可以和这些人讲和。他还强调说，这一举动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是受到一种与日俱增的理想主义支配。”

“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他听到卡尔·豪斯霍费尔，一位占星学家和预言家，表达出与他相同的观点时，他深受触动。豪斯霍费尔说汉密尔顿公爵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这种愚蠢的屠杀行为也深恶痛绝。他补充道，他曾经三次梦见赫斯开着一架飞机，不知要飞往何处。这些话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想必是上天的旨意，让他以和平使者的身份飞到这个国家，寻找汉密尔顿公爵，并将之引见给乔治国王。推翻英国现政府，由向往和平的政党取而代之。他强调自己和统治阶级的‘圈子’没有任何来往，因为这个‘圈子’将会极力阻挠他。可是，他又说不出应由哪些政治家替换现有的统治阶级，貌似他压根不了解我国政客的名字和地位……他讲述了他是如何找到维利·梅塞施米特，并在他的帮助下进行远程飞行训练，为飞往英国做准备；以及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是如何飞抵这里的。他一直说自己没有同党。他在安排航程、规划路线以及掌握飞行准确性等方面都表现得像个老手，因此，他能在距离目的地敦发尔加大概十英里的地方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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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请西蒙勋爵与赫斯进行谈话，于是，他们在6月10日会面。赫斯说：“当元首意识到无法在英国讲情理的时候，他就遵循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的行为准则——‘打仗如果还讲适度，那就是愚蠢的。要打就狠狠地打，打到哪里算哪里。’但我可以证明，元首向来不肯轻易发布这类（让空军和潜艇）进攻的命令，因为这会令他非常痛心。英国人民成为这种作战方式的受害者，他也深感同情……他曾说，即使取得了胜利，我们还是要和战败国达成一致协议，而不是用苛刻的条件压制他们。”赫斯说的这些，主旨大意就是：“我觉得只要英国明白这一事实，就有可能做好达成一致协议的准备。”只要英国知道希特勒是多么仁慈，它就一定会答应希特勒，满足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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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赫斯的精神状况已经进行了多次医学专业鉴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患有精神分裂症，他想在追求权力和地位的过程中以及在对元首的崇拜之中寻求安宁。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案例。他还坚信他能猜透希特勒。如果英国也有相同的想法，那将减少多少痛苦，达成一致意见简直易如反掌！如果德国能在欧洲自由活动，那么英国也能在其帝国范围内自由行动。除此之外，其他的次要条件是只需英国归还德国的殖民地、撤走在伊拉克的士兵以及与意大利停战讲和。实际上，英国已经无路可走。如果英国不接受这些条件，“德国迟早会取得胜利，到那时候就不得不同意”。西蒙勋爵针对这一点回答道：“我觉得英国内阁并不会买账，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压根不缺勇气，威胁对我们来说半点用处都没有！”

赫斯和希特勒的关系多好啊，可他居然不知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而且为此正进行大规模的准备，这实在是令人吃惊，要不然他就是假装不知道。苏联政府对赫斯事件非常感兴趣，他们甚至对这件事做出种种与事实不符的臆测。三年后，我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我发现斯大林对这件事也十分感兴趣。在饭桌上他问我关于赫斯任务的真相，我简单地向他讲述了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情况。我有一种感觉是，他认为德国和英国曾在私底下密谋联合进攻苏联，但这计划泡汤了。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糊涂起来，这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当译员直白地和我说斯大林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时，我回答道：“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说的是事实，希望您可以接受。”而译员也如实翻译。对于这个有点生硬的回答，斯大林报以和蔼一笑。“即使在苏联，我们的特工处也不一定会事无巨细地向我汇报。”我就此罢休，没有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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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整件事情的经过，我很庆幸我不用对赫斯遭到或即将遭到怎样的对待负责。对一个待在希特勒身边的人来说，无论他道德上犯了什么罪，在我看来，赫斯还是具有献身精神和仁爱之心，尽管举止疯狂，但也足以赎罪。他来英国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虽然没有得到当局的许可，但也具有某种特使的性质。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件事：他的行为与医学有关，与犯罪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