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与责任感

和其他领域相比，医疗服务业对责任感这一话题最为敏感。专业和监管机构与第三方付费方均对医疗机构的护理质量提出有关要求，患者及其家属亦期待能享受到优质服务，而实现优质护理的关键在于让医护人员意识到患者结果是与循证干预息息相关的。

大部分可获得的信息表明，消费者并不总是能得到恰当的护理（IOM，2001）。公众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不会降低他们的期望，即他们对医疗护理的投资能得到高质回报。当今时代强调责任感，人们对质量和成本的关注是医疗的推动力；因此，护理人员和其他的专业工作者都必须带着责任感工作（McQueen & McCormick，2001）；这种责任感已经成为了医疗服务的焦点（Pronovost，2010）。在这样的环境中，护理人员、医生、公共健康研究者等人士探索着不同实践方法的效果。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护理人员和其他医护工作者不断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政府及社会督促医疗服务提供者把当下有效的干预措施作为实践依据（Zerhouni，2006）。2011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主任Francis S. Collins博士提出建立美国转化科学发展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Collins博士强调了在日常工作中应用基础科研成果的重要性（Collins，2011）。开展EBP工作不仅是对这一号召的响应，也是为持续缩小研究与实践差距所应采取的合理措施（Grady，2010；Titler，2004；Weaver，Warren，& Delaney，2005）。

鉴于护理人员要对自己提供的干预承担责任，EBP这一系统化的决策方法不仅能解决最佳实践问题，也与责任制护理工作相互融合。如果医护人员在实践中考虑到可获取的最有力证据，那么患者更有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得到恰当的治疗。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十分复杂，EBP的相关定义与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并且会根据所用理论框架的不同而变化。尽管如此，EBP是各方合作努力的成果，它仍然是转化证据的最实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