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来半岛危机
激战于马来半岛——昔加末——蔴坡之战——我军向新加坡撤退——分散的新加坡防卫部队——我对西海岸海军防务的不满——韦维尔将军对于长期保卫新加坡的质疑——1月15日,我所发电报——没有永久的近陆防卫工事——没有野战防御——三军参谋长进退两难——厄尔·佩奇爵士的干预——“不可饶恕的背叛”——我们将在新加坡奋战到底
前一卷中,我已交代过了马来亚在1941年12月底前的情况。新年伊始,陆军中将希思所指挥的由第九、第十一英印师组成的第三军,在东西海岸受到大规模敌军攻击。敌军从哥打巴鲁沿着海岸公路向南移动,同我军第九师的一个旅在关丹展开遭遇战。西部战线上,第十一英印师在金宝占据山头阵地,一个旅在其左侧防守霹雳河。第八澳大利亚师的两个旅留守柔佛州,其中一个旅驻守丰盛港海滩,敌军很可能在此登陆,直插我军先锋部队背部。目前为止,日军至少派出整整三个师同我方交战。不仅如此,从宋卡集合的日本船只中可以看出,又有一个师即将登陆。说到我军,我们殷切盼望的增援也即将到达。1月中旬,第四十五印度旅,即英国第十八师的主力军,以及五十架“旋风”式战斗机即可抵达。月底,我们期盼已久的第十八师全师和印度派遣至此的部队也要在此集结。
要想在新加坡以南狭窄的海面上保护这些运输船队,我们必须将现有的、除小型舰艇以外的全部海军力量以及所有剩下的战斗机都加以利用。这导致日本空军能够随心所欲地对我方部队和交通线发动袭击。荷兰方面信守承诺,已派出四个飞行中队支援新加坡保卫战,可是这些飞行中队和我们自己的一样,来了也是徒劳。剩下仅有的几架轰炸机却因缺乏战斗机的掩护,起不到什么作用。我军战斗部队的任务是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到来,实现这一目的靠的就是将敌军尽可能地往北引,避免直接冲突,以免对新加坡保卫战造成影响。
接近12月底时,我军曾试图组织一支两栖作战部队,沿着西海岸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势。12月27日,我们的突袭行动很成功。可惜,制空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敌军手上,我方海军部队又较为薄弱,尚未驶出瑞天咸港,就被困住。1月1日,敌军又击毁了从美国调过来不久的一支由六艘快速登陆艇组成的小型舰队。此后,同日本的海战中,我军唯一可行的策略便是躲避。
面对敌人的猛攻,第十一英印师在金宝阵地坚守了四天。但1月2日,日军在霹雳河口登陆后,第十一英印师的退路被切断。希思将军预计在瓜拉雪兰莪,也就是我军后方几英里处发起一次海上袭击。于是,他下令从瑞天咸港调遣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展开海陆联合反攻,但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当晚(1月3日晚,4日凌晨),瓜拉雪兰莪附近似乎又有敌军登陆,但敌军的实力如何却是未知数。事关敌军行踪的情报不仅少而且混乱。无论如何,我们的兵力都不足以阻挠敌军。最后,我军还是退到了斯林河,重新建起一道防线,只留下一个旅守卫西南方,防止敌军从后方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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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连续作战三周,从未间断过。尽管如此,早已力竭的军队还面临着一场无可避免的大仗。1月7日,敌军发动猛攻,我军猝不及防。日军夜间出动坦克,沿着大路前进,突破了防线。我方两个旅都陷入混乱,付出很大代价才突围而出。这次失败,严重影响了我们拖延敌军以等待增援的计划。此外,东海岸线上,第九师严重受挫。关丹一战,这个师中的一个旅造成日军两千多人伤亡后,不得已撤退,此时已全部集中在劳勿附近。如果在西海岸线上继续撤退,侧翼很容易暴露给敌军。
此时,韦维尔将军还在赶赴美、英、荷、澳司令部就任的途中,抵达新加坡后,他视察了前线。为彻底摆脱日军,他下令大举撤退,让新加入的部队或者任何可能集合到的相对较新的部队走在前面,让筋疲力尽的士兵能在后方稍事休整。撤兵目的地为距蔴坡河一百五十英里远的后方,右侧临近昔加末。澳大利亚师的少将戈登·贝内特负责指挥本师的一个旅(第二十七旅)、从东海岸线撤退至此的第九英印师以及刚刚抵达的第四十五印度步兵旅。一直承担战场压力的第十一英印师,将被安排至后方休整。1月10日起,我军开始撤退。经过几场激烈的后卫战后,摆脱了敌军。四天后,建立起新的防线。同时,瑞天咸港的海上基地已被放弃,轻型的残余舰艇也退至本加榄港。1月16日,一小股日军经本加榄港从海上登陆。我军唯一的两艘军舰本可以堵截日军,可现在它们连敌军的影子都找不到。
此刻,载有第十八师主力旅(第五十三旅)以及五十架“旋风”式战斗机的运输船队正在新加坡卸货。船队途经敌人制空范围,一路上历经艰险,在海军和空军部队护送下,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增援部队数量很多,可是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是很明显。第四十五印度旅全是新兵,只有一部分受过训练,而且整支部队从未受过丛林战训练;英国第十八师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三个月,恢复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可是他们一登陆,就遭遇了一场势必无法取胜的战斗。
“旋风”式战斗机被寄予厚望,因为我们终于等来了可与日军抗衡的高质量飞机。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好后,这批飞机便加入了战事。最初几天,敌军确实因此损失惨重。可是,新来的飞行员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没过多久,数量上占优势的日军给我方造成的损失日益增加,“旋风”式战斗机数量骤减。
马来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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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加末—蔴坡一战打得激烈,持续了一个星期。戈登·贝内特将军把大部分兵力安排在了通往昔加末的道路上,堵住敌军前路。另外,他还调遣第四十五印度旅,一个澳大利亚营(后来又加了一个)在蔴坡河下游防守。在昔加末前方的伏击成功,日军死伤上百人。之后的战事愈演愈烈,可是敌军还是死守阵地。1月15日,四个营在蔴坡遭到日本整个禁卫师团的袭击,既有正面攻击,又有来自海上向其侧面发起的登陆战。有段时间,这几个营想从南面杀出一条路来,但还是被包围了。最终,他们被迫抛弃了交通工具,分成好几个小队逃生。这支四千人的军队,只有八百人死里逃生。旅长邓肯、各营营长和第四十五旅各副指挥官全部牺牲。虽然敌军人多势众,又掌握着制空权,可是我军剩余部队仍然没放弃抵抗,为昔加末侧翼和后方的守军及时撤退赢得了时间。为了保证撤退的安全,我方派遣第五十三旅的两个营前来支援,也召集了正在前线后方整编的第十一英印师的部分兵力,以抵抗在本加榄港及其以南沿岸地区登陆的敌军。
如今,我方部队分布在从丰盛港到本加榄港横贯马来半岛南端、长达九十英里的战线上。敌军紧随其后,和我军在丰盛港和居銮展开激烈的遭遇战。但是,决定性的一战又发生在西海岸的本加榄港,两个英国营苦守了五天。那时,所有直达出口都已被堵,我军部队沿着海岸线后退了二十英里。经过几个晚上,海军撤走大约两千名士兵。
这时,日军的大批增援也到了。1月15日,一支大型护航队将两个师生力军运到宋卡后,南下向我军战线中心居銮展开攻势。此时敌军已有五个师驻守马来亚。1月26日,我军势单力薄却勇气十足的空中侦察队发来报告,兴楼海面有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十一艘、运输舰两艘、小型舰艇多艘。而我军全部能用于战斗的飞机加起来也不过二十三架,向敌军发起了两次进攻。日军的护航队在战斗机保护下安然无恙,而我方飞机,特别是老式“角马”式战斗机损失惨重。但所幸我方的出击恰好命中敌军要害,两艘运输舰都被击沉,至少十三架敌机被毁。这次出击是我军空军战斗部队的最后一次英勇作战。第二天晚上,两艘从新加坡驶来的驱逐舰试图出击,但中途遭到敌军截击,其中一艘不幸被击沉。登陆的日军迅速从兴楼沿岸南下,攻打驻守在丰盛港的第二十二澳大利亚旅。于是,1月27日,在我军右翼丰盛港、战线中心居銮以及暴露的左翼展开了密集的战斗。英国陆军中将玻西瓦尔将军决定退至新加坡。到战争最后阶段,所有的人和车辆都必须通过堤坝的道路到达对岸。撤退刚开始时就有将近一个旅的士兵阵亡。剩下的队伍于1月31日早晨顺利通过堤坝,而后便迅速将其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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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当初集中所有力量保卫新加坡,只派遣轻快机动部队牵制日军,阻挡其南下马来半岛,这样是否会更好?这一想法值得商榷。当地指挥官决定在柔佛展开新加坡保卫战,而且要尽可能地拖延敌军,我批准了这项决策。新加坡保卫战不外乎就是接二连三的撤退,既有猛烈的后卫战,也有强有力的支援。参与作战的将士和指挥官都展示出了军人的优秀品格。但是,敌方援军一到,我军就被各个击破了。敌军占尽有利条件:战前就对地形和作战环境进行过详细研究,制定了隐秘的大规模作战计划,指使特务渗透我军内部,甚至还暗藏自行车备用;优势兵力和大量物资储备早已汇集于此,尽管其中有些物资储备并非是必需品;此外,日军各师团对丛林战都十分熟练。
前面已经提到过,日军能掌握制空权,完全是因为我军需要去各处支援,分身乏术,这根本不能怪罪当地指挥官。但是,这却是一个致命伤。我们派去保卫新加坡的主力部队,和自日本宣战以来增派的所有援军都在保卫半岛的英勇作战中消耗殆尽。他们通过堤坝的道路到达主战场时,劲头全无。他们同当地守备队和基地许多分遣队在此会师,尽管作战人数有所增加,但是战斗力没有加强。英国第十八师的两支生力军则经过长途跋涉后刚刚登陆,面对他们的是陌生而难以想象的环境。这支军队被赋予崇高使命,本可以在新加坡保卫战中打响这场关键性的决战。然而,在日军开始进攻前他们已经被损耗,虽然说人数有十万人,但已毫无军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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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可以在附录中看到波纳尔将军在1949年写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完整记载了战前针对新加坡要塞所做的方针,包括1940年8月以及后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时的决策。这些决策说明,应当扩充守备队,尤其要加强空军增援。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这些急需的资源已经用在别处。只有在日本宣战、美国参战后,大规模物资供给才能实现,可惜到那时已经太迟。当地各指挥官要求的增援比三军参谋长想象的多得多,根本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需要。波纳尔将军的备忘录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接下来我想谈谈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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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悲剧发生后,国内立刻就此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我同韦维尔将军和柯廷先生也紧锣密鼓地开始通信。
首相(华盛顿)致韦维尔将军:
如你在电报中所知,我一直殷切希望驻守马来半岛的英军能够尽可能保存实力以保卫新加坡要塞及其柔佛腹地。因此,我十分赞成开展后方战斗,这样不但可以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还可以尽可能拖延时间,破坏一切对敌军作战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阵地不断地因敌军的海上活动而转移。他们不过是搭乘没有武装的轮船、木船或渔船沿着半岛西岸南下,然后从各河港登陆,迫使我们撤退。我军只需派遣一两艘潜艇来堵住敌军可能用到的河口,用四英寸口径的大炮或鱼雷把这些没有武装的运输船队击沉,敌机来时,这些潜艇还可以潜入水底。这样可以在半岛上保护我军西翼,同时能让日军夺取每寸土地时都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你能告诉我当前局势以及可能展开的行动,我将会十分高兴。这样一来,我在同总统讨论战事的时候也便于向他说明情况。
1942年1月9日
针对日军在马来亚西岸进行的海陆两栖作战,我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韦维尔将军的回答如下: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想必您已看过我给三军参谋长发的关于马来亚总体形势的电报。解决我军西翼受到的威胁,最明显的方法就是采取海上行动。我一开始本打算用巡逻船,但是白天他们受到了空袭,因而不得不放弃。最近三个夜晚,驱逐舰“侦察”号从苏门答腊基地出动,现在只剩三艘荷兰潜艇在马来亚作战,所以现今做出安排:从1月12日起,一旦有潜艇从其他军事行动中调回,就立即前往槟榔屿和雪兰莪之间的西海岸作战。
1942年1月10日
我对这一安排并不看好,即便后来收到的更详尽的解释也无法让我满意。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这种情况实在不妙。在马来亚西海岸上,我们在策略上和战场上都完全败给一支周围没有任何战舰的敌军。因此,我们的军队被迫从不同的阵地连续撤退,敌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方军中蔓延着不安的情绪。我们的不足之处很明显。敌军是如何获得所有舰船的?虽然就在不久前制海权还在我们手中,但是现在我们几乎没有船只。其次,我已提过,我们在岸上可能会遭到重型机关枪射击,敌人又是如何占领河岸的?他们不可能在每一个驳船登陆的据点都配备着机关枪。
你一定要派人去搜集更加精确的情报。日本人没有一船一舰,竟然占领了马来亚西海岸,这简直是英国海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失败。很抱歉这份报告无法使我满意,我需要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
1942年1月22日
海军上将庞德作出详细答复。
第一海军大臣致首相:
1.您在1月22日的备忘录中,仅从海军的视角看到了马来亚西海岸的军事行动。但是我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学习到,小船舶需要近海作业的情况下,制空权非常重要,这既是海军问题,也是空军问题。
2.如果敌人这种沿海渗透发生在1914年,我想这还能说是海军没发挥作用。但1942年的情形完全不同……
3.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的:
(1)据总督给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电报,他们在战前已经做好所有安排,将全部舰船运到河流上游,这样敌人连一条小船都得不到。很明显,这项工作做完,军事机构才接到消息称当地已经受到敌军威胁。我们的这个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因为敌军已在我方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穿过丛林渗透到我军内部,到达了我军船只的聚集地。此刻,我们知道所有机动船和其他大部分船只已经被破坏。
(2)失败似乎始于槟榔屿,在这里,“焦土政策”完全不起作用。这样一来,敌军得以虏获的大量船只沿着海岸南下,在那一带,我们毫无防御,再加上敌军在空军方面的优势,我们难以维持现在的局面。
(3)为了从槟榔屿,即距新加坡三百四十英里的地区反击敌军的进攻,我们准备了几只配备轻型火炮的小船,这些都是战争爆发时临时准备的。由于敌军掌握着制空权,船只无法在白天航行,那些试图航行的船只都被击沉。
(4)敌军从宋卡经陆路运来了摩托登陆艇,如今已投入使用。
4.现在的情况是,马来亚的海军少将正竭尽所能壮大巡逻艇的力量。他曾请求过韦维尔将军,派遣荷兰军队予以援助。他也询问过印度政府,希望得到皇家印度海军的协助。此时,并不算强大的空军也正全力增援马来亚海军。
1942年1月24日
我们必须认识到,能有效作战的船只数量仅够保卫增援的运输船队,保证通往新加坡的海路畅通。沿海工事除了几只武装简陋的小船,就是一些装着劣质武器的改装船。面对敌人强大无比的空军力量,我们这几艘势单力薄的船只竟得以幸存。我军并不缺乏勇气,只是没掌握正确的作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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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维尔将军早就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长期保卫新加坡。想要包围整个新加坡岛屿,日军必须先把重型火炮搬上岸,运到据点后进行组装,所以各位读者明白,我多么希望该岛屿和要塞能够顶住。离开华盛顿前,我原想至少还要抵抗两个月。看着我军从马来半岛撤离,我十分忧虑,但是没能有效干预,缓解我军所遭受的损耗。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因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我于昨日,即1月13日,飞抵新加坡,然后驱车前往昔加末会见希思和戈登·贝内特。战事正在按计划进行,但是由于在吉隆坡以北的战斗中,敌军的前进速度比我想象中更为迅速,第九师和第十一师在人数和士气上都受创严重。新加坡之战成败悬于一线,如果运气好,运输船队便能安全准时抵达,颓势还来得及挽回。昨日,在持续不断的大雨掩护下,重要船队安全登陆,敌军的作战计划也因此受到阻滞。戈登·贝内特和澳大利亚士兵个个精神饱满,我确信他们能够给敌人当头一棒。
194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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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近陆防务及其抵御敌军包围的准备工作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为确保其顺利进行,我还是发了以下电报:
首相(华盛顿)致韦维尔将军:
1.万一你们被迫退到岛上,后果将会如何,请告诉我你的看法。
2.保卫这个地区需要多少兵力?有没有办法像上次在香港一样,阻止敌军登陆?靠近陆地一带有没有防御工事和障碍物?你有没有把握仅凭要塞大炮就能阻止敌军部署攻城炮兵?如果万事齐备,闲杂人等又将如何安排?我一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把这场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我还希望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3.我们这里所有人看到你发来的电报后,都感到十分高兴,大家感受到了你们面对这场艰巨任务时的信心。同我们一样,美国朋友也非常信任你。
1942年1月15日
回到伦敦后,我才接到韦维尔的复电。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近日,在新加坡逗留之际,我讨论了该岛的防御问题,并要求对此做出详细计划。近期所有计划都旨在击退海上袭击,并牵制柔佛及其以北的敌军;尽管已经安排了炸毁堤坝的道路一事,但针对新加坡北部建筑防御工事以阻止敌军横渡柔佛海峡一事,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重型要塞大炮可以向多个方向开炮,但平直的弹道使这些大炮难以发挥其用,因此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压制敌军的围攻炮队。供应情况尚属满意,为防拥挤,命令已经传达下来,将空军设施和储藏品迁至苏门答腊和爪哇。收到详细计划后会立刻向您传达,接下来的作战计划大半要看空军形势而定。
1942年1月16日
19日早晨,我读到这份电报,大为惊讶,悲从中来:在海军基地和城市的向陆一侧竟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加以掩护。更骇人听闻的是,开战以来,特别是自日军在印度支那安顿下来以后,没有一个司令官采取过任何像样的措施。甚至连野战防御工事这等大事都无人问津。
根据我对战争的所见所闻分析,我相信,凭借现代装备,只需短短几个星期便能建立起强大的野战防御,也足以用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限制或分流敌军的进攻。可是,我从未想过我军竟没有建立任何永久性分离式炮台,来保卫这个著名要塞的后方。然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在现场的指挥官和国内的专业顾问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迫切的需要。从来没人向我提出过建立防御工事,即使是那些看过我电报的人。我所发的电报都基于一个错误前提,即防御工事早已完备。我曾翻阅过1877年普列文战役的相关资料,那个时代还没有机关枪,就在土耳其军队陷入俄国的重重包围时,土耳其大军就在普列文临时筑起了防御工事;我还在1917年考察过凡尔登,那些驻扎在分离的炮台里和炮台之间的野战军早在一年前就创造过光辉的战绩。我相信敌人为了粉碎新加坡各个强有力的据点,定会被迫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可是由于困难重重加上长时间的耽搁,炮兵部队肯定难以集中,军队也难以沿着马来亚交通线集结。而现在,这一切突然化为乌有,我眼前只有一片狼藉,岛上空荡荡的,只剩下疲惫不堪的军队不断撤退至此。
我写这些并非是为自己开脱。我和我的顾问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些;你们也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我也应该问问你们。我问过上千个问题,恰恰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新加坡向陆一侧竟会没有防御工事,这和一艘战舰下水时竟没有船底有什么两样?我知道针对这次军事上的失策一定会有各种理由:一是军队既要忙于训练,又要在北马来亚修筑防御工事;二是民工短缺;三是战前财力有限和陆军部的集中管理;四是陆军的作用是保护该岛北海岸的海军基地,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在北岸前线作战,而不是沿岸作战。我认为这些理由都不一定成立,防御工事早就应该建立起来。
我当下的反应是要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我立刻口授备忘录,内容如下: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我必须承认,韦维尔将军16日发来的电报及其他电报所提到的同一个问题,使我震惊不已。我在航行时,和约翰·迪尔爵士讨论过此事,我们从未想过新加坡要塞附近的大峡谷有半英里到一英里宽的护城河完全没有设防,无法抵御北部的攻击。如果不把该岛建设成一个堡垒,那么把它当作要塞还有什么用?构筑一条独立防御工事,使探照灯、交叉火力点和处于低洼地带的电线网和障碍物相结合,同时准备充足的弹药,保证足以压制敌军在柔佛的大炮,这是和平时期的初级准备。在一个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要塞没有这样的设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真是如此,在这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不是更应该把必不可少的野战工事建好吗?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竟没有一个人向我提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在最近两年发出的备忘录中屡次强调要建好野战工事,而且我数次强调,我们需要依靠新加坡岛的防御设施,而不是克拉地峡的计划,去抵抗正式围攻。此时,我们必须保护好英国所有要塞,以防后方登陆的袭击,朴次茅斯的波次唐山要塞的沦陷印证了这些盛传已久的战略准则……
2.仅靠几座向海炮台和一个海军基地,不能构成要塞,要塞是四周完全设防的坚固阵地。仅仅只有向海炮台而没有堡垒或固定的防御力量保护后方,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不可原谅的。由于这一疏忽,整个要塞的命运都掌握在一万名乘坐小船强渡海峡的士兵手中。我提醒你,这事如果暴露的话,会是最大的丑闻之一。
3.正值柔佛战役打响之时,应当立刻作出最妥善的计划,计划应当包括:
(1)设法在北方战线运用要塞大炮,优先使用普通炸药,如果没有,就使用一定数量的烈性炸药。
(2)在任何敌军大批集结的登陆点,埋地雷,筑路障。
(3)在栲树丛生的沼泽地及其他地方架设铁丝网,设陷阱。
(4)修建野战工事和据点,用来进行野炮和机枪的交叉射击。
(5)在柔佛海峡或者在火力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收集并控制所有种类的小船。
(6)在海峡每一端配置野炮,小心加以掩蔽,并装备探照灯,全力消灭任何企图进入海峡的敌船。
(7)建立三到四支机动部队的核心力量,以预备反攻。我军一旦被逐出柔佛,即可在此基础上建立军队。
(8)应征召全体男性居民建筑防御工事,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务必使锄头、铲子物尽其用。
(9)不仅要想方设法保卫新加坡,全岛必须抗战到底,直至每一支部队,每一个据点都被击破。
(10)最后,必须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堡垒,我军必须誓死保卫到底,绝不能投降……
1942年1月19日
三军参谋长作出以下指示:
三军参谋长致韦维尔将军:
你们应当考虑到,柔佛战役可能最终发生不测,你们必须全力以赴保护该岛,要点如下:
1.要做好充分准备,利用要塞大炮抵御向陆一面的袭击,并且组织有效的射击部队。检查储备是否充足时,一定要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烈性炸药。
2.从海峡通往陆地的必经之路、岛上的登陆点以及出入口,要布好铁丝网、地雷、陷阱或者利用其他可行的方式,用以堵截敌军。
3.将一部分保卫海滩的大炮和机关枪从南部运到该岛的北部和西部去。
4.在该岛的火力范围内,海峡内外的所有船只或小船都应该全部由我军掌控,否则只能销毁。
5.防御必须基于地区体系,因为地面防御必须堵住最危险的进犯通道。鉴于在沼泽地选定位置部署海滩防御难度较大,我们应该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部队以便快速反攻,还应该在腹地建立一个交通壕网,防止敌军在成功登陆后扩大阵地。同时,为了修筑各种防御工事,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民工和工兵的力量。
6.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夜间突袭。日军战术灵活,机动性强,所以要再度侦察那些看似不太可能的登陆点。
7.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在柔佛机场、新加坡机场以及其他敌军可能登陆的地方做好防御工作。同时,必须充分利用好皇家空军人员,严防报告所指正在印度支那整装待发的日本空降兵。
8.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疏散并管制平民,并镇压“第五纵队”的一切活动。
9.在本地防卫计划中,我们必须将参加固定保卫工作的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并分配任务。
10.全岛应该覆盖最佳信号进行通信,也要同苏门答腊机场建立联系,那里可以作为近距离支援飞机的基地。
11.(我们)意识到以上提到的要点中的很多已经采取行动,如有进一步报告,我将感激不尽。其他还没开始的应立即开始,切勿拖延;应立即采取各项措施,为长期守卫工作做准备。
1942年1月20日
同时,我也已致电韦维尔将军。
你现在既已担任美、英、荷、澳四国的西南太平洋最高统帅,我肯定不能直接向你下达指示。美国总统将向你下达行动命令(我希望越少越好),并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转达。虽然如此,希望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以便随时问问题或提建议,尤其是涉及新加坡要塞防御问题时。你必须本着这一精神阅读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给你的有关新加坡岛防御的电报。你的电报使我不安,在这里我想非常清楚地指出:我希望寸土必守,就算战争失利,也要毁掉所有物资和防御设施,防止敌人得到。在满目疮痍的新加坡市进行最后一轮殊死搏斗之前,决不能考虑投降。
1942年1月20日
我也致电给三军参谋长: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缅甸增援一事确实应由最高统帅处理,但是三军参谋长应发表意见。显然,没有任何事情能分散我们对新加坡战役的注意力,可是一旦新加坡沦陷,将兵力尽快转移到缅甸还是可能的。作为战略目标,我认为保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留守新加坡更为重要。
1942年1月20日
三军参谋长致玻西瓦尔将军(新加坡):
战时内阁讨论了马来亚的最新形势。
有报告称,日军陆续在马来亚西岸,即我军战线后方登陆,这使内阁成员大为不安。希望当地海军部队能及时部署,有效应对非武装敌船的入侵。烦请详细报告已经采取的行动和你们的打算。
另一个被讨论的问题则是新加坡岛的供水问题。要时刻谨记,香港就是因水资源短缺而投降,你能保证新加坡即使同马来半岛隔绝,也能维持下去吗?
一个月前,总督奉命尽量疏散新加坡的闲散人员。请电告已经疏散的人数和计划。
1942年1月21日
* * *
21日早晨,一觉醒来,我就看到韦维尔将军的电报放在我的公文匣最上面,电报称新加坡保卫战前景渺茫。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我派遣至新加坡研究该岛防卫计划的官员现已返回。我们正在拟定该岛北部的防卫计划。要想有效防卫该岛,得派出同防卫柔佛所需相等或更多的兵力。我已下令让玻西瓦尔在柔佛坚守到底,万一柔佛战役失败,就要制定出计划,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可是我必须提醒您,一旦柔佛沦陷,新加坡岛可能坚守不了多久。我方的要塞大炮专门用于攻打敌船,大部分弹药也仅用于此,有许多大炮还只能向海面射击。部分守卫队已调至柔佛,多数留下来的部队也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很抱歉,给您描绘了一片黯淡前景,但是我不想让您对现在的局势还心存幻想。新加坡修建的防御工事完全是用于海面攻击的,我仍然盼望柔佛能坚持到下一批护航队抵达的时候。
1942年1月19日
随后我又接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波纳尔将军致首相:
由于形势日趋恶化,韦维尔已火速飞往新加坡。
蔴坡一线战场形势混乱,但是四十五旅和第二澳大利亚营正撤离巴克里地区,等待着与第五十三步兵旅会合,他们的任务是攻下本加榄港以北八英里的巴荣山。右翼军队现已撤至昔加末河后方,今晚将抵达拉比斯。
韦维尔将会电告他何时回来。
1942年1月20日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1.今日飞抵新加坡会见玻西瓦尔、希思和西蒙斯。
马来亚形势急剧恶化,整个第四十五印度步兵旅和两个澳大利亚营被阻截在蔴坡以东的巴克里,显然,它们不能全身而退。第五十三旅在巴克里以东二十英里的巴荣地区作战,损失惨重。
2.根据南部地区的作战情况来看,昔加末—拉比斯地区的军队很有必要撤退,他们必须先向柔佛撤退,最终撤回岛上。
3.我们正利用仅剩的宝贵资源紧锣密鼓地推进保卫本岛的准备工作。保卫战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以下几点:从柔佛撤回的军队人数和士兵状态;增援抵达情况;空军的作战能力。如果诸事顺利,保卫时间有望延长。
4.新加坡今早遭到两次轰炸,每次都有约五十架敌机参战。损失情况尚未可知。
1942年1月20日
韦维尔将军也就我20日所发电报作出答复,但直到晚上我才拿到这封回电: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我很高兴您愿意继续同我交流意见。
2.我希望您不要对新加坡岛的防守产生误解。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该岛仅仅针对海面攻击做出防御。我们已研究过三军参谋长在电报中的几点建议,并尽可能加以执行。
3.我希望印度步兵旅和剩下的第十八师都能尽快增援新加坡。这样一来,除去损失的兵力,加上我们,还有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守卫新加坡。后续增援可用于保卫势单力薄的爪哇和苏门答腊岛。关于此事,我们正在和荷兰方面商量兵力的调遣细节。
194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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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维尔19日的电报引发了我的思索。我一直都想着如何鞭策我军,甚至不得不强迫他们严守各岛屿、要塞和城市,除非政策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否则,我会一直秉持这个态度。但是现在我开始更多地考虑缅甸,考虑从那里派往新加坡的援军。他们有可能会遭受厄运,有可能半路被转移。现在让他们调转方向,一路向北边的仰光行进还来得及。因此我起草了如下备忘录致三军参谋长,并且把它及时送至伊斯梅将军手中,以供他们在21日十一时三十分开会之用。坦白说,我并未完全下定决心,全靠我的朋友们和顾问们的支持,在这重要关头,大家都在受苦。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针对韦维尔将军带来的噩耗,我们必须在今晚的国防委员会会议上重新研究一下现在的局势。
我们犯下的错误恰恰是我一直所担心的,为此我在乘船启程时还专门发过一封让你们留意的电报。我们本可以在柔佛,或者是沿着新加坡海岸筑一道坚固的防线,然而现已被敌人各个击破。向陆一面,没有任何防御。对敌军在半岛西海岸的包抄,海军也没有采取任何防御。韦维尔将军曾表示,新加坡保卫战远比赢得柔佛之战所需的兵力更多,柔佛之战几乎没有胜算。
韦维尔将军的电报透露出,他对延长防御时间不抱希望。显然,这样的防御是以牺牲正在赶来的援军为代价的。如果韦维尔将军仍旧怀疑是否还能再拖上几个星期,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要立刻炸毁各码头、炮台和工厂,集中一切力量保卫缅甸,并确保滇缅公路畅通无阻。
2.依我之见,我们现在就应正视该问题,并坦率地向韦维尔将军提出我们的意见。如果海军和陆军的破坏工作做得彻底,新加坡(对敌人)便无利用价值,西南太平洋上的港口似乎才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缅甸一旦沦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会切断我们同中国人的联系,要知道,在同日军交战的这么多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由于我们一时糊涂,加上优柔寡断,不肯做出放弃新加坡这个无情的决定,很有可能会使新加坡和滇缅公路都落入敌军手中。很显然,这一决定取决于新加坡岛的坚守时间,如果只能守几个星期,那就不值得牺牲我们全部的援军和飞机。
3.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一旦新加坡失守,科里几多尔也必然难逃厄运,印度也会受到很大冲击;只有强大的作战部队的到来和缅甸之战的成功才能保卫印度。
请在今天早上斟酌一下我的意见。
194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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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参谋长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当晚召开国防委员会,当我们做出这一重大决定时,大家都犹豫不决。韦维尔将军作为盟军最高统帅,要负直接责任。我个人认为,问题十分棘手,我不能再死守自己新的看法。其实当时我本应坚持自己的看法的。谁也没料到防御只坚持了三个多星期。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会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另做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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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代表厄尔·佩奇爵士当然是不会出席参谋长委员会的,我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不知通过何种渠道得到了我给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看完后他立刻发电报给澳大利亚政府。1月14日柯廷先生来电,电报中不乏责备。
柯廷先生致首相:
今天战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马来亚局势,讨论结果如下:
……据佩奇报告,国防委员会正在考虑从马来亚和新加坡撤军。各方都曾做出保卫新加坡的保证,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撤军均被视为不可饶恕的背叛行径。在大英帝国和地方防务体系中,新加坡是一个中心要塞。我在电报中说过,必须坚守新加坡要塞,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主力舰队的到来。
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援军转移时也应考虑荷属东印度,而非缅甸,其他的做法都欠妥,而且还可能促使荷属东印度单独媾和。
各国都遵照协定,源源不断向我方输送援军,我方也切实执行了协议中规定的职责。我希望不要因撤军而阻挠整体战略目标。
马来亚的形势和拉包尔之战,引发民众不安情绪,人们普遍认为盟军软弱无能,不能遏制日军进犯。政府意识到,其职责就是要让民众做好抵抗敌军侵略的准备,同样也要向民众解释为什么不可能阻止敌军向我方海岸线进犯。因此,我们有责任深入探讨当前形势下的一切可能性。澳大利亚人民志愿参军,服役海外的不在少数,他们很难理解当他们的战斗力大为削弱,当大英帝国的声誉和同盟国之间的团结都遭到严重破坏,已经到了难以弥补的地步时,他们为何还需苦苦等待局势改善。
1942年1月23日
马来亚
柯廷先生的电报措辞严厉,文风与往常迥然不同。他所谓的“不可饶恕的背叛”,同实情或当时的战况完全不符。大祸临头,我们能躲得了吗?如何才能平衡得失呢?那时主要军队的命脉还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用现实的眼光看这些问题,就无所谓“背叛”之说。况且,澳大利亚战事委员会也没能审时度势,纵观全局。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要求我们放弃缅甸,因为事实证明,缅甸才是我们唯一可以保住的地方。
有人说柯廷先生的电报对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不够准确的。如同我曾建议的那样,如果我们早在作战方针上达成共识,就应向韦维尔将军坦率直言。可是我在会上感觉到,一提到放弃远东的这个重要据点,反对的呼声高涨。美国军队正在科里几尔多顽强奋战,英国要在这个时候“临难而退”,这对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将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任何纯粹的军事决定都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或默许后,我们还是决定竭尽所能提供增援,防卫新加坡。作为增援部队的第十八师,有一部分已登陆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