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化的中国现代小说

由于叙事是在文学语言之中展开的，这一基本条件就使小说文体的戏剧化得以进行，而小说因为戏剧的剧本因素的加入所造成的文体空间多样化（有学者也谓之非文体化），绝不仅因为叙事是小说文体和戏剧剧本文体的共同因素，还因为戏剧的剧本文体和小说文体的亲缘关系。早有学者考证，从艺术类型史上看，作为文学语言的叙事文体，戏剧的剧本文体要早熟于小说文体。比较成型的小说在中国大约形成于唐代（公元8世纪），即唐传奇；而欧洲则更晚，一直到14、15世纪以后，即文艺复兴时期。而戏剧的剧本文体却早已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成熟，那时的古希腊曾诞生了不少举世闻名的喜剧家和悲剧家，他们创作的戏剧的剧本文体对于后来产生的小说文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相较而言，西方小说文体与戏剧的剧本文体的亲缘关系大概要近于诗歌和散文文体，也因为它们有这样的亲缘关系，中外许多作家和小说家对戏剧及其表现手法都十分看重。别林斯基就曾说：“小说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¹⁾在小说之中借鉴、吸收一些戏剧方面的因素，对小说及其文体的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一点中国现代小说家大都是了然于胸的。比如鲁迅，他在1934年底翻译了西班牙小说家P.马罗哈的《少年行》之后，就曾在译者附记中说这是一篇“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形式的小说”。“因为这种新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翻译了出来。”接着他就创作了戏剧历史小说《起死》，并且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自觉地融进戏剧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些现代小说家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之中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小说文体的戏剧化，这无疑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小说的文体空间。而这里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文体的戏剧化主要是指小说叙事的场景化和叙事表现的对话化以及叙事的写意化等。